（一）利益分化严重，容易激起不同利益主体的不满情绪，削弱执政党的群众基础
从总体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这里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贫困阶层，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阶层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人们评价社会进步及对社会进步的满意度，既看纵向的历史对比，也看横向的现实对比。中国市场经济打破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从而造成一部分人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与此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同阶层和群体在改革中所获得的利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非法致富造成的收入差距，虽然是局部现象，但它却会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利益分化必然加剧大众社会心理的价值冲突，出现所谓“该富的没有富，不该富的却富了”的消极情绪，从而怀疑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性，怀疑“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5]各个阶层、不同群体之间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必然会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长期下去就会使他们丧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斗志和发展动力。此外，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攀比心理、不平衡心理，造成群众越比越不平，越比越失望，导致心理失衡，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利益主体更加容易出现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上频频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怪异现象。这种不满情绪不利于凝聚人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执政基础的巩固。
（二）利益分化严重，容易导致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执政党协调社会的难度
“利益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子，利益矛盾是其他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向各类矛盾的主导性矛盾。”[10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开始由国家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倾斜，地方财力增大，个人收入增加，这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在局部出现，这加剧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于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干群矛盾凸显。在整个社会矛盾的复杂体系中，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既是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政策的执行者。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难免要触动一些人的原有利益，影响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这样，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直接指向各级政府和党政官员，使得干群矛盾突出和尖锐起来。此外，部分领导干部中出现的腐败行为以及官僚主义的广泛存在，又加剧了干群矛盾的尖锐化和激烈化，成为群众情绪失控、行为失范，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导火线。其次，矛盾的群体性增强。“大规模的利益调整和分配政策的变动，使受影响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层人、一群人。”[107]这样一来，矛盾的群体性和尖锐性增强。过去，这些群体上访大多情绪比较温和，多数只在本地区、本系统、本企业，现在则出现了越级上访、集体上访、跨区域串联上访，聚众围堵、阻塞交通、卧轨拦车，甚至爆炸、自戕、自焚、自杀等恶性事件。再次，行为失控增加。由于贫富悬殊，会导致那些合理利益得不到满足的利益主体采取非法手段来获取自身利益，从而导致社会治安恶化、违法犯罪猖獗，社会不安定不和谐因素增加，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这一切都增加了执政党协调社会、整合社会的难度。总之，贫富悬殊和利益分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利益分化严重，容易刺激利益主体的最大化需求，加大执政党利益满足的难度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和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不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加之，各种先富后富的政策和思想唤醒和强化了人们的利益意识，追求个体的正当利益在社会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各种利益主体的自主权在不断扩大，不同的利益主体出现了不同的利益追求。“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在利益关系的分化整合中各利益群体都把实现自己最大化利益的期望寄托在执政党或政府身上，党和政府似乎承担着无限的责任。然而，事实上任何政党或政府都不可能当然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也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高水平的绩效。”[108]因为“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令人满意的，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的规模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具有周期性，它既有繁荣的时期，也有疲软的时期”[109]。即使能保持较好的政策绩效，受益群体或政策覆盖面的局限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均，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都得到满足。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政绩的困局”，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正如阿尔蒙德所提出的，“政治体系如果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高涨的社会期望，行动就会陷入困境”[110]。此外，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使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又是不一致的。由此构成的矛盾，便向执政党提出了如何代表人民整体利益与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的重大挑战，成为执政党整合社会、巩固执政之基的重要体现。因为执政党整合的重要作用在于弥合社会各方面之间的裂缝，消解它们的矛盾，减少社会冲突。可见，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对于社会整合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难度也就越大。
第三节民主诉求增强与权利整合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和利益结构调整的白热化时期，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诉求大大增强，这就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权利整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一、社会转型期民主诉求增强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在客观上激发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广大民众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实际上，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社会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在转型期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对社会政治资源进行再整合、寻找再认同的推动者角色。客观上讲，正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分化导致了人们不断追求如何能够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为其经济利益的实现打下政治基础。[111]在经济利益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的利益预期，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以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例如，工人阶级要求保证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有的工人侧重要求民主管理，有的工人侧重要求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等。再如，广大农民一方面要求在政治上得到保障，保证其工农联盟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要求消灭经济上和文化上存在的城乡差别。又如，我国社会新涌现的拥有相当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他们在获得经济成功后，便会努力寻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的政治要求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对其确定的地位不变，并通过自身的经济资源来获取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包括参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建各种各样的行业团体和行业组织等方式，以合法的途径和有效的渠道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满足自身的民主诉求，并融入到各级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中去，表达自身的政治意愿。又如，发达地区群众要求党和政府保护其既得利益，并保证使其仍以较快速度发展，而不发达地区则要求党和政府制定倾斜政策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我国的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处于比较落后、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除了要求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倾斜政策帮助和支持其发展外，还力争其他更倾斜、更优惠的民族政策等。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从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人们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寻求自身利益诉求的更多合法实现渠道和有效实现形式。而作为执政党，其利益表达功能有待于强化、利益表达渠道有待于拓宽、对人们的民主诉求有待于进一步满足。
二、社会转型期民主诉求增强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诉求大大增强，给执政党的权利整合提出更高要求。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状况凸显的呢？笔者认为，一是经济领域的转型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二是社会管理体制开放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三是自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一）经济领域的转型和利益主体多元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人们的各种利益需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和束缚，社会利益主体单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简单，可概括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最重要的转型就是经济领域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迁和转化。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市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这必然导致原来单一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产生分化，利益均等化的态势被逐步打破，利益关系从统一走向分解，利益单元个体化、利益源泉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与普遍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日益宽松，使原来压抑、控制人们追求利益的力量大大松弛，人们头脑中的利益意识觉醒了，开始摆脱对国家和集体的绝对依赖，进而合理合法地、理直气壮地追求其自身利益。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地从同质向异质转化，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数量各异、利益诉求程度各异、层次不同的利益群体。此外，新的利益主体的产生，一些社会成员从原来的阶级阶层中分离、分化出来，产生了不同于原阶级阶层的新兴阶层和利益群体。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并且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发展空间的扩大、利益主体的多元、就业渠道的拓展、生存手段的增多，使传统社会和传统体制下对人们充满吸引力，以至于不惜牺牲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而心甘情愿加入趋附的权力本位或官本位，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松动和弱化。总之，经济领域的转型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人们民主诉求增强、独立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
（二）社会管理体制开放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管理体制开放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则为社会成员民主诉求的增强和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政治空间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单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松动了，人们随之开始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和转变，在城市里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的深入改革和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兴起，在农村里主要体现为人民公社制度的迅速瓦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幅度推行，这一切使得中国共产党凭借和利用行政化的“单位制”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控制受到了巨大的削弱。此外，中国共产党坚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果断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前用批判、压制、打击等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当做法，宪法和法律对各级政府机构职责权限的规定和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尊重和保护，都使人们民主诉求增强和独立人格形成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三）自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自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为社会成员民主诉求的增强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和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熏染下，人们的自由发展、人格独立和行动自主正逐渐代替依附顺从、唯官唯上等内在价值取向。除此之外，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直接促进人们民主诉求的增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人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与此相应，具有较强独立观念和政策思考意识的人们不断增多。而良好的文化素质对于人们民主诉求的增强和独立人格的形成来说，既是必要的前提，也是极为有效的“助长剂”。[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