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收集与分析模块的整合
1942年6月13日，在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下，“战时信息局”也有将其翻译为“战时新闻局”或“战时情报局”，笔者认为“战时信息局”或许更贴近其本意，并且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在通用的译法上实现统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得以建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评论员埃尔墨·戴维斯（Elmer Davis）被任命为首任局长，任职之前他还曾在《纽约时报》做过10年记者。戴维斯这样表述该局的任务：
不仅使美国人民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也要使他们知道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及其发展前途——它的性质和起因，我国政府是怎样指挥这次战争的，以及(除了国家的生存以外)我们还希望从胜利中获得什么东西。
除了如上所谓公开的告知功能外，“战时信息局”实际上更像它的名字所体现的那样担当起为美国政府收集信息的职能。“战时信息局”能够像报纸的本地新闻部一样发布关于战争的各种消息，得益于它开创性地将“信息分析”模块——“事实与数据统计局”嵌入新闻发布体系。
战时信息局直接对总统负责，分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国内部由“政府报告局”、“事实与数据统计局”、“信息协调局”和“应急管理局新闻处”4个主要从事国防信息采集和发布的政府部门合并而成。战时信息局下设新闻处，其主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发布战争新闻。新闻处的年度预算为100万美元，有250名固定雇员。有关战争的新闻稿件（包括消息、图片等）和背景材料由此发送到国内各地的新闻媒体和海外新闻处，然后再通过海外新闻处向世界各地发送新闻。
国外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战时信息局的海外延伸，即设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等地建立的26个分支机构——美国新闻处（U.S.Information Service），1945年8月31日，杜鲁门总统发布9608号行政令宣布解散战时信息局，但是保留了其海外的分支机构，划归国务院（U.S.Department of State）美国政府重要的内阁部门之一，主管外事的行政机构，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领导。
其二是将广播电台作为对外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即美国之音广播电台（Voice of America，简称VOA）。1942年2月24日，珍珠港事件后的第79天，VOA首次播音。这天，播音员威廉·黑尔（William Hale），从当时的VOA总部纽约，用抑扬顿挫的德语说道：
美国之音开播了。直到今日，美国已参战七十九天。从今日起，每天在这个时间，我们将播报美国和战争的情况。新闻中可能有好消息，也可能有坏消息，本台将如实报道真相。
奉行“如实报道真相”的VOA在开播不到四个月之后，便由罗斯福下令收归政府所有，成为刚刚组建的战时信息局的直属电台。
从组织结构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战时信息局”各下属单位的职责划分是比较清醒的，连命名都很到位。国内部的四个单位，有专司信息处理与分析的“事实与数据统计局”；有专司在各部门之间互通有无的“信息协调局”；有对外发布成型的信息产品的“新闻处”；还有向上级部门汇报信息的“政府报告局”。除了对信息收集这一环节的分工没有明确体现在这一结构中之外，可以说这一体系几乎涵盖了信息循环的基本过程，因此这一体系也成为“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整合信息系统的基础模版。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杜鲁门下令取消战时信息局的国内部，并将其国外部包括“美国之音”一起划归国务院。但是战时信息局的相应职能并未因为“热战”的结束而结束，继之而起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使政府对信息发布管理的需求进入到常态化，信息发布的任务也因此有了新的、更加常态化的归属部门。
2.信息发布模块的整合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美国新闻署按照字面的翻译实际上仍然应译为“信息署”，鉴于目前国内的相关书籍均将此译作“新闻署”，为不致带来读者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困扰，此处遵从后者的翻译。美国新闻署的官方网站是：http：//www.usia.gov（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新闻署署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向总统报告工作。VOA也便归于新闻署的领导，但在外交政策上接受国务院的指导。
实际上，这一过程并不像想象中的从一个名字换到另一个名字那么容易。1953年1月29日，艾森豪威尔组建了由他最亲密的朋友纳尔逊·洛克菲勒出任主席的总统政府组织咨询委员会，委员会力劝总统，“建立一个新的对外信息机构，整合现在美国国际新闻署、技术合作署、共同安全署和被占领地区政府有关的、国务院负责实施的各种最重要的对外信息计划和文化教育交流计划”。洛克菲勒委员会还建议，“新的部门将根据类似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中阐明的有关中央情报局的安排，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现在授予国务卿的权力和责任应该转交给新部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建议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国际信息传播计划将从国务院转到另一个单独的机构中。问题是，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意义。杜勒斯认为宣传就是最传统的传单、广播、海报等，但是艾森豪威尔显然更倾向于洛克菲勒委员会的建议，他认为国际信息机构的重组计划是可行的。
1953年6月1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核心内容是建立美国新闻署的1953年第8号改组计划。艾森豪威尔在论述这个改组计划时说，把各种信息计划整合进一个机构“看来是一个提供真正统一的和更富效率的合理方式。此外，这个举动把所有用于对外信息行动的资金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艾森豪威尔还提到，考虑到信息活动和“处理外交事务和实施国家安全政策”之间的“直接关系”，授权国务卿“掌控美国信息计划的内容”，但是，“美国新闻署的署长将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我汇报，并从我这里得到指示，或者我以其他方式指导他的工作”。这种安排事实上使即将成立的美国新闻署成为总统的代言人，而艾森豪威尔本人则通过美国新闻署对美国政府的国际信息计划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1953年7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曾担任美国共同广播系统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之音”顾问的西奥多·斯特赖伯特担任美国新闻署的第一任署长。两天之后的1953年8月1日，美国新闻署正式建立。此后不久，斯特赖伯特便对新闻署的内部编制进行了改革。
斯特赖伯特设立了政策计划办公室，统筹规划目标、调整信息政策、全面负责计划的内容，并任命了主管美洲、欧洲、远东、近东、南亚、非洲等几个主要区域的助理署长，要求他们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他们主管的地区工作，而且给予他们很大的海外活动自主权。美国新闻署驻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名为美国新闻处（U.S.Information Service），沿用了“战时信息局”时期的命名。在驻在国首都的美国大使馆中的公共事务官员（Public Affairs Officer，PAO）指导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美国新闻署雇员的工作。这种由华盛顿的美国新闻署总部提供政策指导、资金、行政支持、设备和供给，由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负责具体工作的运行模式既能保证政策、行动的统一、协调和延续性，又能兼顾针对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灵活反应。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新闻署的内部机构编制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整个“冷战”期间，新闻署卡特总统在任的一段时间里，新闻署曾被更名为“国际交流署”（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gency，ICA），为了不致将其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混淆，1982年该机构又重拾“新闻署”的名字。成为美国政府向外发布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整合性平台。美国新闻署前职员费祖·格林（Fitzhugh Green）称新闻署的产品是：
观念、理念、信仰、知识、事实、数据和文化，它们以书籍、电影、手册、杂志、电视、广播、照片、图片、电子信号等形式源源不断地输出到外部世界中。
美国新闻署将如上产品通过“美国之音”、国际广播局及其下属的国际广播网体系输往全球，完成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创立之初便设定的任务：
①美国新闻署的目标是利用传媒技术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表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与他们对自由、进步与和平合法的抱负是协调一致的，并将促进他们这些抱负的实现。
②美国新闻署实现上述主要目标的活动包括：向外国的人民解释和阐明美国政府的目的和政策；富有想象力地描述美国政策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合理期望之间的相互关系；揭露和回击对美国的目的和政策进行扭曲和阻挠的敌对措施；描述美国人民生活和文化中有利于人们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目标的重要方面。
③在必要的情况下，除了美国之音的工作外，美国新闻署有权就其他国家政府能够设想出其归属的事件与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通话。
据1980年的统计，美国新闻署在128个国家设立了211个新闻处和2000个宣传活动点，在83个国家建立了图书馆。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
3.信息循环系统的整合
当美国新闻署进入肯尼迪时代，其既有的“对外信息发布的整合平台”这一角色，发生了一次深刻地转变。可以说，这次转变标志着美国新闻发布的信息模式的初步建立。美国新闻发布系统不再只是传声筒，也不再仅局限于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汇报，而是完成了从“片段职能”向“整体职能”的过渡，“美国新闻署不再是拿到一份政策文件，然后被告知充分地利用它”。在信息循环意义上，新闻署开始了“信息收集→研究分析→决策咨询→新闻发布→信息收集”的运转尝试。
这一系统具有如下两方面基本特征：
（1）决策咨询职能的拓展
1962年1月25日，肯尼迪总统发表声明，授权美国新闻署承担“向总统和他在海外的代表以及那些负责介绍和策划美国政策、计划和官方声明的各种部门、机构提供有关国外舆论所具有的含义的建议，来帮助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的档案文件证实，肯尼迪总统的这份声明很快就由美国新闻署付诸实践。
决策咨询职能的正式确立无疑提升了新闻署的行政地位，长期被国务院忽视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这些深刻地变化首先表现在美国新闻署的高层官员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加强了。肯尼迪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会咨询新闻署的建议，而新闻署的署长也获准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会议。除了署长之外，署长下属的主要官员也可以每天与白宫、国务院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同僚磋商。
（2）研究分析职能的常态化
为了发挥决策咨询的功能，美国新闻署必须实时监测国外民众对美国外交行动和外交政策声明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他重要事件的反应。“战时信息局”时期的“事实与数据统计”工作得到了深化。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新闻署每天两次报告全球的反应，然后根据需要陆续提出报告，并在恰当的时候全面评估形势。另外，美国新闻署舆论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增强了，开始既研究国际舆论当前的观点，也考察世界人民长期的价值观和理想抱负。1963年，美国新闻署的调查研究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旨在考察全球态度的世界范围的舆论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