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家族主义，使中国人产生了鲜明的亲疏倾向。因此，中国的管理者在任人方面也倾向于重用亲信。中国历史一直就有“任人惟贤”和“任人惟亲”两个对立的用人方法。只要任人符合企业管理的需要，一切尊从制度，不搞特殊化，不用过于拘泥于血缘的关系，春秋时期的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就是一个理想的任人方式。
孔子：“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祁黄羊可谓公矣！”
古时候，有人问孔子：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可见中国人一向是亲情高于法律的。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家族主义，使中国人产生了鲜明的亲疏倾向。一方面对家族内的人亲情大于法，胳膊朝里弯不朝外拐；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之内有小家，亲一点好一点；上阵要靠父子兵，打虎要靠亲兄弟，有危险的地方，只有父子兵亲兄弟才可信。另一方面对家族外的人却是一百二十个不放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博士樊浩在《中国式管理的文化力》一文中指出：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第一要素。在任何社会中，血缘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都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然而在中国社会中，血缘具有文化设计和文化转范型的意义。中国文明的基本走向就是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没有打破原有的氏族血缘体制，而是透过对氏族体制的改良建立起文明社会的关系。中国社会不但没有挣断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而且成功地把它与伦理、政治融为一体，提升为伦理政治，成为伦理政治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型，形成“家天下”的社会，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原理、生活方式、价值趋向，到安身立命，都与这种血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乃至“天下一家”成为一以贯之的理想。血缘的传统在人文资源上，形成特有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的特征是：使一切关系都带有家族血缘关系的色彩，即使是社会伦理、国家政治，也具有脉脉温情，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我组织性和内聚力。”
因此，中国的管理者在任人方面也倾向于重用亲信，这其实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几千年来这种行径在封建社会大有市场，至今仍有些影响。难怪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中国的管理体系时候曾预言：“日本人的秘诀在于把现代企业变成一个家族；而中国人的秘诀是把家族企业变为现代企业——中国人正在发明自己的管理体系。”
但也许就是因为深知家族主义的这种弊端，一些管理者为了避免自己“任人惟亲”的嫌疑，维护自己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形象，就不敢实事求是地推荐或提拔自己的亲人或下属去担当合适的胜任的职务，有时甚至还刻意和亲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他人有闲话。避亲虽然做到了，却造成了人才的浪费。若不是内心坦荡无私，是无法真正做到不畏闲话，一心任人惟贤，不避亲疏的。
翻看中国历史，历来就有“任人惟贤”和“任人惟亲”两个对立的用人方法。其实，到底属何种方法，不在所用之人是否“沾亲”。倘出以公心，用亲亦非“任人惟亲”，如春秋时期的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倘出以私心，用的即便不是亲人，也可能罹“任人惟亲”之网罗；终会因利害相关，气味相投或其他缘故，导致非亲亦变亲的。此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是亲不举”与“非亲不举”都不免失之偏颇，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还在公私二字上。心地光明，胸怀磊落，自荐尚可，举亲何能非难？大家可以相信，祁黄羊对所举仇人，是可以与之同舟共济的；对可举的亲人，是不会姑息纵容的。反之，心怀一己私利，无论怎样辩解所举“非亲非故”，亦难掩人耳目。我们来看看祁黄羊是怎么做的。
祁黄羊，即祁奚，春秋晋国大夫，后任中军尉，威信甚高。晋平公即位后，任祁奚为公族大夫，非常信任他，常常征求他对文武诸官的任命意见。
有一次，晋平公召见祁黄羊，问他：“南阳守官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依你之见，谁去最合适？”祁黄羊想了想说：“依老臣所见，解狐可以去。”晋平公听后甚是惊讶说：“我曾听人讲，解狐与你是仇人，你怎么会推荐他呢？”祁黄羊点点头说：“确如您所讲，我与解狐有不解之仇。但现在您并没问我谁是我的仇人，而是问谁可以胜任南阳守官。我认为此人精明强干，勤于政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晋平公听罢感憾万千：“爱卿真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是非分明，可敬可仰。好，那就接受你的推荐，派解狐去接任。”解狐上任后，励精图治，干得确实十分出色。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晋平公又召见祁黄羊，对他说：“国中现在缺少一位能干的赏罚分明的法官，你看谁可以担当此职？”祁黄羊立即答到：“以我看，祁午可以。”晋平公听后，很不高兴，说：“我知道，祁午是你儿子，你怎么能向我推荐自己的儿子呢？难道你不怕别人议论你徇私舞弊吗？一点都不担心别人的闲言碎语吗？”祁黄羊正色答到：“不错，祁午是老臣的儿子，但现在您是问我谁可以担任法官这一职务。而没有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晋平公想了想，觉得祁黄羊说的并没有错。于是说：“好，我就任命祁午为法官司。”祁午上任后，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秉公办事，受到上下一致赞扬。
这两件事后来传了出去，知道的人都说：“祁黄羊这人可真不错，无论是自己的仇人还是自己的儿子，只要是有德有才的，他都能推荐。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呢！”孔子闻知此事，更是赞赏不止：“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祁黄羊可谓公矣！”
祁黄羊宽怀可举仇人，坦荡敢举亲人，确因心中无邪。孔子“可谓公矣”的评定，是中肯的。有趣的是，此篇文章亦名《去私》。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将用人须秉公去私的原则，如此鲜明地提了出来，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祁黄羊称道他的仇人，不是为了向人讨好；安排自己的儿子，不是为了营私；为其副职推举人选，不是为了结党，真可称得上是品德高尚的人了。人们常说，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有。说明伯乐难找，其实伯乐也难当。如果祁黄羊不从社稷利益出发，只顾自己，那么他就很难做到唯善是举了。
祁黄羊的所作所为，很值得我们借鉴。话说回来，现在有那么一些人，打着“举贤不避亲”的旗号，向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推荐”自己的秘书、子女，还有自己的老部下、老同事及老部下、老同事的子女、亲友等等，常常是从“关系”出发，而不是从这些人的德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种行为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是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
作为管理者，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众多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来说，更是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以企业的长远发展大计为重的决心，正确处理“血统”和“智囊”的关系，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