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原名仙侣，号天徒，明亡后为表达绝意功名的态度，改名谪凡。他在后半生卖文糊口，又改名为渔，号笠翁。他在《李笠翁一家言》卷二《张敬止网鱼图赞》中，说明自号“笠翁”的原因是：“鱼我所欲也，故自名笠翁。”在《李笠翁一家言》卷五《卖船行和施愚山宪使》中，又说：“嗟我一生喜戴笠，梦魂无日去舟楫。”“仙侣”和“天徒”这些名称，透露出他早年自负才高、欲以科举出仕施展抱负的神采；而“谪凡”、“渔”、“笠翁”这些名称，则表现出他在科考不利、国家沦亡之后逐渐增浓的隐世心态。
金圣叹原名采，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叹，取《论语》中“夫子喟然而叹”之意，表达一种白眼看人、玩世不恭的行径。廖燕在《金圣叹传》中说：
先生金姓，采名。……鼎革后，绝意仕进。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而叹’，在颜回为叹圣，在曾点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据此记载，金圣叹改字为“圣叹”的原因，是表示要效法曾点的生活态度。曾点，名皙，是曾参的父亲，父子同为孔门高弟。曾点放浪形骸，为孔子所赞叹。金圣叹以曾点自居，言行狂放不羁。但处乱世之中，应当见机行事，放浪形骸反而要招惹祸端。果然，顺治十八年（1661），金圣叹以“哭庙案”被腰斩。
姓名随地而变，在易代之际是有代表性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乱离时代的特殊产物。前文中我们提到清人卓尔堪选辑的《明遗民诗》中，录有江南丹徒人吴拱宸的两首诗，反映了当时的战乱情景和诗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境遇。其一《丰城兵火后荒凉竟无客舍》中说道：“触世姓名随地变，傍人眉角小心多。”姓名随地变的原因，有时是韬晦避祸，有时是藏羞砺志。有钱财的人怕劫掠，有名气的人怕征召，还有人怕颠沛流离的生活窘境辱没祖宗。乱世之中，无以为信，一切身外之物都会倏忽逝去，连此孑然一身都无立锥之地，“乾坤何处不干戈，四海难容一客过”。“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古训，此时似已无恪守的必要。
易代之后，改换姓名的风气流行。除小说作家之外，顾炎武、朱耷、“画网巾先生”等人也都改换姓名。身居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江苏昆山人，他原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改名炎武，字宁人。顾炎武在名字的改换上用心良苦。“炎”字取火红明亮的意思，影射为大明。“炎武”之意，似是要以大明的武装力量，消灭满清政府（“炎”能销毁、熔化金子，“金”借指后金，即清朝）。
明亡后两个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和牛石慧，经考证为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国亡后不肯投降，隐于释道。“八大山人”几个字竖写连写好像“哭之笑之”的字样，“牛石慧”竖写连写好像“生不拜君”的字样。邵长蘅在《青门麓稿》中，这样记载“八大山人”和“牛石慧”的名称由来：
（牛石慧）相传与八大山人为兄弟，山人去“朱”姓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石在草书又似“不”字，书款联缀其姓名，若“生不拜君”四字。
叶德辉在《观画百咏》中，也感慨朱耷兄弟二人的深隐心迹：
八大山人牛石慧，石城回首雁离群；问君哭笑因何事，兄弟同仇不拜君。
“兄弟同仇不拜君”，是易代之际改名换姓之人的共同心迹。朱耷出家后为清初四高僧之一，字雪个，江西南昌人。他的画风冷峻奇特，对中国近代书画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明清之际的遗民志士，如以画网巾、补锅匠、一壶先生等名字称呼自己的，隐名埋姓尤其深入彻底，不知其真实身份到底是何人。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记一个被称为“画网巾先生”的人，不知其真实姓名。他因从事反清活动而被清吏逮捕，被杀前别人追问其姓名，他说：
吾志未能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未能致身，留姓名则辱身；军中呼我为画网巾，即以此为吾姓名可矣。
遗民改换姓名的苦衷大多如是，深沉隐曲，充满愤痛和不甘。明亡后，仁人志士反清复明的心迹不便外露，多在名称上隐曲表达。不但在人名中，就是在社团组织的名称中，也多寄托深隐心迹。宁都魏禧和一班反清复明同志隐居翠微峰上，号称“易堂九子”。“日”“月”为“易”，隐藏一个“明”字，以此来纪念故明，可谓用心良苦。
魏晋之际，为避“夷狄”铁骑而流离失所的中原民众也为数不少。但历史只留下了“过江王导”等人言行中透露的苍凉悲慨，却没有羞于以姓名示人的风尚。北宋、南宋之交，许多文人在诗词言行中表达出强烈的复国热望和壮志未酬的深沉感慨，他们的心灵在两者之间备受煎熬，但也未出现普遍的改名换姓的热潮。究其原因，在那些时代，汉人毕竟还有半壁江山存在，这种境况足以支持民众斗争的意志和复国的信心。
而明清易代之际，短命的弘光王朝消失之后，南明政权就永远失去了大片的国土和长久的根据地，全国民众在几年内迅速沦为亡国奴，只有郑成功退避海岛，凭借地理优势延续了几十年。抗清志士也深谙江山之事“事不可为”的前景，复国无望，信心消失，只有在心中寄托对故国的哀思。
改换姓名，是寄托哀思的方法之一。
三、作者名称与作家心态
作家自取的名称，是其心灵的外化，从中可以透露出作家的创作心态。譬如在不知道《辽海丹忠录》的作者平原孤愤生究竟是何人的时候，孙楷第就曾根据“孤愤生”这一别号和作品的具体内容，对作者情况做出过一些推测。他说：“孤愤生虽不知何人，要为当时之有心人颇能留心时事，决非率尔操觚者比也。”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众多的别号中，有一些流露出一种地域的自豪感。这与当时的江南文人风气有关。我们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地域分布》一节中，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数是江南一带人。由于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都居重要地位，江南士人大多好谈乡邦，好说“吾吴”、“吾越”。尤其是浙江人，这种文化自豪感更为突出。譬如林时对在《荷锸丛谈》中就说：
本朝一代伟人，皆吾浙产也。
黄宗羲也认为浙江的学术、词曲、学校都是第一流的。他在评论江南学术文化的不同流俗时，以王守仁、徐渭、杨珂等人为例，说“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说到词曲，认为“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他还说：“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
这种风气，在小说作家为自己所取的别号中，也可见一斑。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别号中与“吴”、“越”、“江”有关的比比皆是，如“吴越草莽臣”、“吴门啸客”、“古吴金木散人”、“西吴懒道人”、“江左樵子”、“江左谁庵”等等。从本文后面的附表一《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简表》“字号”一列中可见，作家别号和序跋的署名中有“西湖”、“西子湖”字样的，也非常之多。这些作家别号，都透露出小说作家对江南地域文化的一种认同感和自豪感。除此之外，在作家名号中署有地域名称的，还有“东鲁落落平生”、“东鲁古狂生”和“齐东野人”等几位作家。而“东鲁”、“齐东”是古代文圣孔子的故土，同样也含有对故土的文化自豪感。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别号中还多用“觉”、“醒”、“睡”、“醉”等字样，如“觉世稗官”、“觉道人”、“睡乡祭酒”、“醒世居士”、“睡乡居士”、“独醒道人”等，使用“道人”、“居士”的也比较多，这流露出作家一定的警世、愤世和隐世心态。尤其有的小说家号称“独醒”，更表现出他们的孤独感。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心怀天下而身居下僚，无以施展满腔抱负，心中充溢的孤独体验，往往使他们对社会人生产生出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感受。“独醒斋”、“孤愤生”这些名称，都是孤独体验和愤世心态的外化。
第二节明清之际小说的作品名称
明清之际小说作品的名称，与以前的小说名称相比，也别具一格。
最早的小说唐宋话本，也如文言小说，往往以作品故事主人公名称命名，如《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志诚张主管》、《错斩崔宁》等，名称质朴。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成书过程复杂，最后由文人写成。而《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其作品名称就甚有意趣：从名称来源看，是各取故事中三位女主人公名字中的一个字连缀而成，即潘金莲的“金”、李瓶儿的“瓶”、庞春梅的“梅”。但从名称本身来看，却像是一幅春意盎然、富贵扑面的优美图画——金光流溢的花瓶里斜倚着一枝冰梅。既与内容有瓜葛，继承了小说的传统，又突出了艺术个性，对小说的创作起到革新观念的启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