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援报道期间，我最痛苦的是睡眠严重不足。我一般是一早就随救援队的车进城，然后在城里独自开展采访，下午赶回来采写稿件，编辑图片，再把所有稿件通过海事卫星电话发回总社，每天要工作到晚上12点多。紧张的工作节奏下，最渴望的是能好好睡一觉以恢复体力。但这些平时很容易实现的要求此刻却成了不可能的奢望。由于帐篷是敞开的，青蛙和其他鸣虫纷纷入驻。这些青蛙一直叫到后半夜4点多。好不容易等青蛙都休息了，寂静维持不到两小时，营地100米外的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直升机就开始起飞。
这些飞机的噪音震耳欲聋，根本无法继续休息。艰苦的环境，造成了体力大量透支。由于过度疲劳，回国后我的多项肝功能指标异常。
疾病、枪战，高温、暴雨，虫咬、噪音、睡眠严重不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现场的记者一方面要与不利环境因素作斗争，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作斗争。但事实表明，只要你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就能克服这一切困难，而在这之后，丰富的现场新闻资源，将给你的坚韧以良好的回报。
三、报道不做“家常菜”
当海啸发生的时候，除了新华社外，全国很多媒体也都派出了自己的采访队伍。如何避免家常菜式的雷同报道，在众多媒体中写出独树一帜的新闻？我的感受是，必须登高望远，提升思想认识的高度，通过发挥特长，深入现场，在“高、深、真”三个方面下工夫。
进入灾区后，我发挥英语好的特点，不单单守在中国国际救援队身边，而是每天用一部分时间，进到班达亚齐市内军营、难民营、医院、新闻中心、联合国机构等各有代表性的地方，把“高、深、真”的宗旨贯穿到稿件里去。
高，就是眼光要高，不拘泥于一事一报。对于在总部的记者来说，优势在于能随时了解全国以及全球的动态及信息，但劣势是不了解现场发生的细节及最新动态。对现场记者来说，则正好相反，能获得第一手的现场新闻，但因为和外界无法联系，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出发前，我就做好资料准备，充分收集海啸相关的宏观情况，数据，各国态度，政府首脑的言论等。进入灾区后，除了及时报道动态外，还写出了一系列分析稿，如《愿海啸悲剧不再重演》、《综述：救灾仍需加快》、《印尼海啸灾害启示了什么》等，使报道脱离了一事一报，从全局的眼光进行分析和评论，提高了权威性。
而一些同在现场的记者，很多报道停留在一事一报的小细节上，发出的稿子缺乏高度和全局观。
深，就是眼光要深刻，发现别人不容易关注的内容。国内很多记者抵达灾区后，大多关注海啸造成了多大破坏，死了多少人，哪些国家的救援队伍抵达了现场，等等。而我除了关注这些新闻外，更把注意力落在这次印度洋海啸造成的巨大灾难，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上。在这次世纪悲剧发生后，全世界立刻行动起来，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宗教和种族差异，纷纷用各种方式帮助灾区人们战胜海啸灾害，重建家园。虽然各国的救灾行动形成了客观的竞争态势，但在这场救灾竞赛中，所有人都是为了同一个伟大目的，所有参赛者都是赢家。因此我在发出的一篇稿子里特别指出：“为了共同拯救他人的生命，来自全世界的援助之手紧紧挽在一起，这种合作，超越了种族分歧，宗教信仰，政治歧见，成为这次海啸救灾中最闪光的地方。”
同时我注意到，这次海啸救灾，确实又是一次各国在全球聚焦下展现自己实力的演出。救灾背后较量的是国力。因此我及时写出了《印尼海啸救灾成为国际演兵场》，成为当时海啸报道中视角独特的一篇稿子。
真，就是要有感情。这次海啸，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场浩劫。
所有遭遇不幸的人，不论其国籍如何，都使地球子孙共同悲伤。因此，在这场浩劫的报道中，记者应该怀着人类对受难者最广泛最质朴的同情去发现，去写作，而不是只有事不关己的客观记录。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一对青年男女的故事。一个叫产查的男子不顾自身生命危险，从大海中救上来一个青年女子，并克服重重困难，把她送到医院昼夜精心看护，最终从死亡线上把已昏迷多日的女子拯救过来。记者深深为之感动，在《海啸中我们相拥逃生》一稿中写道：
“看着产查的身影，我的眼角开始湿润。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心灵震动，总有一些人物让我们景仰。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感情，生于患难，血浓于水。这种感情，既非爱情，也非友情，但无疑，它是这个世界上使人类为之自豪并且使人类文明得以薪尽火传的一种感情。也许它不能惊天地，泣鬼神，但它可以让人永生铭刻，激荡许多在世俗生活里已渐渐有所淡漠的心灵。”很多读者在看到这篇稿子后表示，内心深受感动，印象非常深刻。
但同时，记者也必须注意，带有感情和陷入感情是两回事。一个好的记者，必须既在感情之中，又在感情之外。很多突发性国际新闻事件都具有极强的现场冲击力和感染力，如果在采访中完全陷入到被感动，被震惊的状态之中，同样难以胜任现场的报道。
四、国际救援报道需要国际眼光
即使智勇双全，如果没有国际眼光，同样难以胜任报道。此次印尼海啸报道给国际报道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国际新闻报道必须有国际视野。在海啸报道中，国内很多媒体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特色”的报道模式带到了灾区报道之中，不仅导致报道呈现片面性，而且容易被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作为攻击中国政府的口实，不利于维护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公正、积极的形象。
在海啸救援期间，观众和读者们最关心的是灾区正在发生着什么，遭受到多大的破坏，世界各国在灾区是如何行动的。但这些信息，在当时国内媒体从灾区发回的报道中涉及不多。而国内的报纸、电视上看到的几乎都是关于中国的救援队伍的报道，不仅关于灾区本身的报道比较少，而且关于其他国家和国际各类机构组织在灾区救援的情况几乎很少涉及。
实际上，海啸发生后，国际社会普遍行动起来，欧盟、美国等除紧急提供大量救援款之外，也都派出了较强的救援力量。当时在世界卫生组织办公室登记的在班达亚齐开展医疗卫生救助的主要救援队就达69个。在灾区，中国的救援力量虽然直接参与了多项救援任务，但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力量仍然有限。在救援中，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也都是最早到达救灾现场的救援力量。
德国派出了数百人的救援队伍，仅空运到现场的车辆就达上百台。
美国为救援派出了一个航母编队，直接参与救灾行动的人员达到了一万多人，四十多架直升机承担了在印尼灾区80％左右的物资运送和伤员转运工作。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许多国家自发前往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和个人，都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这些情况，国内媒体都鲜有触及。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不少国内媒体的记者习惯了国内新闻报道的套路，一旦进入背景更大的国际大舞台时，没能及时调整眼光和思路。一味对中国救援队伍的“扬”和对国际救援力量的“抑”，不仅造成了国内受众的误解，以为中国救援队伍是灾区最主要的救援力量，也容易引起国际新闻界和其他国家读者的不满。有国外记者就明确表示，中国媒体对于中国自己的救援行动进行了超比例的宣传，“从中国记者的报道中，我们只看到中国人，不见外国人”。
因此，国际新闻报道必须有国际眼光，其核心是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作为一个中国记者，理所当然地要在国际上维护祖国形象。
但在具体的报道中，应该按照国际惯例，以巧妙的方法捍卫国家利益，宣传国家形象。因此，在当时的采访中，我的指导思路是把中国救援力量与全世界的救援力量融为一体，突出中国是这场人类自救行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采访中，我既坚持和中国国际救援队保持密切接触，随时捕捉新闻事件，同时也抽出足够多的时间奔波在班达亚齐市的新闻中心，政府部门，难民营等地，捕捉到许多独家的新闻素材。在我后来发出的报道中，既有《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义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这类直接反映中国国际救援队在灾区不顾死亡和疲劳，奋勇工作的稿子，也有《目击海啸重区——全世界援助之手挽在一起》这样深入报道国际社会在灾区的重要贡献的新闻；既写了《特写：带着灾民的希望起飞》一类稿件反映印尼政府在救灾过程中的行动和努力，也采写了当地灾民积极自救、为重建家园而积极努力的稿件《乌来来海滩从噩梦中醒来》，这些报道不仅受到了国内媒体的广泛欢迎，也受到了海外媒体的肯定。
五、结束语
十六个在痛苦中煎熬的日夜，数十次穿越生者和死者的两边，这是2005年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如今岁月已翻开了新的页码，班达亚齐的天空又是那样湛蓝。但我却难以忘怀这些曾经历的点点滴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献身精神、跨越种族和民族的互助精神……这些正在被很多人淡忘的东西，在这16天里却格外清晰起来，没有一刻不激荡着我的心灵。作为一个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的救援并在灾难现场向全世界及时发出第一手最真切新闻的记者，我为自己能有幸见证这些艰难的时刻、见证全人类为了抗击自然灾害而团结一致的行动深深自豪。
再次想起深夜里站在班达亚齐的泥地里举头仰望，满天繁星闪烁，仿佛伸手可及。这片我一生中相逢的最灿烂的星空，将永存我的记忆里。
何德功新华社高级编辑。1981年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林非攻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0年至1991年在东京大学文学系留学，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新华社工作，历任参考消息编辑室副主任、主任。2002年任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至今。专著有《咏冬古诗赏析》、《中日启蒙文学论》、《倾听中国——新冷战与未来谋略》，在《中国记者》等刊物发表新闻理论论文10余篇，发表新闻作品250万字以上。
我在东京当记者
作为一个外派记者，怎样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每个驻外记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是驻外记者的素质；二是驻外记者如何把国际新闻与国内新闻联动。下面略谈一些粗浅的体会，以就教于方家。
一、驻外记者的素质
1.孩子的眼光
我为什么会当记者？这里想从自己的经历说起。我在15岁的时候曾被幸运地选到县广播站当播音员，工作六年后恢复高考，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上大学老师，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以后，选择到《参考消息》编辑部工作，转来转去又成为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不管是从事国内或国外新闻报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天都要关心社会变化，向外捕捉，像一个孩子那样，总要以好奇的眼光，每天去发现新的世界，久而久之，形成对新闻的敏感性。我无论在广播站，还是在《参考消息》编辑部，都不是真正的记者，但培养了自己的新闻敏感性，为日后当记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编辑和播音员心目中都要有听众和读者，要比记者更直接地考虑读者的需要，经常与读者进行换位思考，这样日后也能写出受读者欢迎的文章。
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出国当记者的时候已经45岁，如果再晚一些的话也许会与记者生涯擦肩而过。这是一个成熟的年龄，对事物理性思考多于感性感受，也许当记者会不太适应。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敏感性，自己还是能够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到日本以后处处以孩子的眼光去发现生活中的一切。
2003年初，当中国出现“非典”的时候，这种孩子的眼光让我写出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稿件，如《日本为何无“非典”》一文，就是写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日本人的卫生习惯，告诉人们日常生活中注意卫生对防“非典”有很大作用。这篇文章最先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上，后被《羊城晚报》等多家报纸转载，日本的《产经新闻》和日本的一些华文报纸也全文转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还根据自己的日常观察写出了关于日本的厕所、日本的旅馆、日本的下水道、日本的垃圾分类、日本人保护动物等十几篇见闻录，对如何防“非典”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材料。如果没有自己的认真观察，很难产生写这些文章的灵感和冲动，即使有写作的冲动，也很难成篇，更不会成为系列文章。
这一切说明，记者新闻敏感性和具有孩子的眼光的重要性。新闻敏感性让人发现事件的意义，孩子的眼光让人通过感性发现生活中生动的典型细节，二者结合，可以写出以微知著、以小见大、更容易打动读者心灵的文章。应该注意的是，新闻敏感性对年龄偏大的记者来说容易保持，而孩子的眼光则可能因为自己的惰性而不断退化。为了保持孩子的眼光，需要对生活不断倾注极大的热情，一有机会就投入火热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