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一颗此前并不明确自察的“中国心”，我做不了世界公民，我心里总惦记着把对国家和民族的焦虑、对社会的责任感落到实处，脑子里好像装了一部“中法比较”的永动机。
同时，我还发现自己的个性符合新闻行业的要求：对挖掘新事物、传播新知识非常感兴趣，同时又对所谓事实和各方观点满腹怀疑。我热衷于埋头研究资料，爱跑现场去“眼见为实”，也喜欢抓到人物刨根问底。
如果一定要在这50多个月的驻外生涯中提炼出最让我激动的部分，那就是“去现场”和“回祖国”。去现场，就是在调研和采访的过程中，空间上要去事件的发生地，时间上要在事件的发生点，逻辑上要找到事件的源头。见证历史、获得新知的快感就来源于此。回祖国，就是立意和写作要针对国内的需要，记者的责任感与成就感都有赖于此。依照教材上的说法，套用新华社的要求，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两句话：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我愿在此叙述的是，这两句话如何从教条变成了我的人生信条。
到现场去
在我看来，现场是一个大概念。从传统意义上看，重大和突发事件的发生地固然是现场；广义地讲，建筑文物的典故、社会问题的缘由、文化政策的出处、言论背后的逻辑等，只要与我驻在的国家和人民有关，全都是现场。
跟踪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是驻外记者最重要、最显活儿的任务之一。细细数来，2001—2005年间，以重大或突发事件的形式发生在法国的时政新闻并不多：2002年4月21日，极右翼势力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胜出；2005年5月29日，法国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草案。借用法国政治舞台上演的国际大事有：2003年12月3日，上海赢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投票发生在摩洛哥，属新华社巴黎分社报道辖区），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在巴黎病逝。中法双边关系体现在大事上就是几次领导人来访和中法互办文化年。
这些大事往往可预知过程、不可预知结果，新闻报道的事前准备与事后反应同等重要，因此都是战役性报道，总社早早策划，分社明确分工。作为巴黎分社的一员，我每次都积极投身集体战斗，那种配合愉快、酣畅淋漓的感觉真不亚于打了一场痛快的好球。
比这更重要、更私人的是感受。重大事件公布结果的那一刻，我会真的暗暗激动，以为自己在“见证历史”：仿佛“时代的印记”是一枚刻章，“时代”是一张纸，而我，眼睁睁瞧见印章朝着纸面落了下去。我知道这种感觉有自我煽情的成分，但我不能否认自己的好事之心。就像膝跳反应一样，它不由我做主。
第一次报道法国大选，晚上8点，当电视屏幕显示，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得到18％的选票，我的心像弹簧一样蹦了起来，接连好几分钟都颤巍巍的，脑子却点了穴似的绷紧了。那时我独自负责法国的英语新闻报道，独自写完人物、综述和分析三篇大稿，都凌晨3点了。临睡前只觉得遗憾，没能分身去看当晚的反右翼游行。
朱镕基总理访问法国期间，我去听他对法国工商界的演讲，会场热烈紧张，总理智慧风趣，我不动声色坐在人群中，内心里无声叫好简直要叫破嗓子，满脑都是“天地悠悠”、“国家兴亡”之类的句子。
阿拉法特在巴黎治病那几天，分社记者们24小时轮流值班，在医院门口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等到那天凌晨4点，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真的已经走了，我接到同事从医院门口打来的电话，听到电话里传来发言人的声音，当即写下了中文、法文快讯、消息和通讯……以网络时代的媒体效率，远在天边的受众可能比我更方便、更清晰、更全面地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发言人最最细微的表情变化，但那一刻我在凌晨的巴黎真的感到“我在现场”，觉得自己“亲眼看到幕布落了下来”。
到处都是现场
除了不由自主地投入重大和突发事件，深入现场还包括进入其他一切与驻在国有关的事情。坦白地讲，最开始的时候，自己脑子有着不知何时生长起来的可笑念头（比如，我被派出的名头是英文编辑，跑出去采访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法国大人物不会随便接受一个中国小记者的采访……），所以，我选择了“旁门左道”：避开新闻热点，关注社会和文化。法国什么东西最有特色？这些行业里哪些人最有名气？根据清单，我有针对性地广泛阅读、搜集资料、联系采访。我还给自己安排了许多“社会实践”的任务：定期去社区图书馆借书、去社区图书馆游泳，每个月熟悉巴黎一个地区，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参加在法国的朋友的聚会……一年之后，自己制定的计划做完了，我不仅灭了旧思想，学了新东西、而且热情地投入了法国的生活，也更加喜欢自己的工作了。
后来正式做记者，先是笼统地负责经济报道，后改跑时政和外交。真正做记者的忙碌生活这才开始了，真正做记者的“鲁莽”也变本加厉了。只有想不到的采访对象，没有提不出的问题。要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那就要采访跟他见过面的德斯坦。希拉克要访问中国？那就要在他出发前让他谈谈。要谈中国能源问题，那就要采访总部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主席。要报道中国非法移民，那就要跑遍与此有关的法国政府部门，首先要去戴高乐机场关押非法移民的滞留区看一看。此类性质的采访能够做成，是良好的中法关系、事件本身的性质和新华社国家通讯社的地位等非个人因素使然，但我个人确实从中获益匪浅。
我印象中最紧张也最快意的一组采访是在2004年5月，为了配合报道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巴黎分社接到总社通知，必须尽快发回二战老兵、战争受害者、历史学家的采访文章。稿子要得急，分社人手少，我和社长梁贵和决定次日驱车前往诺曼底，现场挖人，挖到一个采访一个。结果，我们早上6点出发，一路电话不断，通过第一个线索顺藤摸瓜，总共驱车800多公里，跑了5座城市，做了7个采访，夜里3点才回到巴黎，第二天发回了5篇稿件。
对敬业的记者来说，那是一个浓缩、高效的工作日，非常难得。
除了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外出采访，新华社记者还必须具备日常报道和调研的功夫。报刊、电台、电视台派出的记者根据版面或节目的要求，有目的地选取合适的题材、不定期地发回稿件即可，而新华社是通讯社，是消息总汇，驻在国每天发生的大小事件统统要报，重大事件的综述、分析和内参也要写；不仅如此，新华社还用多种语言发稿，每个驻外记者都要用汉语和一门外语发稿。巴黎分社多名记者各有分工，但是值班那一周，法国每天出的政令措施、外交事件、经贸动态、天灾人祸和社会文化新闻，值班记者都要在第一时间把信息发回。有时一整天忙忙碌碌只能写几个简短的消息，大量精力耗费在核实人名、地名和说法等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当中。如果当天遇到重大或突发事件，那当晚还要写回综述，有时还要写分析和内参，开夜车是常有的事。
我一厢情愿地觉得，做日常报道是深入现场，报纸、电台和电视上有行进中的法国；做调研也是深入现场，资料就是沉人历史的法国。人们的生活就是现场。去街上，去酒馆，去人家，去葡萄园，去酒窖，去博物馆，去菜市场，去听他们谈话，这些都是现场。2004年法国图书沙龙以中国为主宾国，沙龙期间举办了二十多场作者与公众的见面和辩论会，按惯例都由记者主持。沙龙主办方之一、法国教育部的新闻办公室希望中国记者能参与主持其中两场与中国图书有关的辩论。主持那场辩论会，对我来说，是比采访更有意义的深入现场。我总觉得，每一个现场只要能找出它的原因和意义，就能做成文章。这个原因和意义，是问题的根源，是现场的核心，是最高贵的地方。
跳脱时的焦虑与喜悦
不管多么深入现场，我时不时会有跳脱的感觉，跳脱的同时充满了焦虑，因为我担心我以为找到了核心，其实没有。我会不由自主地投入事件，我也经常对种种言之凿凿的分析（不论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满腹狐疑。我很少信任采访对象，我总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所有分析性的稿件，我总是要挨到截稿前的最后一刻才能交稿，因为我经常对自己的判断和表述信心不足。我总在问自己，倘若再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又获得新的资料、做了别的采访、遇到不同的观点，那我是不是还会持同样的观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此时为截稿而截稿又有什么意义？
法国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那天，我要写一篇国际观察。
读的资料越多，做的采访越多，在我脑子里疯跑的野马就越多，而我不能将每一根缰绳收在手中。我很想站到圣母院广场的零点砖上，让一切从脚下出发，距离任我把握。可是，材料就是像一堆沉甸甸的布料趴在地上，我可以假装持某个观点将它们拼凑成一件衣服，但我知道那是拼凑的。
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我基本能够与自己的狐疑和焦虑和平共处了。我想明白了一点：不论在哪个国家，政坛形势如果确实不能深入其中，那就终究是雾里看花；关于大国关系或两国关系，用现实政治或利益需要等理论假装纵横捭阖，当然容易拾人牙慧。在此基础上，我做了两个决定：①原谅自己的满腹狐疑，允许保留焦虑。
如果说，满腹狐疑是因为敬畏真相和知识储备不足，是年轻记者正常的妄自菲薄，那我愿意相信，只要不懈积累，终有一天能与豁然开朗不期而遇；在不能豁然开朗之前，焦虑是必然的。②肯定自己的兴趣，扬长避短，选定社会和文化领域为专业发展方向。
上述推理得到了感情因素的佐证。驻外相当久了，我都不曾觉得自己对巴黎和法国有感情。巴黎很美，对公民也极尽现代化人性都市的体贴；法国很丰富，耐人寻味；但巴黎法国和我之间，有什么不可消解的关系吗？我充其量是一个饶有兴致的观察员。直到有一天，我在巴黎有了一个好朋友，我和她相约见面。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巴黎有了固定的与朋友约会的老地方，有了最爱散步的街区；我期待博物馆即将开幕的展览，会在一个莫名的时刻渴望某家餐馆的某一道菜……总而言之，我和巴黎之问，建立了个人化的关系。
那一刻，我有了平静的喜悦。我也因此想到，整座博物馆的书，都没有地铁里一个呆滞的眼神动人。与政治、外交和经济相比，社会和文化是更加动人的现场。
回祖国来
我在巴黎决定多做社会文化稿件，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来自祖国的呼唤。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现在的主题，总社国际部时常发来约稿通知，而这些约稿经常与社会问题有关。法国怎样解决假日交通高峰期的拥堵？法国怎样发展农村的文化？法国私立学校是怎样的情况？法国有没有婚前检查，是否强制，是否免费？
法国怎么抓中小学生的公民素质教育？法国怎样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法国是否限制小排量汽车？法国人机场餐饮是否狠宰游客？
法国怎么保障残疾人权益？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每遇到一个问题，每出现一个现象，国内媒体每次热烈讨论某一话题，驻在发达国家的记者就会收到约稿，就要展开采访和调研，为普通读者解答疑惑，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虽然有时也抱怨法国的情况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约稿很难处理，但我其实还是相信，一切都可以比较，如果确实有天壤之别，那这差别产生的原因就是文章所在，而理解现象、解释差别，就是新华社记者的职责。比起那些应景的稿子，解答这些真实的疑问更有趣味，也更有意义。因此，分社发给我的每个约稿题目，我都是苦恼地接下来，在狐疑中采访，在焦虑中完稿。偶尔有些问题我自认为找到了正确答案，能提供有用的信息或者解答一些疑惑，那当然是很欣慰的。
也有很多时候，我担心自己脱节于祖国的发展。发达国家的developed是个完成式，我在法国那四五年，每见到法国经历大的变化，比我年长的记者甚至认为，以他们的见闻，法国这二十多年都没什么变化。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一切都是正在进行时。不能在她中间与她的发展一同进行，那就很容易落后于她。而落后于时代的记者，是多么令人羞愧。这种担心落到工作中，就是不能事先把握后方可能提议的选题，缺少主动，总是被后方追着赶着，手忙脚乱。而两三年的时间里始终手忙脚乱，就不可能构思和执行有系统的调研计划。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经常“回国”。心始终在国内，眼睛也要永远看着国内。互联网真是个好东西，网上有一部分活生生的国情，也有一部分同行的工作与受众的反馈。一年一次的休假，也是恶补国情的好机会，从流行语到流行病，在国外错过的统统都要补回来。任期结束后回国，更是开始了彻底的休整和补习。4年前我被派出，当时中国人均GDI：不到1000美元，如今已经增到1700美元；当年艾滋病感染人数只有几万，如今已经到了65万。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做完了多少工作啊。学习了“十一·五”期间的十个阶段性特征，我更加相信，社会和广义上的文化新闻的报道将越来越重要，从社会学理论到现实中的问题，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