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真实生活的体验代替戏剧化的情节
在纪实性电视剧中，既有《九·一八大案纪实》、《12·1枪杀大案》这样主要靠情节叙事的文本，也有主要靠对真实生活的体验来结构的文本。尤其后者，它以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冲淡对戏剧化情节的依赖，还原实际生活的本来状态。这些作品在自然、朴实的生活进程中，表现真实人物的日常生活体验，阐释他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牛玉琴的树》就是一部没有什么悬念和离奇曲折情节的文本。这部电视剧以牛玉琴写汇报材料的形式展开叙事，中间穿插对往日生活的回顾。牛玉琴的汇报材料和她的人一样实在：“我今年46岁，家住晋边县东坑乡金鸡沙村。我们家老少四代共12口人，两位老人，三个儿子，两个媳妇，四个孙子。男人叫张加旺，我们是1966年结婚到金鸡沙村十队的……”这里，由写汇报材料引出的情节主要是对生活的回顾：电视剧再现了过去结婚的细节，如结婚进村背毛主席语录，孙加旺借别人的皮裤和棉袄当新郎，这之中包含有家境贫寒的新婚夫妇与公爹公婆一家四口睡一个大炕的尴尬，有相知相爱的幸福和乐趣，有对物质极度贫困年代人的精神面貌的描绘……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具体描述中，感受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看不到沉重的历史反思，一切都淡化为对生活喜怒哀乐的体验和认同。
《黑槐树》也是一部不以情节取胜的纪实性电视剧。胡大妞不明白，自己养下三子二女，如今社会温饱，怎么老来无人愿意多摊一点养娘的费用？于是她将自己的子女告上了法庭。
电视剧将题材所涉及的农村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伦理关系、法律手段等，全都溶解到生活本真形态之中，它用胡大妞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传达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对现代社会的疑惑，体验法律与道德面对日常生活的尴尬处境。
这种以日常生活的体验代替戏剧化情节的叙事，在《一个医生的故事》、《郭秀明》、《好人燕居谦》、《任长霞》等纪实性电视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这类作品中，看不到令人紧张的悬念和那种不断激发起新的悬念的叙事方式，它靠的是对真实生活的真实情感体验来传达人生的经验，从而打动观众。
第七节 非现实主义电视剧文本的特色
具有后现代特色的虚构叙事文本作为一种将艺术与审美建立在主体内在需要基础上的审美形态，在展现人类精神的复杂性方面为观众打开的是艺术真实的另一扇大门。一些被忽略的情感特征，一些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细节，一些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它们一旦作为主体内在精神的审美表现对象时，也就具有了特别的含义。
大致说来，在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非现实主义审美文本中，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偏重于对生活原生态展示，主要把视点对准市井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采革取回避的态度，在表现人的物质与精神属性时，有意躲避崇高，以平凡、琐碎、缺乏诗意的人生存在凸现人的物质性、自然性，由此形成了与理想人格精神的对立。其二，以浪漫传奇姿态出现的电视剧，它所表达的主要是主体内心世界的外化，或按照理想的样子反映生活，或用幻想来建构现实世界，或以夸张的审美冲动来表达当代人的精神追求，具有强烈的情感性、主观性特点。其三，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的精神约束，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否定，后现代主义艺术则主要体现为主体的无所作为，现实生活成了主体意志随意支配和利用的材料碎片，其强烈的解构倾向，常常导致意义的缺席和虚无。这种文本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背景下，人类在充满游戏和哄闹的欢娱中追逐物质、不承担社会责任、无深度、无意义的“文化狂欢”，表现出对意义虚无的强烈恐惧。
因此，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所表现的现实生活也就不再具有系统有机的客观性。现实世界被描绘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创作主体在这类文本中主要表现的是他们对待社会生活的一种态度。尽管真正作为文本实践和具有探索性质的后现代典范作品在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并不多见，但电视剧创作中拼贴、模仿、解构的创作倾向却大量存在。
一、对生活原生态的展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文学中尤其是小说中新写实主义倾向的影响，电视剧创作中出现了一批以展示生活原生态为特色的文本。这类文本以追求现象真实为审美取向，它不仅与现实主义中关注社会生活变革的社会问题剧有根本不同，而且与现实主义世俗生活剧也有很大区别。它主要立足于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的描述，而且这种生活现象的描述表现出精神世界向庸俗现实生活的妥协。它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发掘，过分强调的是现实背景对人的宰制，人变为了环境的奴仆，缺乏理想的照耀，更多地表现出现实的无奈，表现出对现实主义艺术追求崇高精神内核的颠覆。这种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上的所谓“新写实”，与纪实主义不同，其哲学基础是杂糅了实用主义与存在主义生存论的文化变种。它的美学背景主要建立在现象学美学基础上，强调对“实事本身”进行无前提的考察；冷静地描述事物在直观中呈现给人们的样子，“严格排除任何智慧的存在性表态和任何感情、意愿的表态”。由于只是注重生活的表象还原，将作家的思维中心由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其非现实主义特征十分明显。
这类电视剧文本的代表作《一地鸡毛》、《来来往往》根据小说改编。在电视剧《一地鸡毛》中，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为的是“公家副食店卖的豆腐一斤有五块，二两一块，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老婆在单位闲聊中听到用水管滴漏偷水的办法，回来指使保姆试验，丢人现眼让管水的老头数落了一顿；北京大白菜过剩，单位号召大家买“爱国菜”，谁买了“爱国菜”可以到单位报销，小林和小林老婆马上改变了最初不再买大白菜的决定，不买白不买，决定马上去买。更为典型的是，查水表的老头求小林办事，本来这是小林一句话的事，但小林却按照机关的做派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弄出一套套道理来：“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最后，小林高兴地吃着用别人送的微波炉烤的白薯时，得到的生活启示是：“世界上的事情也很简单，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种琐碎、庸常的生活表现在《来来往往》中，家庭干脆就是一盆黏稠的糨糊是一场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游戏。他在没有下海经商前在家里所做的事情就是洗碗拖地，他其实并不乐意去做这些婆婆妈妈的永无休止的家庭琐事，只能把怨言放在心里，从来不对人说。他无法诉说，只要他一开口抱怨，就必然有一场自取其辱的战争。因此康伟业的抱怨无处着落，只能自己消化。在这种庸常琐碎的生活细致描写中，电视剧表现出一种屈服于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
这类电视剧文本不厌其烦地对细节真实的描述，显然与现实主义艺术所要求的细节的真实不同。以样态反映本质，寄寓作家理想追求的现实主义艺术，是对生活细节具有选择、集中和鲜明的审美评价的。但这类文本对生活的表现并不寻求健康向上的理想精神，它只是现象的真实，而不求生活本质的真实，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新变种。除了热衷于自然主义地表现一种琐碎、庸常的生活外，在“回到生存本身”的旗帜下，这类文本还突出了物质力量的强大，将人的生存置于一种对于物质的绝对依赖的位置，表现出世俗社会物质至上的小市民逻辑。
《来来往往》中，康伟业第一次和段莉娜见面感到自卑的就是自己的条件不如人家。段莉娜的父亲是武汉军区师级干部，住的是带有西洋风格的小洋楼，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而康伟业，一个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18块钱，住的是集体宿舍。段莉娜的父亲在位的时候，出门有小车，吃肉有小灶食堂，看电影和戏有赠票，生病有最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连换煤气罐也是勤务兵的事情，找小保姆也由部队代劳。大到家用电器，小到蔬菜水果等许多物质，段莉娜都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她父母家拨拉过来，这样凡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有，使他们的小家庭较好地保持着在亲朋好友面前的自尊，生活基本也可以算是丰衣足食。
这里把物质决定精神置于一个绝对的地位，抹去了主体的能动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以庸常的小市民生活逻辑来判断生活、衡量人的价值并使人物形象的创造服膺于这种逻辑，人也就沦为了物质的奴隶。当段莉娜的父亲不在位后，康伟业、段莉娜也就不得不经常地去挤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要排队花钱，还受气，去菜场买肉也受气，请小保姆也是自己的事情了……面对这一切，康伟业生气恼火，而段莉娜简直就受不了，她几乎出门办事就要与人吵架。这诸多的细节描写都体现出生活服膺于物质金钱的逻辑，将重精神轻物质的艺术精神彻底颠覆。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小市民生活逻辑不谋而合。
这类文本还凸显了人的生命欲求，并以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详细描写男女情爱的欲求，尤其对男女性爱场面和细节的描写不厌其烦。在《来来往往》中，看不到历史的宏大叙事带来的审美感受，让人感到当代中国的世俗生活就是一幅男男女女情感纠葛的工笔画卷。在饭店里，康伟业不再是老总，不再是儿子，不再是丈夫和父亲，他只是一个大情人。性爱和生命力的冲动是他们压倒一切的主题，男女浴池嬉戏，相互体贴，这种情感特征突出的是现代社会不再追究男女情感和家庭婚姻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在其中暧昧不清。时雨蓬是康伟业在爱情失落之后寻找的新情人，年轻、时髦、无深度、无价值观，以一种消费性、游戏性的生存方式存在于消费时代，是为商品社会中像康伟业这类成功人士提供即时性快乐与放纵的玩偶。金钱物欲、情欲、权欲的言说全面渗透在电视剧中，过度欲望化的叙事越过了人类文明的警戒线，冲击着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
归根结底，这类文本体现出对现实主义艺术崇高精神内核的颠覆。“新写实”对生活的表述大多不嫌其俗，不掩其恶。在《一地鸡毛》中，大量存在着建立在庸俗生活逻辑基础上的对精神世界的嘲弄。主人公小林碰到了喜欢写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小林问“小李白”：“你还写诗吗？”“小李白”用粗俗的语言和行为“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回答道：“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宏图大志、事业理想“荒冢一堆草没了！”拥抱的是精神麻木和混世哲学。这类电视剧热衷表现生物性的人、琐碎的日常事务、偶然事件、没有社会内容的家庭纠纷，提供了许多“非本质”的具体景观，用形而下的眼光审视同样形而下的景观，烙上了浓厚的存在主义真实论色彩。
二、世俗生活的浪漫传奇
以当代生活为表现对象，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文本，在与本民族浪漫传统的融合中，拓展了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民大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的追求，成为电视剧创作对当代世俗生活的一种浪漫传奇式的反映。
首先，这种浪漫传奇式的电视剧文本所表达的世俗生活理想需要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承载，世俗生活的浪漫情感表达主要体现在电视剧的叙事之中。作为影像叙事，它对世俗生活的描写突出了情节使浪漫情感表现形式化、直观化的功能。《男才女貌》这部都市情感电视剧，在表现情感时，就体现出世俗生活的浪漫传奇特征。它所赋予的外在表现形式依然是经过集中化处理的世俗生活情节，只不过这些情节的意义指向却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青春情感。主人公邱石既有地位又有才华，寄托了一部分年轻人对现代都市白领的幻想。而苏拉这一形象则表现出现代社会对逝去的传统情感要素的留恋。
苏拉面临诸多世俗生活的困境时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并不世俗的心灵，电视剧以大量的情节表现这种不俗：苏拉大学刚毕业就面临着毕业后既无工作又无住处的艰难境地，因为用电炉不小心引起火灾，结果被学校赶出校门；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又被警察误以为是贩卖婴儿团伙中的成员抓到派出所；被男朋友抛弃；找工作四处碰壁；受到同学的栽赃陷害等等。这些情节都强调对现代物质诱惑的抵抗，表现出在现代眩目的物质生活背景下的爱情畅想。邱石和苏拉这对既充满现代时尚又保持传统情感要素的爱情结合，比较准确地触摸到了现代都市中新出现的成功人士的情感末梢，赋予了现代都市生活浪漫的含义。由于主导叙事的原则是情感的逻辑，因此围绕爱情展开的情节也就容易忽视生活的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