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老军人，哈里森总统身上总是流露出了争强好斗的倾向，他的这一性格让他的朋友们颇为担心。他反对就白令海峡问题作出公断，主张采用强硬手段来解决，以至于索尔兹伯里勋爵不得不在加拿大的讲话中就此提出批评。他还主张以武力对抗南方。幸好由于朋友的及时劝谏与冷静对策，他的诸多草率决断才得以被成功劝阻。
当时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是与智利的争端，曾经有一段时间，似乎一切都无法再劝阻他开动战争的决心了。当时的智利当局对总统的行为发表了非常轻率的评论，而这使总统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挑衅。于是，我便动身前往华盛顿，看是否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和解工作。因为我曾经是泛美大会的成员，因此我认识了许多南美的朋友，并与他们一直维系着不错的交情。
非常幸运的是，我刚走进酒店就碰上了密苏里州的亨德森议员，他也曾是泛美大会的代表之一。他停下来，我们寒暄了一阵。这时，他指着街对面说：“总统先生正在对面向你招手？”于是，我穿过了马路。
“你好，卡耐基先生，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不久，总统先生，我刚进酒店。”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想和您谈谈。”
“好吧，那我们就边走边谈。”
当时黄昏已近，总统挽着我的胳膊，在华盛顿的街头漫步。谈话大概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谈到了我曾经的泛美大会代表的经历。当时，在大会结束后，总统曾举行盛大阅兵式，这并不是在向他们炫耀武力。总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以示对各与会国的敬意，并表露我国并无扩张野心的坦诚。作为西半球的大哥，无论引起什么样的争端，我们都会通过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因此，我对他现在断然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感到震惊与难过。只因为小小的争端，共和国就威胁要对小小的智利大打出手。
“你是纽约人，只考虑生意和钱，这是纽约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从不在乎共和国的荣誉与尊严。”他说。
“总统先生，我是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的人，我拥有一座最大的钢铁厂，光这个就能让钱哗哗地流进我的腰包里。”
“哦，确实如此，我都忘了。”
“总统先生，如果我要打架，我会挑一个与我旗鼓相当的对手。”
“难道你会根据国家实力的大小来决定是否允许它对你进行侮辱、败坏你的荣誉吗？”
“你看见我们的水手在沙滩上被攻击，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而你对此会无动于衷吗？”他问道。
“总统先生，我认为美国的名誉是不会因为每次在醉酒水手中发生的纠纷而受到伤害。况且，这些人也不全是美国的水手，他们中还有些是外国人，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我认为应该受到责问的是他们的船长，他在当地发生骚乱的情况下还允许他的船员们上岸。”
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着，直到走到白宫的大门前。那时天已经黑了，总统先生告诉我他晚上有约，并邀请我第二天晚上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当然只是家庭式的聚餐，到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我深感荣幸。”我说，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布莱恩国务卿。他一见我，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双手迎接我：
“哦，昨晚为什么没和我们共进晚餐？布莱恩夫人听总统说起你后，说‘真是的，卡耐基先生来了，我这居然有一个位子还是空的。’”
“是这样，布莱恩先生，昨晚虽然你没来，但今天能见你真是很幸运。”接着我告诉他我与总统昨天谈话的内容。
“是啊，”他说，“真是幸运，要不然总统该认为你和我是串通好了的。”
没一会儿，西弗吉尼亚的埃尔金议员也来了，他是布莱恩先生的莫逆之交，也是总统先生的好友。他说总统先生已经告诉了他总统先生与我就智利局势所进行的讨论，总统还很赞赏我能一直热切地关注这个问题。
“总统先生，”埃尔金说道，“卡耐基先生和你说话可不会像我那么直白，他这人比较敏感，所以和你说话一定会有所保留。”
总统说道：“我敢向你保证，我一点也没看出他有保留的嫌疑。”
多亏布莱恩的和平政策，这个事件总算得到了圆满解决。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使美国免于外交纠纷。“好战的美国人”这个称号并不适用于布莱恩先生，美国的普通民众也不会接受这个称号的。
那天的晚餐中，我与总统交谈了很久，看得出，他十分疲惫。于是我冒昧地建议他休假几天，无论如何他应该去休个假了。总统说他其实很想去缉私船上待上几天，但是最高法院的布雷德利刚刚去世，他需要一个优秀的接班人。恰巧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是碍于我们之间亲密的私人关系（虽然我们曾一起钓鱼），我无法向总统客观地推荐他，所以我建议总统去派人调查一下兹堡的希拉斯先生。总统照做了，并最终任命他为大法官。当然，如果希拉斯先生不是总统想重用的人，那么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的推荐，总统也不会予以考虑的。
在白令海峡的纠纷问题上，索尔兹伯里勋爵对已达成的协议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这激怒了总统。于是总统决定拒绝接受其他任何可能的和平解决方案。总统得到了布莱恩的支持，因为他也无法接受勋爵的出尔反尔。我发现他们的态度是出奇一致的强硬，他们采用了坚持不妥协的对策。于是，在私下的聊天中，我对布莱恩解释说：“其实索尔兹伯里勋爵并没有什么权力，由于加拿大人的抗议，他不能把这个协议强加于他人头上。与此同时，纽芬兰也坚持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在英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把加拿大的不满强加在纽芬兰身上，所以索尔兹伯里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布莱恩相信了这一点，不一会儿，他也与总统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接着，白令海峡问题的纷争又起到了戏剧化的发展。一天，约翰·麦克唐纳德爵士—加拿大总理与他的政党到访华盛顿，并要求布莱恩就这个问题为他与总统安排一次会面。布莱恩说他会问问总统的意见，明天上午再给答复。
“当然，”布莱恩先生，“我深知总统不可能与约翰爵士还有他的朋友们举行正式的会谈。等他们打电话问，我会如实转告。”约翰爵士对此提出异议：加拿大是独立的，“就像纽约在联邦中的地位一样”。布莱恩回答说他担心如果爵士获得作为加拿大总理与纽约当局的见面机会的话，他很快就会听到来自华盛顿的舆论压力，纽约当局也会如此。
总统与布莱恩都深信英国政府不会履行那份由索尔兹伯里勋爵提出的仲裁协议，然而他们最终却同意并接受了。布莱恩为此痛心不已，他曾建议双方在白令海峡各设两条船舶，双方都拥有上船检查以及追捕其他捕鱼船只的权力—事实上就是联合巡警。为了给家族赢得声望，索尔兹伯里伯爵给英国大使朱利安爵士发电祝贺布莱恩先生“英明的建议”。他本可以给予双方平等的权力，成为双方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一个正义的、兄弟般的约定。后来，朱利安爵士让布莱恩看到了这封电报。有时，事情就是这般无奈，无论当事双方的管理者是多么的精明能干，渴望合作，却都无法实现。
布莱恩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目光远大、判断精准，还是和平的支持者。在白令海峡问题上以及与智利的纠纷上，他都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冷静、明智以及对和平的坚持。在促进英语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方面，他居功至伟。对于法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给予我国的宝贵支持，他表示无限感激，但是他并未因此放松对法国的警惕。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就克莱顿—布尔沃条约①同与会人士展开了一场交锋。当时，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认为，在他的印象中，布莱恩总是对他的祖国怀有敌意。布莱顿断然否认，他以有关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信件为例，来回击了这个说法。当时他答道：
“当我成为国务卿之后，在处理相关条约的文件时，我惊讶地发现贵国外交大臣给我国的信函中，总是一再声称你们的国王陛下‘期待’什么什么，而我们的国务卿则会告诉你我们的总统‘斗胆希望’如何如何。而今，当我收到急件通知你们的国王陛下‘期望’什么的时候，我会回信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期望’什么。”
①英国与美国于1850年签订的有关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协议。
“好了，你承认你改变了公文的性质？”这一问像一把利剑一般射向了他。
布莱恩也迅速作出回应：“只能算是条件改变了。美国早已过了因为‘权利’而把‘期望’说成‘斗胆希望’的年代，我只不过是配合了一下而已。如果你们的国王也用‘斗胆希望’一词，相信我们的总统也会这样做的。只恐怕你们总会用‘期望’一词，因此，美国也只有这样来回敬了。”
一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苏格兰钢铁公司的查尔斯·田纳特爵士一起共进晚餐。席间，张伯伦先生说卡耐基先生是个好人，大家对他的成功都感到很欣喜，但他不知道美国政府每年要给他一百多万美元的补贴，只因为他能生产钢轨。
“哦，我们可不是这么想的。”布莱恩先生说道：“我个人对铁路非常感兴趣，我们以前要以90美元一吨的价钱向你们购买钢轨—这可一点都不便宜。而今，在我来之前，我们的人与卡耐基先生签了一笔大合同，每吨钢轨只需要30美元，在我的印象中，如果没有卡耐基先生和其他人冒着风险投入到大西洋彼岸钢铁业的发展中，恐怕截止到今日，我们还得以每吨90美元的价格向你们买钢轨。”
这时，查尔斯爵士插了一句话：“你们肯定会的，90美元一吨是我们卖给外国人的统一价。”
布莱恩先生笑着说：“张伯伦先生，我不认为你对我们的朋友卡耐基先生的评价是成立的。”
“是的，”他回答道，“怎么可能成立，查尔斯爵士这样出卖我。”这引来了大家的一阵欢笑。
布莱恩是少有的健谈者，他的措辞总是那么恰当妥帖，以至于那些吹毛求疵者都挑不出任何毛病。他的反应像捕鼠夹一样迅捷。与他的谈话也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他是真正的保守派，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他都坚定地主张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