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典型案例明清之际小说在内涵意蕴和艺术形式上都有显著的特点。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加强，小说作品的艺术形式处于因革状态，出现了新的流派和新的风貌。本章选取三部作品，分别从内涵意蕴和艺术形式等方面，展示明清之际小说的新异面貌。
第一节意识流小说《西游补》
一向被视为讽刺小说和宗教寓意小说的《西游补》，主旨其实非常复杂，其归属问题也值得重新观照。《西游补》不单单是在宗教背景下讥刺现实，将其归为讽刺类小说对但不全面；也不单单是以历史及心灵史喻佛论道，归为佛道类小说也对，但也不全面。对《西游补》的归属，不像《韩湘子全传》等归入佛道类作品那样单纯明晰。本书认为《西游补》应归入文人小说一类。形似宗教小说而实为文人小说的作品，在明清小说中并非孤例，《归莲梦》、《绿野仙踪》等，都是在宗教小说的外衣里，蕴涵着深刻的文人情怀。
《西游补》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恐怕是与西方小说创作方法联系最多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品了。学人早已注意到它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品质独特，很容易在西方象征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中找到同侪。
周策纵在《〈红楼梦〉与〈西游补〉》中誉其为世界上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林佩芬《董若雨的〈西游补〉》也把《西游补》看成是探讨无名的压抑与焦虑先于西方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夏志清等《文人小说与中国文化》、周策纵《〈红楼梦〉与〈西游补〉》、林佩芬《董若雨的〈西游补〉》等资料。夏志清认为“除非我们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完全公正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尤其是对《西游补》这种品质独特的小说来说。
《西游补》以心系事、以心系人、淡化情节，都异于传统小说而暗合欧美小说模式中的内意识模式的小说。《西游补》中采用神话原形（补天神话等），其假设的秩序、古今对比的手法、心灵史诗的规模、个体意识的内省，无不深得意识流小说的精髓。行者困于“鲭鱼”（谐音“情欲”）腹中的梦里历程是动态、无逻辑和非理性的。行者瞬息万变地穿梭在“青青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时文世界”等独失自身的“万镜楼”中，令读者目不暇接。内意识小说的人物都有精神创伤，现实生活中的失败、痛苦形成他们内心深处郁结的情结。
《西游补》中的孙行者是作者董行者的化身，董说的科考失利和亡国之痛，是凝结在《西游补》中的弥之不散的感伤情结。
20世纪西方意识流小说产生的背景是叔本华唯意志论、尼采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直觉主义、萨特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学说，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危机意识，在文学自身则表现了对传统文学的反叛意识。
《西游补》具有一切与此类似的天时地利。明末思想界盛行的“心学左派”和“狂禅”思想，文学界产生的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汤显祖“主情”说和冯梦龙“情教”观，都有非理性主义的色彩；天翻地覆的易代之变，使一代士人背负着沉重的危机意识；明末清初的小说比较普遍地具有对传统小说的反叛意识。这些都是诞生内意识模式小说《西游补》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内意识模式是文人色彩最为浓厚的小说模式。
《西游补》与20世纪初西方意识流小说极为相似的创作模式，是中外古今文人小说作家文心偶合的一个例证。
一、文人小说
“文人小说”区别于一般小说的艺术特质，很早就被人意识到，概念的明确提出则迟至20世纪后半叶。如鲁迅称《野叟曝言》“以小说为庋学问之具”，称《蟫史》为以小说见才藻之美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孙逊在《明清小说论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称“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文学”。王进驹在《士人文学的高峰：从小说类型特征看〈儒林外史〉的成就》［《广西师院学报》（哲社）1993年第1期］中称《儒林外史》为“士人小说”。宁宗一在《从小说文体演变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类型品位》［《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4年第1期］中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作家小说”和“学者型小说”，与一般小说区别。最早提出文人小说概念的是美国汉学家。夏志清《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一文中的“文人小说”特指展示作者才学的小说。浦安迪在《逐出乐园之后：〈醒世姻缘传〉与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一文中又说：“我把这四部作品（十六世纪的完整形式）看做我愿称为‘文人小说’的例子（以‘文人画’，‘文人剧’类推）——这是一种与流行观点相反的见解……”此后一些学者沿着这一思路探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文人小说，使之成为深入理解古典小说艺术价值的一种略带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文人小说”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何谷理在《明清文人小说中的非因果模式及其意义》一文中道出“文人小说”的实质，他说：“一部文人小说的创作，通常要花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许多作家极为关注国事政局，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个人的看法；另有一些作家则留意于当时的道德和哲学问题。文人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时时可见严肃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追求。”“时时可见严肃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追求”，正是文人小说与一般通俗小说的根本区别所在。
《西游补》在我国古典小说史上是一部引人注目的风格特异的小说。《西游补》作者的创作原意也即小说主旨，一百年来聚讼纷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西游补》思想内容的评价平平，认为“未入释家之奥，主眼所在，仅如时流，谓行者有三个师父，一是祖师，二是唐僧，三是穆王（岳飞）：‘凑成三教全身’（第九回）而已”。但对《西游补》艺术成就评价很高：“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西游补》的独特品质。
鲁迅在考辨《西游补》写作时间时说：“然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书之日，尚当在明亡以前，故但有边事之忧。”后来的论者多由此认为《西游补》是一部“讥弹明季世风”的讽刺小说。曾永义概括《西游补》的主题为“通过佛家情缘梦幻的思想以寓现世讽刺之义”，应当是接近董说原意的。但仅有“佛家情缘梦幻的思想”和“现世讽刺之义”两项，尚不足以囊括《西游补》作者的创作原意。
体察作者原意，应当从作者本身所处的时代、作者的思想与生活入手，不宜做出脱离作者本身的论断，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知人论世”。我们尝试论述董说创作《西游补》的原意，不敢说一定能够领略到了董说原意，只希望尽量接近其心而已。
我们认为《西游补》的主题，可从三个层面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小说的表层层面，即如曾永义论述《西游补》结构时所说：“以‘心猿’的堕入梦幻为始，以‘悟空’的重返本然为结，中间则肆意铺叙‘鲭鱼世界’，而以‘驱山铎’为芭蕉扇之影，以之为梭，勾勒编织全文。”“鲭鱼世界”即嶷如居士序中所说“三界”“六梦”，也即“心猿”的经历，作者在修行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第二个层面是小说的中间层面，通过行者在青青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等诸世界的自由穿梭、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勾连起古今人事，表达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种种模糊而深刻的反思与评判。
第三个层面是小说的深层层面，也可以说是潜意识层面。作者连属为文之时，无意中透露出深埋心中的幽隐剧痛，并且透露出欲以游笔戏墨解脱心中苦痛的努力。
简言之，《西游补》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在表达“破情根、立道根”的修行观念、描述作者心路历程并顺带评判反思历史、社会、人生的同时，作者还有一种欲在以文为戏的游戏笔墨中解脱苦痛心境的遣玩心态。这三个层面正符合文人小说“时时可见严肃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追求”的本质。
谈禅论佛，是文人常态，《西游补》小说的内容记录了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反思历史，评判时政，是文人不从流俗、独立思考的质疑精神的体现；以文为戏的遣玩心态，也是古代文人历史悠久的解脱途径之一。推究董说本心，应当是读《西游记》而触发其创作欲望，遂采用自己一向迷恋的“梦”的形式，叙说自己对于“情”、“道”、“色”、“空”等修心观念的理解；行文过程中，因文生事，于凿天、补天、天问、审秦、时文世界诸文字中，表现出对于历史、时政的严肃思考；并在潜心构建精巧严谨的艺术世界的同时，于笔墨之间流露出呈才遣玩的意兴。
历来论者或着意于第一层面所表达的修行观念，或强调第二层面所展示的现实意义，很少论及《西游补》作者潜意识的流露。我们接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西游补》的文人小说本质。
二、作者——遗民和僧人的双重身份
董说在《西游补》中表现出精湛的佛学修养，然而他自己却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诚然，出家是董说自幼的一个情结。《丰草庵诗集》卷一《故纸中忽见余八岁时手书梵册，因读先人示语，感而成咏》诗两绝句云（丁亥，若雨二十八岁作）：“记得竹床残暑后，枇杷树下教《心经》”自注：“余八岁时皈闻谷大师，锡名智龄。”出家也是董说父亲董斯张的一个向往。同首诗中又云“出家又恐成虚话”，自注：“先人示语云：‘自悔不早出家’。”
但出家应当是董说欲超脱现实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但可以用入佛来实现，也可以用入道等其他方式实现。董说在《雨道人家语》中自称“雨道人”。固然当时思想界有三教归一的趋势，但如此僧道合一、不分彼此，恐非一个正统的佛教徒应当有的行为吧。《丰草庵诗集》卷五《题丰草庵书谱》诗云（辛卯，若雨三十二岁作）：“病来图史喜偏增，竹架玲珑迭数层。有日暂抛缘听雨，他年终舍去为僧。窗中磊磊西山石，阁外垂垂百岁藤。目录编成空自惜，几家传得读书镫？”虽然是“他年终舍去为僧”，但孜孜而为、难以割舍的还是文人的读书和著述生活：“目录编成空自惜，几家传得读书镫？”深恐后代不读书，断了书香家风，枉费了自己编著《丰草庵书谱》的一片心机。出家是国破后灵魂无所归依的董说无可奈何的选择。顺治四年，二十八岁的董说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之后，精神感到极度苦闷，甚至在梦中都感到无路可走。《丰草庵诗集》之“人间可哀”编有题为《无端语》的组诗，作于此时。其中第四首谓：“乌褫叶落夜偏长，江北江南枉断肠。梦里几回寻寺去，乱山无路草茫茫。”第一首中也说：“此身便合为僧未？闻折黄花问法王。”国破之后出家的念头更频繁地闪现。
顺治十三年，三十七岁的董说终于祝发出家。董说弃家修道的真实原因，被挚友金镜一语道着。金镜《闻董若雨祝发灵岩感赋》诗中说：“念本由忠激，身随亦奋飞。曾闻无数佛，血性一男儿。”他认为董说出家是被明亡的事实所逼，为表达对故明的忠心而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