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7月1日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遭遇了一生中最严重的劳资冲突，虽然当时我并不在场，而是在苏格兰高地。26年来，我一直积极地致力于与工人们的和谐的合作关系，我们之间一直关系融洽，这一直令我引以为傲。有人指责我在罢工期间滞留国外，没有及时赶回来支持合伙人的相关工作。对此，菲利普斯先生于1904年1月30日给《纽约快报》写了一封信，以作回应。在信中，他说我总是对工人们作出让步，即便是不合理情的要求，我也总是妥协退让，因此合伙人并不希望我回来参与其中。但是抛开雇主和工人之间感情暂且不说，仅从公司的经济效益上来讲，给工人们较高的薪酬，让他们生活富足并对雇主产生敬爱之意，本身就是一项很好的投资，适当的让步其实就是利润。
贝西默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了解放。早期设备很快便落后了，公司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在荷姆斯特投资几百万美元用于工厂的技术革新，并且扩建了工厂。新机器的使用使得我们的钢产量比过去增长了60%。280名计件工人（以生产一吨钢为单位计算报酬）曾与我们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最后一年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使用新设备工作的。这样，合同到期时，他们的收入便可增长60%。
随后，工厂提出将新增长的60%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他们最多可得到其中的30%，而另外的30%将被用来补偿公司更新设备的花费。因为借助刚刚更新的机械设备，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并没有增加。这事实上已经违反了公平和自由的原则，我们太大方了。往常，工人们肯定会心怀感激地接受。但是那时，我们正在为美国政府生产装甲，时间紧迫，与此同时，我们还与芝加哥博览会签订了合同，为他们生产建材。几个工人领导得知了这一情况，坚持要拿60%，他们觉得公司肯定会作出让步，不得不给他们。工厂当然不会同意，而且对于这种要挟—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要钱还是要命？”—公司也不应该答应。这种态度非常正确，如果我当时在家，也绝不会向这种不公平的敲诈行为作出任何让步。
直到此时，公司的做法都很正确。当与工人们之间出现分歧时，我一贯的态度是“耐心等待，以理服人，给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的不公正之处”。但绝不会裁员，绝不。然而，荷姆斯特的工厂主管却受到了3000名没有卷入这场纠纷的工人们的影响。这些工人急于和那280名工人划清界限，他们向他保证，能让工厂正常运转。于是这280人组成了一个工会，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可以加入。
这名主管被自己误导了，还接着误导起我的合伙人来。他刚从基层岗位上提拔上来，对此类事情没什么经验。少数工人的不合理要求，还有那3000名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也是非正义的一群）很快左右了他的思想，他觉得工人们将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危机很快就可以解除。那3000工人中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取代闹事的280人的位置—至少他们是这样报告我的。事后看来，当初绝不应该恢复开工。公司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工人们说：“现在这里发生了劳资冲突，你们内部应该把问题解决好。公司的报酬已经很不错了，只有在纠纷得到调解后才能复工，在此之前，你们的岗位将一直被保留着。”或者，如果主管对那3000名工人这样说会更好一些：“很好，如果你们不需要保护，那你们就来吧。”这样，就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3000人对抗280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以防万一，州政府派出治安官员和警卫来保护那3000人。而带头罢工的工人则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枪，能够威胁和恐吓那3000人。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我自己琢磨出的一项规则：“我的意见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公司决心停工，让他们自由协商并耐心地等待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而不是考虑裁员—而且公司绝不会这样。”有能力的工人不可能在大街上闲逛而没有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无所事事。一个我们公司认为需要的工人，一般不会让他失业的。在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里，想要一名新人成功地操作复杂的机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公司雇佣新人的想法使得那3000名想要工作的老工人改变了立场，他们不再是我们的支持者，我们难道还要为此指责他们吗？
如果我当时在场，可能会被说服，重新开工—试想一下我们的老工人们能否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去工作。当然，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要知道我的合伙人决定复工不是为了起用新人。相反，也是应几千名老工人的要求。这点很重要，对此，股东们没有理由不采纳。我们的原则是不采用新人，但是让老工人回来干活，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罢工的工人后来袭击了州政府的办公室，此后工厂又重新开工。其实稍作回顾，我们即可得出结论，“如果工厂一直停工，让工人们自己协商妥当后再说，该有多好”。但是拥有8000名士兵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很快采取行动控制了局势。
纠纷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游，两天之后才得到消息。或许人的一生中，再也没什么事情能这样严重地刺痛我的心了。但它永远也不可能是我心头难以抹去的一道伤疤，当然，这也没有必要。工人们极度蛮横，那是他们的错误。使用了新机器，按照新的计酬方法（多得30%报酬），罢工者每天可以获得4～9美元工资。当我在苏格兰时，我收到了工会办公室的来电：
“亲爱的总裁先生，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而我们将遵照你的指示去办。”
这让我很感动，可是，唉，一切都太晚了。错误已然铸成，政府控制了工厂，已经太晚了。
在国外时，很多与我有交情的朋友听闻此事后，都给写我来了友善的短信。格莱斯顿先生写来的这封是最让我感动的。
亲爱的卡耐基先生，
夫人在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们的感激，因为你曾带给我们最美丽的祝福。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此时你正万分焦急，你的努力指引着富人们不要像他们从前一样行事，而是采用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到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他们往往都太轻率、太自以为是、太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你对这次不幸的即时反应，尽管你在大洋的另一侧。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让道德的光芒再现，我为此而感谢你。
请相信我！
你最忠实的
W.E.格莱斯顿
53奥斯卡·斯特劳斯，美国政治家，第一位犹太裔美国内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