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他的小名儿，他的大名儿叫蔡祖忠，我从来不叫他大名儿，小的时候小名儿叫惯了，以后总也改不了口。
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嘱咐他长大了要热爱和平，不要热爱斗争。然而他还没有长大，他刚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咕咚一声，就掉在了阶级斗争的旋涡里。那个年代，光你爱好和平是不起作用的，人家都要搞阶级斗争。和平的父亲会做一点生意，就成了资产阶级投机倒把分子，又叫资本主义的尾巴，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两人都下决心要把这根尾巴割掉。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一到没饭吃的时候，有人就把他一绳子捆起来，脑壳上扣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押到台上进行批斗。不过批了斗了，贫下中农还是没有饭吃，灵个狗屁。
因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儿子，和平初中读完以后，就不能再读高中了。再读高中必须要大队党支部推荐，大队党支部怎么会推荐一条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呢？别做梦了，挖地去吧。问题是和平太小了，不懂事，他还想读高中，还想读大学呢。
和平小时候长得好，大眼睛，浓眉毛，虎头虎脑。心眼又机灵，手脚也麻利，乒乓球打得很凶，呼哧一拍子杀过去，想落在哪里就落在哪里，老师都接不住。但他越是这样越是上不了学，资产阶级那边的人，让他学得又能文又能武的，一颗手榴弹扔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了怎么办？
他在家里闹着要上高中，闹得鸡犬不宁，他的姐姐怀着一线希望，跑到学校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忙想个办法。那时候我在东方红学校带初中，本人也是初中毕业，我说连我都没有上过高中，这个办法怎么想呢？
她说你是老师，你能想的。
和平的姐姐叫陕湖，因为母亲是陕西人，父亲是湖北入。她也是读完初中，在父籍湖北读不了高中，后来高中是在母籍陕西读的。这件事有点怪，只隔着一道残缺不全的楚长城，秦国那边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比楚国这边要友好得多，还允许人家的后代多学点文化。，不过陕湖还是希望和平的高中能在这边读，这边的高中有两张乒乓球台子，水泥做的，这是和平闹着要上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人之托，我就开始给和平想办法了。我先向大队会计打听，大队：觉支部的公章是谁管着的，大队会计说当然是大队书记，除非县里开三级干部会，才临时交给副书记管。我又问大队会计，有事要盖公章，是不是要到大队部去盖呀？大队会计说，狗鸡巴，他成天把公章别在裤腰上，出门就别出门，回家就别回家，他就是党支部，党支部就是他！
太队会计说得气忿忿的，原来他也是党支部的一个成员，他认为大队书记一手遮天，独占公章，违备了党的原则，当然也让他没有空子可钻，心里意见很大。大队书记姓李，叫李兴仁，小名水牛，是个秃子，人们当面喊他李书记，背后却厍水牛和秃子代替他的尊称。掌握这个情况以后，我让和平去高中要了一张推荐表，趁着水牛秃子李书记那晚不在家，我带着另一个年轻老师，晚上跑到他家对他老婆说，蒋堰高中有一张学生调查表，调查这个大队的学生署假期间表现怎样，我们只管选好的填了，说都是李书记教育得好，现在要盖一个章子，今晚就得送上去。
书记娘子一听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举了一个公章出来，说她没有文化，不晓得盖在哪里，麻烦我们帮着盖一下。我也不再说要醮印泥的话了，接过章子在嘴里呵一口气，稳稳当当地按在了表上。书记娘子那晚的表现特别好，还给我们一人泡了一杯糖水，直催着我们喝：喝喂，喝喂，放的有糖！
和平上了高中不久，李书记就发觉情况不对头，那个投机倒把分子的儿子怎么能上高中？谁个叫他上的高中？上高中不是还要大队党支部的推荐吗？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后来就怀疑问题出在那天夜里，出在他老婆给我盖的那个公章上。
但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和平在高中已经打起乒乓球了，还当选为跟兄弟学校打比赛的种子选手。高中归公社管，又不归大队管，再说他这个书记也只能是怀疑，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到哪里去调查呢？他只有隐在心里恨我，直想寻个理由把我赶出学校。
这个书记到处造谣，说我跟和平的姐姐陕湖谈恋爱，把大队党支部的公章骗走给她弟弟盖了，让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女跟无产阶级的子女一道去读高中。其实当时我只有二十岁，陕湖只有十七岁，我们根本没有往那上面想，我一心想的是早些离开这里，远走高飞，半夜做梦都梦见自己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帮助和平上学，是因为他的姐姐找到了我，而我又答应了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活在世上是要讲信用的。同时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少年不读书怎么行呢，有人要野蛮地剥夺他读书的权利，太不公平了，我们硬的斗不过人家，还不许我们用一点儿阴谋诡计吗？
和平高中还没毕业，我就离开了东方红学校，离开了水牛秃子李书记，到一个茶场知青点去集中了。
很多年后，我带着北京的妻子和儿子回老家探亲，过去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都到我父母家来看我。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进门客气地告诉我说，他们蔡局长刚才从陕西打来一个电话，说他明天就赶回来，请我到他家里坐坐。我问他们蔡局长是谁，年轻人说叫蔡祖忠，我又问蔡祖忠是谁，年轻人说是水电局的副局长啊，我还要往下问，年轻人就笑了说，看来您是把他忘了，他说当年他上学还是你帮的忙！
原来是和平呀！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我说明天我一定去！一定去！
年轻人是和平派来的司机，第二天他开了车来接我，连同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子，全家人一车子开到和平的家里。
和平的姐姐陕湖也在，样子变了，主要是胖。和平的妻子却显得娇小玲珑，儿子长得基本上像他那个时候，大眼睛，浓眉毛，虎头虎脑，有点儿不同的是那一双大眼睛的眼尾往上挑着，像京剧里的英雄人物，生活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眼尾。年龄大小跟他当年差不多，一问果不其然，也是初中三年级，马上要上高中了。我摸着和平儿子的脑壳，对和平说，好，他们这～辈人运气好，不用大队党支部盖公章了！
全家人听了都笑。那天在和平家里玩到很晚，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妻儿回了北京。
我在北京听说他的父亲死了，死得很突然。原因是过去又累，又饿，又挨斗争，里里外外，积压下了一身的伤病。平反昭雪以后，又急于要干出一番大事，日夜奔走在两省之间，这样他就突然死了。
接着又听说他的姐姐陕湖也死了，死得也很突然。这是一位懂事太早的姐姐，他的早逝与她的早熟有关。太年轻了。
我很难过，他们都远远没有活到应活的年龄。
大概是分别后的第三年，天气最热的时候，和平忽然夜里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声音相当沉重。他说老哥子呀，当年我上学你操心了，如今我儿子上学你还得操心！
我掐指一算，他儿子高中该毕业了，不由得吃一惊说，是不是没考上大学啊？
和平说，杂种的，还差八分工！
他的记忆停留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从事劳动要记工分，农民劳动完了一年，年底按照工分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平把他读书的儿子比或种地的农民，考试的成绩比成工分了。我说，他差八分我怎么操得上心啊？
和平说，老哥子你听我说，我儿子报的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华清学院，听说这个学院的录取分数线还要下降，要是能下降八分工，我儿子不就能录取了吗？这个学院的名誉院长是你的好朋友，我一说名你就晓得了！
我问，谁？
和平说，贾平凹呀！
他说他专门上了一个网，在网上查清楚了，华清学院的名誉院长就是贾平凹，那个写《废都》的著名作家，要我千万千万给贾平凹打个电话，等着工分下降以后，把他的儿子录取进去。
当晚我给贾平凹打了电话，说和平是我的表弟，他的儿子是我的表侄，这孩子非常优秀，未来必定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像贝律铭，梁思成。只是因为临场紧张少考了八分，你能不能破格把他录了？
贾平凹说，巧得很，饿（我）妹妹的孩子也考的这个大学，她只差四分都录不了！
我说，学校分数要是降了，你能不能把他录了？
贾平凹说，只要真的降了，饿（我）就去给学校说说话！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和平，我要他打听一下，如果分数真的降了，我就把贾平凹的电话和地址给他，他带儿子去见一个面，也别买烟买酒，有好看的石头给他拿一个。如果分数没有降，就不要去惊动他了。和平一听高了兴，亲自坐车去到西安，托他一个亲戚打听这个学校的分数降没有降。
几天以后，他从西安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老哥子呀，一分工都没有降哇！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老爷爷在地下看着孙娃子的，实在不行再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要多挣几分工呀！
我心想是，父亲和姐姐在九泉之下看着他们，和平和他的儿子会是有志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