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段驻外经历
2005年的最后一夜，疲倦的我竟然失眠了，耳边没有新年的钟声，我却异常清楚地感受到新年的到来。刹那间，存储中的记忆破堤而出，几年来的驻外经历如幻灯片般在我眼前闪现，一时无法收拾。
2000年8月8日，我告别我的新娘，踏上了远去北非的班机，那年我25岁。在摩洛哥短暂停留5个月后，飞越广袤的撒哈拉大沙漠，南下直奔黑非洲，到达我职业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站——多哥，一呆就是一年又九个月。2003年12月，我再次背上行囊，此行目的地却是地中海彼岸欧罗巴的日内瓦。当我的4年任期即将度过一半时，我又奉命跨越地中海，重新回到了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2005年10月底，当我搭乘的客机再次降落在大西洋畔的拉巴特机场时，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好像冥冥中感觉这一切本该发生。
也许是习惯了漂泊，对于每一个到过的国家、每一座生活的城市，我都没有陌生感。当我穿行于当地的大街小巷，和老百姓们问候聊天时，却发觉自己与他们无异。
也许是巧合，从摩洛哥到多哥，再从日内瓦到摩洛哥，我常驻过的国家，景致都算不错，但都谈不上是世人瞩目的热点地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何挖掘新闻素材，找到赖以“生存”的资源，成了一度困扰我的难题。从沮丧到颓废，再从平和到沉稳，我的内心也着实挣扎了一阵子。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回忆校园唏嘘旧事，虽然有些尴尬却也是人生珍贵的成长轨迹。
灵感源于生活，新闻就在身边。这是我几年驻外生活的一点体会。战争、爆炸、会谈固然是新闻，衣食住行、湖光山色、风土人情何尝不是呢？关键是如何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我个人以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新闻的最终受众是芸芸众生，只要可以娱乐百姓、启迪民智，哪一类稿子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不再妄自菲薄，也不再怨天尤人，而是深入社会、扎根生活，去捕捉创作的精灵。
工作无小事，是我的另一点驻外体会。驻外工作，特别在一两人的小分社，从设备维修、后勤采购到财务核算，都得亲自动手，不夸张地说，花在分社日常事务上的时间绝不比创作、调研少。有人开玩笑说，在黑非洲一任干下来，从修热水器、发电机、水泵、空调到汽车，基本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可以说，没在艰苦分社工作过，就无法了解后勤保障的困难和重要性。抢到再重要的稿子，写得光芒四射，电话线路瘫痪了，发不出去，等于白搭。但困难再多，只要敢想敢干，总能解决，而且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即使回到国内也能从中受益。
一、走进黑非洲
多哥，弹丸之地，西非小国，一个连像我这样出身法语专业的人都不太熟识的法语国家，竟然成了我驻外工作真正开始的第一站。
多哥首都洛美，99％以上的中国人闻所未闻，我也是仅仅因为非加太国家之间的《洛美协定》而知其名。洛美地处贝宁湾，濒临大西洋，市内有泻湖且曾长期享有和平安宁，因此享有“小日内瓦”的美誉。未曾想，三年后，我幸运地去了真正的日内瓦。
在出国驻外前，听人说起黑非洲境况，大多是疾病、饥荒和战乱，见于报章的也多是贫穷、落后和愚昧。但当我任满结束离开多哥时，我却对这片贫穷的土地充满敬意，流言和偏见早已被击得粉碎。
虽然对黑非洲的贫穷和落后有思想准备，但当我从摩洛哥出发辗转抵达多哥时，眼前的一切很长时间内真让我怀疑是否身处一个国家的首都。单从市容市貌讲，洛美最多也就相当于国内东部地区的一个中等县城。日子长了，视觉麻木了，生理适应了，神经松懈了，习惯于简陋的房屋和满城的土路，习惯于终年的炎热和潮湿，习惯于直面猖獗的细菌和病毒。但是，驻在国脆弱的基础设施经常制造麻烦，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电话线和因特网中断，让我头疼不已。
总说时效是消息的生命，但在通讯条件极端落后的地方，生命往往并不掌握在记者手里。
在多哥，最重要的媒体不是通讯社和报纸，而是电台和电视台。
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当地文字媒体不发达，电台和电视台时效最快；二是因为多哥百姓文盲多，读不懂文字，获取信息的手段以听为主；三是买得起电视的人在于少数，绝大多数老百姓从早到晚守着收音机过日子。有鉴于此，驻外记者获取当地信息的主要手段是听广播和看电视，而报纸刊登的大多是头一天发生的事。于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是听广播，从早到晚四到五次正点新闻，晚上必看的电视节目是“新闻联播”。让我苦不堪言的是，刚到多哥那会儿，几乎听不明白以大舌音为特色的当地法语。我甚至怀疑，上学时学的法语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同样是法语差别会那么大。
碰上实在听不懂的重大新闻，只能自己开车去电台或电视台要稿件。在多哥等黑非洲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是重点保护单位，万一政变起来绝对是首要目标。记得第一次深夜去洛美电台取稿子，自己倒没在意，跳上车就走了，开过几条漆黑的街道后就到了电台大门口，我正要拐弯进门时，突然眼前大亮，才发现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几个大兵一手打着电筒，一手挎着枪瞪着我。没有时间害怕，我说明了来意并出示了证件，大兵们敌意顿散，挥手放行，还用别扭的中文说了声“你好”。这时，我才有时间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不远处正对大门的还有一辆装甲车，机枪手赫然在目。稿子是拿到了，却有点后怕，也长了心眼，进出这些机构一定要放慢车速，千万别被误会。
洛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处边境的国家首都，其西区紧邻加纳，从分社驻地散步到边境，只要10分钟。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雇佣军从加纳入境发动袭击的先例，因此我对夜间枪声格外敏感，生怕万一出事却发生漏报。正如我前文所言，除非发生政变，驻在国没有重大新闻可报。因此，有时候瞎想，要是发生什么突发事件多好，要能抢个独家头条多好，醒过神来才觉得自己无聊。
曾经连续几个月，沉闷于无稿可写，眼睁睁地看着别国同事雨后春笋般发稿，简直有些着急上火。终于，有一天，我顿悟了。伟人不是说了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于是乎，一有空闲我就上街转悠，开车看不细东西，就停车步行，边走边看，饮食起居、衣食住行，观察当地居民的原生态。慢慢地，我体会到什么是穷人的生活，什么是穷人的梦想，什么是穷人的心声。物质上，多哥人是贫穷的，但艺术上他们却是富有的。有点音乐，他们就能劲舞；有块木头，他们就能雕出花来。流连于洛美木雕市场，我一次次被原始、粗犷、极具张力的木雕艺术所征服。他们不是艺术家，也没有通过网络了解流行趋势的权利，他们斜作木雕的唯一目的就是挣钱养家，这就是生活。匠人们以生活为动力，以生活为源泉，以先辈为传承，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美。沉浸于木雕的美，谁能说这是一块蛮荒之地，谁又能说现代：艾明能超越一切。有感于此，我以多哥的木雕对比中国的丝绸，撰写了自己喜爱的《走进洛美木雕市场》。
黑非洲的山水也是独具魅力，浸染其中也能写出称心的作品。
兼管国贝宁有个名胜叫做“水上村庄”，虽有“非洲威尼斯”的美称，但我个人以为，两地各有各的风情，两者可比性不强。“水上村庄”是历史的遗存，却不是理想的居住地，可惜我到今天才认识到这一点，当年写“水上村庄”一文时只顾描写那里的自然风情，却忽略了村民的人文形态和真实情感，为什么大量年轻村民离村上岸不再回头，谁不愿意舒舒服服地住在岸上的大房子里呢，我这算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正如我的《路灯下的小女孩》所述，某一个夜晚，无意中发现贫苦邻居家的孩子们借着分社门口的路灯在伏案学习，这一刹那，我真是被感动了，我也历经童年的艰辛，因此更能切身体会此情此景。
后来，我才发现，何止在分社附近，洛美市中心的许多路灯附近都有夜读的少年，他们是旱季的野草，看似奄奄一息其实蕴藏着巨大的活力，雨季来临时，他们就会勃发生长，染绿一片。谁能说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谁能说这是一片没有前途的大陆，谁又能鄙视这样一群黑皮肤的人呢？
中国人常说，妇女是半边天，多哥女性的吃苦耐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洛美最大的菜市场内，商贩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卖菜的、卖鱼的、卖水果的，都是身着各色“布布”（民族服装）的妇女。
由于财政困难，多哥政府公务员经常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养家糊口的重任往往落在了官太太的肩上。多哥通讯社总编辑曾不无辛酸地告诉我，他们全家的生计有时只能靠做小买卖的夫人。挣钱养家，带一群孩子，还要操持家务，照顾丈夫，这就是许多多哥女性的完整生活。
在洛美，许多穷苦人家用不起自来水，只能去远处的水井取水，而取水的重任往往落在女孩身上，穷人家的女孩大多是上不起学的。傍晚时分，经常有十来岁甚至七八岁的女孩打完水结伴从分社门口路过，看着她们头顶着几十斤重的水桶踉踉跄跄地走着时，我从心底明白了什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多哥本是个和平安宁的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是经历了发展的黄金时期，90年代以后，西方强行在非洲推行民主化，多哥因不屈服于西方压力而遭受经济制裁，再加上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多哥经济一蹶不振，但当地民风淳朴，老百姓虽生活清苦却仍可以享有太平。2005年，领导多哥三十多年的埃亚德马总统突然辞世，反对派乘机滋事，洛美街头流血不断，成千上万难民背井离乡，记者跟踪此事难免痛心。好在后来政府控制住局势，及时化解了危机，多哥重新迎来了发展机遇。鉴于此，我始终觉得，多党制和私有化并不能解决非洲的贫困与发展问题，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自力更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驻在日内瓦
提起日内瓦，大家都会想起印支问题谈判。确实，自1815年瑞士获得中立国地位特别是20世纪以来，日内瓦逐步发展成国际会议中心，这座国际名城在几个世纪里见证了国际关系史的变迁。
日内瓦之所以曝光率高，倒不是因为她的湖光山色，而是因为她是众多国际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在莱蒙湖左岸，以联合国欧洲总部为中心，周边环绕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数十个重要国际机构。可以说，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这里有关，无论是战争、恐怖袭击、地震还是海啸。而我们分社的报道工作就是以国际机构为中心，跟踪它们的决策、反映和行动。
以苏丹达尔富尔爆发战乱为例，战事一开，设在日内瓦的各个国际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忙碌起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敦促交战各方尊重人权，联合国难民署忙着筹资救助难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给予战俘人道主义待遇，世界卫生组织着力解决难民营的医疗和防疫，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联合会居中协调，等等。
然后，新闻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新闻公报一个接一个。
当然，设在瑞士境内的其他国际机构的活动也在我们的报道范围之内，如洛桑的国际奥委会、国际排联和泳联等，苏黎世的国际足联等，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等，驻在国瑞士虽然社会文化经济新闻不少，但毕竟是个政治小国，因此在报道中所占比例反而不大。
用“文山会海”来形容国际机构的日常活动绝不过分。举例而言，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日内瓦万国宫，每年平均举行七千多场大小会议，分社记者每周收到的各种报告、文件摞起来比人还高。在人力有限、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统筹规划搞好报道，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难题。好在分社办公室设在万国宫，而许多国际机构的大型会议都在万国宫内部举行，这就省去了许多赶路时间。分社内部当然要分工，一人负责十几个国际组织，遇上重大会议再统一协作。国际机构的新闻发布制度相当完善，每周二和周五上午，万国宫都会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驻日内瓦各国际机构的发言人都会依次发言，然后当面解答记者的提问，会后散发新闻公报。这一制度构成了日常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当然通过电子邮件接收各种材料也是重要途径。
毋庸置疑，靠新闻公报“吃饭”是不行的，遇上重大事件和约稿任务，就得联系采访。每个国际机构都有自己的新闻司，发言人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所以和他们取得联系很容易，但要约上时间却相当困难，一般要提前很长时间，还要看国际机构大人物的日程安排疏密程度。有时，为了赶时间，只能选择书面采访和电话采访，虽然感觉差一点，但主要目的还是达到了。在日内瓦两年，大人物见了不少，采访也做了一些，但总的来讲，让自己满意的不是很多。
国际机构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而我的英语只停留在阅读阶段，所以错失了一些采访机会，真是遗憾。
采写国际（多边）新闻，仅凭公报和声明的内容远远不够，但一字不落地阅读文件全文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养成快速浏览、重点阅读的习惯非常重要。习惯成自然后，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从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材料中挑选出适用于稿件的数据、言论、背景和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