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才发现，音乐系的文凭跟高中毕业证差不多。
在石家庄跑了三个月，没找到一个不满员的剧团，连屈就做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学校都不要。我只好回到县城老家，进一家军工鞋厂当了制革工。
在同一个车间有我的两个初中同学，他们早已是正式工，有了6年工龄，每月700元，而我是临时工，400元。厂里一直没有转正指标。养活得了一个男人，养活不了以后总会有的媳妇和孩子。
这是我第二次品尝上当的感觉。第一次就是报了那个民办的广州某音乐学院，被录取后才得知校址不在广州，而在偏僻的湛江。
工作又脏又累，膻臭的皮革气味令人窒息。我下了班就是倒头大睡，只有节日职工汇演的时候，我才拿起那把心爱的吉他。
一年后，我去市里参加工人演出，认识了郑军。郑军是学作曲的，比我高一届，在石家庄的火车站卖艺。“老弟，深圳和北京的地铁站就有我这样的人，还是干本行心里舒坦！”他拍拍我的肩。我说：“你都搞啥音乐？日子好混不？”他反问我：“啥叫音乐？有血有泪但不放弃就是音乐。”
临时工辞职连报告都不用写，和车间主任打个招呼就可以走人了。
再次来到石家庄，我在一条叫绿苑街的小巷租了间房子，阴暗的平房，泛黄的墙壁，只有一张床和掉了漆的桌子，月租120元。
我在人才市场转了二十多天，依然找不到像样的对口工作，只好给一个私人俱乐部抄谱子，抄一张3毛钱。
抄谱子不像抄信封那么简单，谱子很长，每一个音符都要求美观。为了多挣点米，连着三天，我都抄到了深夜。正是盛夏，蚊子很多，开始我坐在蚊帐里抄，可是弄不好笔尖就把纸扎出了洞，还睡过去几次。我只好钻出蚊帐。不知是不是太便宜的蚊香不顶用，蚊子还是像轰炸机一样地围着我。
生活比在车间清苦得多，但是抚摸着那一个个音符，我感受到了快乐。然而这份工作很快就吹了。因为我身上有很多蚊子咬的红疙瘩，一次送谱子时，俱乐部老板疑心我得了某种病。我不得不去投奔郑军。郑军在裕华路租住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屋里还坐着个小伙子，和我一样是个新手，叫刘志强。
志强比我小两岁，细高白净，有点儿内向。郑军介绍说：“这小子是师专历史系的，有副好嗓子，不愿回赞皇老家教书，就跟了我。”
赞皇是河北有名的穷县，我理解地冲志强笑笑。
第二天，郑军让我和志强一起去体验“先锋职业”。
我和志强上了火车站。我拨动了吉他，他脸嫩，唱了几句就低了头。在车站转了很久，潮水般的行人从我俩身旁涌过，有的甚至不瞟我们一眼。
垂头丧气地回去后，郑军说：“不能打游击，要站在一个地方。明天跟我学吧。”
就这样，我正式开始了卖艺生活。听我们弹唱的人居然不少，听众给几个钱我们不勉强，最多的给过5块，最少的是2毛。每天挣了钱三个人分，只能分到十四五块。
郑军带了我和志强半个月，就又让我俩独闯了。这已经是交情，我没理由抱怨。
天渐渐凉起来，我们的头发也渐渐扫过了衣领，有了点儿正宗歌手的味道。这一年的秋天特别冷，我穿着旧皮鞋，志强穿着掉了色的夹克，风里，我听出我的琴声和志强的歌声都在颤抖。
常有人好奇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坦言相告。有人喷啧几声，更多的是不屑地笑。一天，郑军来看我，说：“你咋那实在！社会青年别人瞧不起！你得说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功课闲得难受，就来为增添城市活力作贡献。”我挠着头乐，郑军也笑了。郑军的精神并不像以前那么好，他在老家谈了个姑娘，他父亲为了凑彩礼钱，把家里的三轮车都卖了。
还有盖房和办喜事的钱呢，怎么办？我看着郑军，就像看着自己的将来。
再有人问我们的身份，我就说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些女孩子很崇拜地围着我们，跟我们搭讪。我和志强每天的午饭，还是最便宜的米饭拌黄瓜，偶尔买几个白菜包子换换口味。
一天傍晚，我们在瑟瑟的冷风里缩着回去。志强说：“哥，我好想吃一次肉。”
我鼻子一酸，带肉的盒饭只要两块五。在湛江上学时，我还看到两个女生各自把一个1块钱的硬币扔进了喷水池，比赛谁的硬币溅的水花大。
一天下午，我们正弹唱着，来了个女孩，我看到了她的校徽，有点慌。果然，她盯着我们说：“我听过一次你们的表演，回去一打听，你俩根本不是我们学院的。骗子！还算男人吗，你们？”
“算男人！”我听到了一声怒吼，是志强！志强对着那女孩骂了起来，全是乡下粗口。他一向最温和，然而强烈的自尊和长久的压抑改变了他。
一天傍晚，我炒菜，志强去买吉他弦。他很晚才回来，没买琴弦，却买了件黑风衣套在身上，料子很差，一看就是夜市上的货。风衣长长地垂到脚面，这是今冬的时尚。我说你的衣服够穿了，再说这几天咱赚的也不多。他不吭声。我给他热了饭，他吃了两口就搁下了。
第二天，他不肯起床，说你先走吧。我一个人走了，等到9点他也没来。我真火了，回去找他，他在床上呆坐着，穿着那件长风衣。
我骂他，你他妈的真不是个男人！他下了床，把垂到脚面的黑风衣高高地卷起。我看到了他包着纱布的腿，失去了风衣的遮掩，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志强昨天挨打了！
原来是那个女生的男朋友带人干的，他们在巷口等了好几天，昨晚终于等到了志强单独出门的机会。我冲出去给志强买药，听到他在背后说：“谁也不怨，就怨我喜欢音乐。”
“啥叫音乐？”我回头吼，“有血有泪但不放弃就是音乐！”
志强的腿伤慢慢地好了。他更加话少，唱歌的时候更加卖力，却没有了激情。
半年后，又是一个平常的傍晚，我们刚刚回来，就有人敲门。是个陌生的警察，他说：“你们的朋友郑军染上了毒品，瘾还不深，但身体不行了，他想见你们一面。”
我们立刻跟着他去了拘留所。
看到长发凌乱瘦骨嶙峋的郑军时，我和志强都吓了一跳。我哭着问他：“你为什么，为什么啊？”郑军只说了三个字：心里苦。
送郑军回老家后，我和志强又唱了一个星期，就各自买了回家的车票。
现在，我还是在那个皮革车间里，皮子的气味还是膻臭得让人窒息。窗外的天空又高又蓝，就像没有过往事一样，我却常常回想起石家庄，那个使我最终放弃了音乐的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