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以后，晋国外部不打了，但是内部斗得更厉害，更乱。外部他们不管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不但吴国想争霸，越国想争霸，齐国也在争霸，晋国周围的小国互相打来打去，这就是为什么这时战争的距离变小了。因为晋国、楚国霸权一低落，很多小国抬头，你进一节，我进一节，距离就下来了，那时候晋国就不管。连周朝内部因王位交替斗起来，晋国都不管，这时候并不是晋国的政治实力弱了。
在公元前529年，平丘之盟，晋国为了重整实力，派了4000乘去参加盟会，包括这4000乘不是他的全部实力，因为这4000乘到平丘以后，在北方，鲜虞在北方乘虚入侵晋国，结果被晋国苟吴率上军从雍山出兵打得大败。所以，这4000乘终究是晋国的下军，还不是上军，可见此时晋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
可是，这样的军事实力到了平丘结盟的时候，各国还不服他。结盟无非是有一点，要各国进贡他。子产不干，晋国的执政从中午吵到晚上，强迫他们把进贡的数目降低。
事后，有些国家的代表责备子产说：“你这样做，晋国带兵打我们怎么办？”子产说：
“开玩笑，他们内部都争斗不断了，还能打我们？还有工夫来管我们的事情？再说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如果不争不斗，还叫什么国家？”实际上，子产看得还是非常准的，晋国不是军事实力弱了，而是把主要的实力放在内战上。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内战发生在公元前496年左右，中行氏和范氏为一方，当时他们六卿，还有赵、魏、韩、秦、智氏为另一方，整整打了六年仗，把魏国、齐国、盛国等很多小国全部卷进来，把中行氏和范氏灭了，四个集团又平稳了三十年。在公元前453年左右，先是魏、韩、智氏打赵，把晋阳围了三年，眼看就要打破的时候，赵使了反间计，利用魏氏和韩氏的矛盾，把智氏灭了，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三家分晋。
分晋以后，马上面临着几大任务：第一，这三家都是春秋时期封建危机的得益者，深知分封的危害，于是在自己还没分晋之前，在自己的领土上搞郡县制。所以，他们一旦分晋了以后，马上进一步推广。第二，晋国未被分之前雄踞北方，政治地理位置很好。一旦三家分晋以后，魏国和韩国就像下围棋一样，一下子到肚子上来了，实际上不但到肚子上来，而且土地整形整得很不好，他们的领土不整。像魏国在北方，在赵国的肚子里有一片领地，魏国的本土像个哑铃一样，西边和秦国结交，中间在河南大梁一带，小小的一条线和河南结交，东边和上党地区相连，从一个国家来说，领土的形状非常不合理。领土形状的不合理，加上他们本身就是封建危机的得益者，一旦执政以后，他们马上率先进行了官僚制改革，就是中国所说的法家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主要的法家都在三晋，因为三晋的封建危机最厉害。封建危机越厉害，官僚体制改革的要求呼声也就越大。
秦国统一的真正原因是“一山难容二虎”
在这三个国家中，第一，魏国由于实力比较强大，相对比韩国强大；第二，地理位置非常不好，于是首先进行了政治改革，变成一个官僚体制国家。一旦变成官僚体制国家，马上整个势态就不一样：第一，国力大增，封建体制国家变成了官僚体制国家，马上就国力大增；第二，随着领土的增长，君主的权力更弱，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马上就大起来，这就是当时魏国的策略。我一开始认为，魏国可能是四面扩张，像德国一样，后来我看魏国的策略也不见得。他主要是往西，因为他认为秦国比较弱。
但是，当时别的国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为他是伺敌之国，南方是楚国，东边是齐国，就打他。刚开始没关系，开始赵、魏、韩还比较团结，三国团结了他不怕，四面打他都打不动。但是一旦成了霸主，就有点爱多管闲事，做点傻事。当时韩国、赵国内部有很多的争权夺利，他主动去管，韩国和赵就把他分裂了，一分裂了以后，他就到处都是敌人。在公元前419～公元前350年左右，魏国将近称霸了60多年，很不简单。
按照我的算法，彭鄄倒是个很伟大的政治家，孙膑倒不见得，这是相比较而言的。
实际上，彭鄄的战争怎么打法？这边打了那边过来，孙膑打彭鄄，彭鄄带了部队跟他打了一年，打得精疲力尽，实际上是没办法打。但是，在打仗过程中，开始的胜利还是很多的。比如，魏本来基本上以黄河为界，他一直打到退到洛河一线，把秦国一个老的根据地收走了，迫使秦国改革。实际上，当时的法家改革，魏已经改了，别的国家不改不行。就像现在一样，英国搞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你们不搞不行，都是市场经济以后，不搞市场经济你们现在就没市场。当时也一样，魏国已经理性化了，已经搞改革了，别的国家不搞就在魏国以下，所以后面的法家改革，基本上是在魏国的战争启动下。这时候基本处于战争、改革互动，战争改革、改革战争，到最后是秦国占有了优势。
我认为，并不是秦国的改革特别成功，他是比较成功，但是不见得比魏国成功，秦国的成功所在是改革成功加上地理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月在函谷关、咸阳转了半个月，去看地势，地势高低差得很多，关中平原的高低差得很多。另外，秦国要往下打很容易，往上打很难，在黄河以北有两道天堑，第一是黄河，第二是洛水。一过黄河，现在还是平原，但是，就像是黄土高原的平原，土多，战车步行很不容易。
黄河以南，就是秦岭，秦岭和昆仑山、函谷关，只要涉及了秦国的关口，这条线是很不容易突破的。而秦国要出来，而且涉及用水，秦国可以以水用兵，我估计当时的水比现在大很多，秦国用兵如果用到水可以是一泻千里，而下面其他的国家要靠水用兵则不好打。对长岭之战，当时就有人预言，这场仗打不赢，道理是秦国的水更良、牛更力，整个农业能力和运输能力比其他国家强很多。战争怎么打，因为战争就是钱，就是运输能力。
还有一个好处，秦国基本上周围没有比较强的少数民族国家。当时有几个比较强的国家，但是相比中原七国是比较弱，所以，秦国可以采取比好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大家说秦国的战略为什么成功？实际上，魏国要想采取这些策略也不行，从公元前356～公元前350年，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大概前50年就打魏国，别的国家没必要打，打魏国打破了以后，别的国家醒的时候已经晚了。这时候，在战争改革的互动下，国家能力越来越强，最后形成全民战争阶段。这个阶段，国家能力强到那个程度，中原这个地方已经太小，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导致了秦国最后的统一。
并不是中国有些史学家说的，统一是人民的呼声等原因，就是一山难容二虎。国力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又有民族主义。斯大林就说，欧洲如果没有民族主义，也不会统一。
后来，民族主义出来了，把土地占了也没用了，那以后，欧洲就开始往另一条路发展。
总结一下，我对春秋时期的特点分析，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展是军事规模的增大，以争霸为中心，是军事规模的争霸和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土增多。为了解决领土问题，采取了官僚制和分封制，特别是分封制在诸侯国家占了主导。第二个阶段，随着分封制逐渐推移，产生了封建危机，大夫的权力超过诸侯，在弭兵大会以后，封建危机导致了霸主政治的垮台。从公元前546年～公元前419年，这100多年，整个霸主政治是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这时候战争规模变小了。到第三个阶段，官僚体制形成之后，官僚体制改革不但使他们的领土欲望增大，战争的能力也在增强，这时候，实际上第三步又是改革推动了战争，改革和全民战争的互动。
以上是我对春秋的分析和看法，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学者对话
战争距离的远近说明国力的强弱
唐晓峰：
我第一次听到赵教授原来是学昆虫学的，现在来研究国家，我觉得，是不是太不沾边了？但是，转念一想，也沾边，有人研究昆虫，昆虫有集体行为，而且有它们的组织方式，我不知道有什么潜在的启示的东西。我记得，有些地方人们谈过比较关系，昆虫社会的组织，人类也是社会的组织，如果居高临下看人类的社会，也是小的。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新的启示。
从赵教授刚才讲的针对中国国家早期的年代形态的研究，最初是分封制形态，后面是转变成集权形态，大家都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变化，而且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代表，形成了中国统一的国家。这个过程不是几十年之内形成的，这之前必定有长期的准备过程和长期的形成过程。
今天，赵教授讲的题目是研究国家的，而且具体考察了中国在那个时代里一个巨大的、深刻性的历史变化，就是国家形态的变化，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学上谈得非常多，我们看到的类似题目的文章也很多。我听赵教授讲下来，有一个思路很有趣，这个思路恰恰与我从事的专业有关系，我自己是研究历史地理的。我们知道，地理不光是山川、河流，实际上有人文地理、政治地理，地理是研究一个大的空间范围内的人文活动的特点。国家这件事情，不可能摆脱具体的空间形态而存在，我们现在的国家是个大地域的国家，但是，这个地域的地方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有一个慢慢的建设过程。
在国家的发展中，它的领土扩张问题，以及由于领土扩张带来的深刻的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对应了领土扩张，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一个国家大，这是一句空话。因为国家大，就要特别做一些事情，这些特别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从古代比个大的话，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对比历史上的罗马，罗马也曾经不小，但是，罗马帝国纯粹是一种军事控制、军事占领，没有形成一套文化、信仰、政治体制的建设，罗马帝国垮台以后，都没有人站出来说恢复一下。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只要一分裂，马上就会统一，我们还是要重新统一起来。中国是统一的、集权的、大地域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而且是人人不会忽略的。
赵教授今天讲的直指分封危机问题。在分封危机下，相应地产生一种对大的领土扩张之后的解决办法。我们知道，分封土地是从西周开始大规模做，西周的分封是最成熟的。西周为什么分封？西周原来是最西边的一个小邦，后来战胜了商，占有了大片领土，怎么办？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分封的办法，解决领土扩张的问题，但是解决得怎么样？解决得不好，用分封的办法解决领土扩张，解决一个国家来控制大范围的领土，这个方式解决得不好，因为很容易产生分封危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控制大范围领土。原来是想每一个分君分头守土，最后大家不合作，闹独立，分封变成了名存实亡。周代有一个理想，搞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在政治操作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的大领土的愿望、大领土的理想或者说是理念，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最后导致战争不断，诸侯争霸，到战国时各国出现了互相兼并。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走到这个关头，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用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机制来解决领土扩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领土机制解决得不好，宁可不要那么大的领土。比如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以后，吴国的领土很大，但是勾践很聪明，说我管不了，宁可不要，如果要了这么大的领土，分封了以后，几年以后我的亲戚还是要反我，我就完了。所以说，一个国家要有一个机制来驾驭这么大的领土，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魏国，采用了郡县制，控制了领土的范围。
抓住这样的问题，来论证那个时候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非常有必要，而且有些例子和这个主题挂钩，是一种很有结论的思考。当然，最后的结论是，国家的体制强大了，相应的，它对大部分领土就有办法控制。一直到后来，一个皇帝，孤家寡人，有那么大的领土，凭什么大家听他的？他有办法，一套思想文化的办法，还有一套官僚体制和军事上的组织办法，把这么多的土地，把千里之外的人和地都管起来，都听他一个人的，这在我们国家的文明史上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独一份，中国有这么一套办法，有这么大的国家，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这样重大的历史成就在春秋战国是形成期，赵教授从国家的角度观察这个变化，而且非常关注作战距离的问题、领土规模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历史地理学上非常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