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去找埃莉诺拉·杜丝。她住在一幢玫瑰色别墅里，前面有一个葡萄园。她顺着满是葡萄架的小道款款而来，宛如光芒四射的天使。她上前拥抱我，目光充满了爱和柔情。我此时此刻的感觉，简直跟但丁遇到神女时的感受一样。
从此我就在维亚雷焦住了下来，埃莉诺拉的目光重新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她常常拥抱着我，抚慰我。她不仅抚慰我的伤痛，还懂得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我意识到，之前别人的安抚之所以毫无用处，原因在于他们全都故作轻松，想通过让气氛轻松活跃来让我遗忘过去。埃莉诺拉·杜丝则不同，她说：“跟我讲讲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吧。”她要我倾诉孩子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要我拿出他们的照片，仔细看着他们，亲吻他们，放声哭出来。她从不空洞地劝我不要悲痛了，而是跟我一块儿悲痛。自从孩子们离开后，这是我头一次感觉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埃莉诺拉·杜丝是一个神奇的人。她胸怀宽广，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悲哀；她的精神光芒四射，了悟世间疾苦。当我跟她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她的头顶笼罩星辰，手可触及山巅。
有一次，她抬头望向山峦，对我说：“科洛奇山的悬崖峭壁，在旁边吉拉杜的绿色山坡、生机勃勃的葡萄藤以及花枝招展的树木的衬托下，显得那么苍凉、那么险峻。但是，当你望向科洛奇山阴沉粗糙的顶峰时，你会看见白色的大理石闪出一道光芒，静候着雕刻家赋予它永恒性。吉拉杜山给予人类世俗的需求，而科洛奇山提供了梦想的素材。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昏暗、忧伤、悲凉，可是他们提供了白色大理石，激发了人类深层的渴望。”
埃莉诺拉·杜丝崇拜雪莱。这里的9月，暴风雨不断。有时候，在闪电划过阴沉的波涛时，她会指向大海，说：“看哪！雪莱的骨灰在闪耀——他在那里，走在波涛之上。”
住在酒店里，总是有陌生人盯着我，让我很不自在。于是，我租了一幢别墅。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一幢别墅呢？一幢红砖砌成的庞大的别墅，坐落于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深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如果说外部景象看起来很凄清的话，内部设置则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氛围。据村民们口口相传，这里曾居住着一位女士，跟奥地利宫廷中的某位身份显赫的名流——有人断定是弗朗茨·约瑟夫本人——有过一段不幸的情感纠葛，之后又凄凉地看到他儿子发了疯。别墅的顶层有一个小房间，窗户封住了，墙上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门上开了方形的小洞。显然，可怜的年轻人发疯时，被关在了这里，食物则从洞口递了进去。屋顶有一处开放式的宽敞凉廊，一边可以俯瞰大海，另一边可以远眺群山。
这座阴郁的别墅，至少有60个房间，我租下它完全是一时冲动。吸引我的只是围墙内的松树林和凉廊上的迷人景观。我问埃莉诺拉·杜丝是否愿意与我一起住在这里，她婉言拒绝了。但她还是从原来的避暑别墅里搬了出来，搬到我附近的一幢白色小房子里。
现在，埃莉诺拉·杜丝有一大癖好，那就是通信。如果你住在别的国家，她或许只会时不时地给你发一封长电报，3年内从不间断；但是住在附近的话，她几乎每天都会派人捎来一封有趣的短笺，甚至一天两三封。我们经常见面，在海边散步，埃莉诺拉·杜丝习惯说：“悲哀的舞神与悲哀的缪斯一起漫步。”
一天，我和埃莉诺拉·杜丝在海边散步时，她突然转向我，落日的余晖在她头上投射出一道炽烈的光晕。她长久地盯着我，表情有些怪异。
“伊莎朵拉，”她哽咽着说，“别再追寻幸福了，别这样了。你紧皱的眉头已经告诉了我们，你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了。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只不过是序幕而已。不要再去考验命运之神的耐性了。”
哦，埃莉诺拉·杜丝，如果我听进去你的忠告该有多好啊！可是，“希望”是一株根除不掉的顽树，不管多少枝丫被砍掉、被摧毁，它还是会长出新的枝叶。
埃莉诺拉·杜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正处于生命和智慧的巅峰时刻。当她踩着大步行走在海岸边时，步态跟我见过的其他女人完全不一样。她不穿胸衣，身形高大，身材丰满，虽然时尚圈的人见了会摇头，但这恰恰体现了她的高贵迷人之处。她身上的一切都表明她有一颗饱尝磨难的伟大心灵。她常常给我阅读希腊悲剧或者莎士比亚戏剧，听她读到《安提戈涅》中的某些句子的时候，我不禁思忖，如此精彩的诠释竟然没有让全世界的人欣赏到，真是暴殄天物。有人认为，埃莉诺拉·杜丝在艺术辉煌阶段长期没有登上舞台，是因为情场失意或者其他感情方面的问题，这并非事实；而且，也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她缺少帮助，缺少必要的资金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艺术理念——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琐碎。标榜“崇尚艺术”的世界，把这位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遗弃了整整15年，任由孤独和贫困蚕食她的心灵。当莫里斯·盖斯特终于意识到她的存在，为她安排了美国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已太迟。她竭尽全力要为自己等待多时的工作筹集必要的资金，却不幸死于这最后一场巡演的途中，令人扼腕叹息。
我租了一架高级钢琴，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忠实的朋友斯基恩，他立马赶了过来。埃莉诺拉·杜丝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天晚上都会让斯基恩为她弹奏贝多芬、肖邦、舒曼和舒伯特的作品。偶尔地，她还以低沉、优美的嗓音吟唱起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在这座黑暗的坟墓单》，每当唱到末尾的“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时，她的声音变得哀怨动人，她的表情悲恸凄切，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一天傍晚，我忽然站了起来，让斯基恩弹奏起音乐，为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我的动作舒缓而轻柔，是我自4月19日以来头一次跳舞。埃莉诺拉·杜丝满怀感激之情地拥抱住我、吻我。
“伊莎朵拉，”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回到自己的艺术中去。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你的灵魂。”
埃莉诺拉·杜丝知道，几天前有人给我寄来了一份合约，希望我到南美巡回演出。
“签了这份合约吧，”她劝说道，“如果你知道生命有多短暂，知道它充斥着长年累月的无奈，无奈——除了无奈，没有别的了，你就会签了这份合约！从这无边的痛苦和无奈中挣脱出来吧——挣脱！”
“离开吧，离开吧！”她这样劝着我，而我的内心却分外沉重。我可以在埃莉诺拉·杜丝面前跳简单的动作，但是却无法再一次面对观众。我全部的身心都在备受煎熬——每一次心脏的跳动，都是对孩子们的声声呼唤。只有跟埃莉诺拉·杜丝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得到一丝安慰；可是到了夜晚，在这座孤寂的别墅里，空荡荡、阴沉沉的房间发出一阵阵回响，我彻夜难眠，无奈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曙光微露的时候，我起身，到大海里游泳。我暗暗思量，觉得自己最好游得远远的，再也回不来，不过我的身体总是自作主张地向着陆地游去——这就是一个年轻躯体对生命的本能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