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时期电视剧艺术迅猛发展的历史，可以大致发现这样的轨迹：开始，从“文化大革命”对文化“革命”后的废墟上走过来的电视剧艺术，还带着文化浩劫留下的创伤和印记，人物形象单一干瘪，“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表演装腔作势，虚假造作，说教气味甚浓。文艺界关于纪实美学的引入，自然波及到电视剧创作；现实主义的复苏，更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创作思潮，而广大观众对荧屏形象虚假的指责，则是一种强大的变革电视剧审美时尚的动力。终于，伴随着整个社会对自身反思的深化，荧屏向生活的真实靠拢，开始真正发挥了现实主义的“再现生活”的功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与社会活力激增结伴而至的个性解放与创新欲望，又使一些旨在探索的艺术家不满足于纪实美学对社会的依附，不满足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着意于尝试多样化的创作方法去拓展荧屏视听语言的审美张力。从美学追求上讲，这便是注重荧屏影像本体的造型美学观念的兴起。正是在这样的视听文化的发展背景下，《希波克拉底誓言》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此剧创作主体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极强。它与某些因过分追求形式而步入唯美主义之途的作品不同，也与某些因强调创新而悖离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惯以至令人看不懂的电视剧不同，它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注重创新与观众的鉴赏心理的结合。《导演阐述》说得明白：“大凡影视作品，不论政治性、艺术性、商品性及其他的什么性，恐怕都离不开或者忽视不得娱乐性。电视剧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恐怕有更多的范式区别：广泛的观众，没有强制性的接受场地，松散的观赏方式等等。我们既应该有新的意识和观念，还应该找到适合这部戏的世俗形式。”因此，该剧从特定的生活出发，充分顾及到电视剧的审美特性和观众的鉴赏心理，采用了观赏性较强的戏剧性结构和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母子二人的最后一只眼睛由于主治医生醉心于竞争主任而误诊以致终被摘除的医疗事故悲剧。如果电视剧仅止于此，即止于讲清一幕悲剧和悲剧本身所呈现的医疗道德主题，那么此剧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新意识。可贵的是，编导只是把这重要的一环当做载体“垫底”；然后把三位不同类型的医生艺术地符号化，把整个医院环境通过线、形、色的造型处理并运用象征、夸张、浓缩、变形等多种手法创造出一个既联结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审美情境；进而伴随着故事的推进将激情与理性、情节与情绪、戏剧展开与情感积聚恰当地结合起来，追求审美过程中的心理真实，调动观众的参与意识，透过对三位医生的医疗道德的理性分析，升腾到对人生准则的评判。这样，全剧的视角便不仅是社会的和历史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和哲学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主导下博采多样化的创作方法，使荧屏视听形象超越社会事件的层面，升腾到人与人性、人生的直接对话，揭示出一个永恒的共时性的人生哲理。
有人认为，《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时代感不强，剧中的悲剧似乎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这种言论很难成立。艺术品本来就有两种，一种追求历时性的主题，另一种追求共时性的主题。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观似乎一直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甚至是褒前者而贬后者。这是狭隘的和不公平的。当然要提倡前一种作品，但决不应因此而贬低后一种作品。因为优秀的追求共时性主题的作品，就必然内蕴了“历时性”的意义。就拿《希波克拉底誓言》来说，全医生在竞争眼科主任中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怎能不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是对当今现实社会人事组织工作中的时弊的反讽？这难道不也正是一种“时代感”吗？面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完成片，我们赞成说它的形式本身已具有了内容的意义，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但不主张在一部作品创作之前，就在理论上把“形式就是内容”的命题叫得过响。因为那样叫，极容易导致那些生活功底本来就欠厚实而又醉心于形式追求的青年创作者误入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歧途！
希波克拉底誓言
（中文版）
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力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
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只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当然，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思索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值得吸取。
根据雁宁的中篇小说《唢呐在金风中吹响》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叙述了在偏僻的大巴山区，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里反封建的一个故事，一个五四时期经常作为人道主义主要内涵的主题。由于贫穷和愚昧，还在孩提时期，辛坤与竹叶儿的父亲便在棋后的酒桌上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但岁月流逝，双方日渐成人，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有了自己倾慕的对象。而封建的买卖性的“娃娃亲”却桎梏、束缚着他们。于是，围绕着“娃娃亲”，发生了“定亲退亲结亲”的故事。支撑这个故事框架的关键情节，是女主人公竹叶儿的“绝症”。无疑，先前的“定亲”是封建的。竹叶儿与辛坤欲反不成，因为竹叶儿的父亲还不起“定亲礼”，辛坤的父亲头脑封建，山村的舆论也不允许。但后来这门亲却又突然退成了，关键便在于传说竹叶儿患了绝症，辛坤的父亲不愿讨个病儿媳妇。可见，这里的“反封建”内涵仍然是辛坤之父封建意识的延伸。再往后，竹叶儿抱病自强自立，忍受着罗玉良（她自由恋爱的对象）因知她患“绝症”而背信弃义带给她的巨大痛苦，熬更守夜地编织竹器来偿还辛家的“定亲礼”债，终于感化了辛坤。无巧不成书，辛坤自由恋爱的对象春英也因包办婚姻而被迫出嫁了，医院又否定了关于竹叶儿身患“绝症”的误诊。这样，已经退了亲的竹叶儿与辛坤，终于伴随着“绝症”的冰释而“大团圆”——“结亲”了。所以，全剧情节的发展及其反封建主题的支撑点，实际上都是竹叶儿的所谓“绝症”。而“绝症”又是一场子虚乌有的误会。因此，不仅情节的编织是人为的、虚假的，而且“反封建”的题旨也是虚飘的、无力的。
再如电视剧《生活的漩流》，也似乎存在着艺术支点错位的问题。全剧的题旨是反对婚外恋。姐姐要与姐夫闹离婚，弟弟偕其女友（均为大学生）去对这桩离婚案进行社会调查，打起“离婚率高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的旗帜，支持姐姐离婚。谁知他们意外发现姐姐的婚外恋对象，正是这位女友的家父（音乐学院教授）。于是女友斥其男友：“我还要叫你舅舅呢？”不仅立即由支持离婚变为反对离婚，而且断然扼杀了萌生中的爱情。在这里，艺术的支点是戏剧性的巧合。这是对来自生活的坚实支点的审美错位。这样一来，巧合倒巧合了，但对婚外恋的严肃的道德批判，却化为了一场儿戏。因为批判的武器不是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是浸透着封建伦理观念的血统意识！这决不是可以妄拿曹禺当年的名著《雷雨》来“挡驾”的。
支点之外，还有个出发点的老问题。艺术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这是老生常谈。我们的某些电视剧创作，还在继续违背着这个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本原则。一种是不从生活中去发现美，而是先将美纳入编导的主观框架，而后在屏幕上加以演绎。
《高原的太阳》其题旨显然是反封建。四个主要人物，老一辈男的是鳏夫，女的是寡妇，小一辈男女青年乃青梅竹马。男青年大学毕业归故里，于是围绕着一桩“铁路事故”，生发出两辈人情爱纠葛的故事。鳏夫之成鳏夫，寡妇之为寡妇，他们的前妻或前夫的去世，显然是精心安排的。为了让他们“终成眷属”能更合情合理，又交待他们当年本来就以心相许，只不过由于“误会”和“哥儿们义气”，才酿就“乱点鸳鸯”，埋葬了他们的爱情。但毕竟老天有眼，编导有术，令他们的或妻或夫，皆不幸身亡，为他们了却夙愿，创造了客观可能。这样的人为框架，能负载反封建的深刻主题么？更何况，该剧反封建的武器，也残存有封建的印记。
还有一种是在创作中先有形式，后装内容，而不是从内容出发去选择最能完美地表现内容的最佳形式。
四川电视台摄制的《编剧的困惑》，以形式新颖在为数不多的短剧中引人注目。该剧原名《两个人在一个车站》，即立意偏重于写两个相互陌生的青年人心灵由猜疑到信任的流程。后来又改名为《编剧的困惑》，加强了描写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的内容。总之，这两方面的内容，装在一种预先构想好的形式之中，不能说一点都不和谐，而是说两大板块内涵的彼此交融尚未达到艺术整体上的和谐，思想深度也显得不够。说这部电视剧的形式大于内容，恐怕不无道理。我们应当提倡从内容出发去探寻和创造最完美的表现形式，而不应当像《编剧的困惑》这样本末倒置。
上述电视剧创作中的三种审美方式的出发点，都不是生活。可见，要深刻揭示人性，就必须把颠倒了的美学观颠倒过来，坚持从生活出发！
此外，电视剧《汉家女》就内部艺术肌体的统摄和协调而言，在剧作结构、文学语言和演员表演方面都相当出色。而且，它大胆触及了过去军旅文学艺术被视为“禁区”的人性中的“性”方面的内容，真实地展现了一位普通农家女成长为普通一兵（而非英雄）的心灵轨迹，个性鲜明，呼之欲出，所以受到评论界的青睐。但是，艺术终究不应仅仅以一种整饬的内在秩序为满足。作品题旨意蕴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其在当代社会精神领域里的地位。《汉家女》的意蕴指向，实在是一种新鲜表象掩盖下的陈旧感。具体说来，在全剧的情节链条上，几乎所有重要的环节都与“性”有关：汉家女参军的非正常方式，汉家女冒充七连长家属违反计划生育的犯错误方式，汉家女在前线洗澡被二班长偷看的情节，汉家女主动让二班长亲吻和主动亲吻二班长的情节……这一切的意蕴指向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清教徒。不是说，人性中的“性”内容一概不能进入镜头的视野，而是说，屏幕上表现“性”的形象意蕴指向应当至少是反封建的。而《汉家女》恰恰在意蕴指向上经不住推敲。无疑，二班长出征前的“偷看”，是不合理的。汉家女理解、谅解他是合情的。但屏幕上硬要让汉家女主动为二班长奉献上没有爱情的“吻”——这就在“开放”的表象下实质上继续把女性当做男性的附属品，把封建的女性贞操观当成了给男性的奉献物，从而将观众的审美情感导向了对一种封建意识的认同。这不仅使《汉家女》对外的审美张力大大耗损，而且在文化价值取向和道德观上也是不足取的。
三、对中国传。文化的反思当鲁迅在《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的时候，他是将矛头对准了封建文化，并表示出决然否定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发展时期的电视剧中，有的电视剧却还在继续用一种违背现代意识的传统人伦思想来铸造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贴纸条的信》虽在艺术上颇有可取之处，但在培养孩子的观念上，不足为训。爷爷在很早的时候，就卑劣地遗弃了奶奶和仅仅出生两个月的爸爸。奶奶带着爸爸，靠在公共厕所出售卫生纸来苦熬岁月。如今，奶奶已经含着辛酸离开了人世。爷爷进入暮年，多次写信来认爸爸。爸爸愤激于爷爷当年的不道德，不愿认亲，原信退回。于是，这封“贴纸条的信”落到了刚刚10岁的阳阳手里。小阳阳于是便按照信的提示，跑到医院，寻找爷爷。他开始错认了爷爷，还回家带上营养品去亲昵地叫“爷爷”……电视剧正是讴歌孩子纯洁的童心，去教育大人，终于使爸爸原谅了爷爷。自然，尊老扶幼，是应当提倡的社会美德。
但电视剧在用这种社会美德铸造孩子的童心时，也应把弄明是非作为前提。小阳阳是可爱的，但爷爷在道德上却是不可爱的。爸爸不认爷爷是有原因的，而爷爷对爸爸却是无情的。因此，有理由问一问：小阳阳对爷爷的爱，是建立在明辨了是非美丑基础上的爱呢，还是来自传统的人伦关系上的爱？电视剧毫无保留地讴歌了这种爱，实际上就无形地削弱了对爷爷的道德谴责而强化了对爸爸的公德批评，从而势必模糊小观众们的是非界限。这种反思传统文化时在审美评价上的失误，应当引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