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6年，未来中国专制制度的缔造者登上了秦国的王座，当时他只被称为“秦王政”。这一年，他只有13岁。他的年幼让别的诸侯国暂时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缓刑期。他的幕僚提到他的时候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当他的一位将军、赵国（今山西）的征服者向他献上10万颗人头的庞大战利品的时候，他25岁。其他国王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末日，觉得只有暗杀掉这位年轻的国王方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其中的一位组织了这样一场谋杀，但秦王侥幸逃过一劫，被剁成肉酱的反倒是那位刺客。打那时起，他的征服便以闪电般的速度接二连三地获得成功。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之间，所有其他的诸侯国（分别为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一个接一个地被全部吞并。公元前221年，那个时代的整个中国版图被统一在了秦王的治下，于是，他采用了至高统治者的头衔——皇帝，由于他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他又被称为秦始皇。
中国的皇帝，随着中国统一的实现而被创立。在各个不同朝代的统治之下，这个名号维持了2133年的时间（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2年）。
秦始皇在完成中国领土的统一之后，紧接着就是政治、社会甚至智力统一的工作了，这项工作同样是他的不朽业绩中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这位中国的恺撒不仅是一位征服者，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管理者，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把秦国的祖先们所创立的军事和民事中央集权制扩大到了整个帝国。通过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他成功地瓦解了最顽固的地方分权制。他的君主独裁政治结束了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封建制度。他非但没有像他的将军们所希望的那样为了讨他们的欢心而创立一个新兴的封建贵族阶级，反而把帝国划分为36个郡，每个郡均由一位文职长官、一位军事长官和一位监督官直接管理。他的丞相李斯，统一了整个帝国的书写文字标准，这对今后来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因为方言的差异常常使得标准的书写语言成为唯一可以理解的交流工具，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此外，他还“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1]这最后一项度量方法还提及了一套驰道体系的创立，其宽度统一为“五十步”，栽种树木，修建堤防，以防御洪水。
公元前213年，在丞相李斯的鼓动下，这位中国的恺撒下令销毁典籍，尤其是儒家的著作。这一措施，使他受到了历代文人学士的憎恨。在这一时期，传统上依恋于过去封建礼仪的文人学士，有意无意地成了被秦始皇废除的那套政治制度的忠实党徒。为了消灭这个暗地里的反对派，皇帝便开始“禁书”。这样一种激进措施，未必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普遍，因为不管怎样，那些典籍终究是幸存了下来。在一个最分裂、最封建的国家中，他的专制独裁能够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创立一套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竟持续了2100年之久。无论如何，这总归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成就，这项成就足以跟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相媲美，但比它们更持久。简言之，他是那些命中注定要重塑人类的最有力的天才之一。
这位中国的恺撒到处树碑立传、刻石记功，遍及他的帝国，这些碑铭证明了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功绩。泰山的碑文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初并天下。”碣石的碑文说：“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琅邪的碑文说：“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这是远东的“中国太平”（Pax Sinica）的惯用套话，相当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太平”（Pax Romana）。更有甚者，还有这样的话（为了产生同样的效果）：“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这样的套话，让人联想起自鸣得意的“华夏盛世”（Orbis Sinicus），堪与“罗马盛世”（Orbis Romanus）相媲美。
秦始皇的石刻，成为他旅行的纪念物。统一中国之后，他开始巡幸几个主要地区。他登上了有着神秘色彩的泰山，为的是与天上的神灵交谈；他从琅邪台地上凝视东海，试图与海上的神灵对话，这些神灵是神话中的日出之地蓬莱仙岛上的居民。
秦始皇的急务之一，就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确保中原的安全，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匈奴人，游牧于帝国的北部边境。为了阻止他们的入侵，古代先王们在北部边境的不同地点修筑了一些蜿蜒延伸的城墙。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把这些尚未完善的古代防御工事连接成了一条连续的防线。这就是长城。它从渤海湾畔的山海关口向前延伸，直到西北边陲的渭河源头（今甘肃）。
直到这一时期，中原的版图还只包含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原的南方，尤其是广东地区，依然是化外之地，蛮荒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占领广东，并着手使已经征服了的地区“汉化”。为了这个目的，秦始皇下令搜捕游民，把他们从长江口遣送到广东，让他们成为新领土上的移民。欧洲人的殖民历史可以提供很多类似的例子，他们通过输入罪犯而实施了类似的移居地制度。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按照他的愿望被埋葬在今陕西省临潼附近的一个地方。他的陵墓是一座巨大的古冢，垂直高度48米，斜坡长度约60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工建造起来的大山。陵墓之内，还埋葬着他众多的妃嫔，以及那些把财宝运送到这里的工役。
战国时代目睹了秦国崛起的那段时期（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起），以及在秦始皇治下皇室被神化的那段短暂时期（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目击了青铜器艺术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风格的发展。这种风格从前叫做“秦代工艺”，如今被称做“战国工艺”，其特点就在于把器皿侧面的动物表现“从浮雕中解放了出来”，正如我们在著名的鲤鱼瓮（现藏卢浮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它首先以一种全新的装饰形式为特征，饰有隔行而重叠的线条、环圈、钩子、编织、螺旋和波浪形纹饰，给人以生气蓬勃或在永恒运动中舞蹈的印象。蜥蜴形状的龙，已经完全不同于周代青铜器装饰的缓慢运动，而是被卷进了这种颤动的韵律，跳起了狂热的舞蹈。类似的活力在打猎场景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场景装饰着后来向汉代艺术转变的那段时期的青铜器。这种风格既是周代艺术的逻辑发展，更不用说也可能受到了同时期相邻艺术的影响。这一最早出现在中国北部边境的相邻艺术，便是草原艺术。
在这个让我们牵肠挂肚的时期，那片浩瀚无边的草原地带，从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穿越北西伯利亚和蒙古，直到中原的长城，一直被不同种族的游牧部落所盘踞——俄罗斯血统的高加索斯基台人，蒙古种的匈奴人，全都赶着他们的畜群追随季节性牧场漫游漂泊。这些草原上的骑手，斯基台人和匈奴人，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表现在那些装饰性的青铜牌匾上，上面饰有正在战斗的动物——野兽与马、捕食的鸟与鹿，这些动物以一种充满动感的风格古怪地扭曲，显出痛苦的样子。我们已经看到，汉族人为了能够站在相同的立足点上与匈奴人作战，照着他们的样子创立了自己的骑兵射手团队。同时，他们还采用了匈奴人的部分装束——骑手的长裤取代了战车御者的长袍，以及他们的部分装备，尤其是青铜扣环及装饰品。我们注意到，在这些牌匾和扣环出现的相同时期，中国艺术也出现了风格化的动物主体，它们的节奏韵律与草原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它们属于战国时期和秦代的中国风格——它们对这种风格的形成很可能有所帮助。这个事实令人颇感兴趣，因为它让我们得以发现：中国艺术不仅与匈奴艺术及米努辛斯克地区的西伯利亚青铜艺术有着某种联系，而且还与俄罗斯南部的斯基台艺术有着某种联系（尽管是间接的），而后者，后来因为它与希腊艺术的关系而闻名遐迩。
不管这些考古学比较（这种比较依然很不成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在我们已经到达的这个时期，中国正稳稳当当地走在加入世界历史潮流的路上。这个由秦始皇创立的统一帝国，在接下来的朝代里，注定要遭遇印度、波斯与罗马帝国。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后面所引几段碑文均出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