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阶段的11次国庆阅兵中，纸质媒体（报刊为主、书籍极少）和声音媒体（广播）成为政治信息发布的主要平台（还有少量的阅兵纪录片等影像资料）。报刊是最为古老的大众传媒之一，具有“作为展示和操纵的力量”，能够为党和政府赢得人民的忠诚和信仰。广播媒体主要通过声音传播，塑造出一种具有感染力和渗透性的政治想象。声音中的词是象征符号，象征性是声音给受众以想象力的基础。在1949年国庆阅兵的广播直播中，播音员的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将听众带入一种能够直接而深切地体验建国壮举的政治空间，激发了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想象。
但是，词这种符号与其对象没有直接联系和相似性，因此，设计者必须在造型设计上注意加入象征元素，使对象视觉化、形象化以及生动易懂。从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开始，电视成为阅兵仪式的重要传播方式。壮观的媒介景观通过屏幕锁住了观众的屏幕遥控器，从而在那一时刻“遥控”了对整个社会空间的政治文化教育。随着拍摄技术的发展，电视传播的政治信息含量得到了显著提高。1999年国庆阅兵前后，相关电视节目的录制量远超1984年，不再是单纯通过现场直播营造观众的在场感，而是以一种具有持续性和全方位的仪式过程呈现，将与政治生活有关的一切内容有系统地输送至全国乃至全世界。对于重大仪式性活动，电视具有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它的现场直播技术和技巧广泛的覆盖率，使其成为现代仪式性活动极为常用的传播手段。现场直播，作为非常规的播出形式，本身能给受众提供独特的参与心理和悬念心理，受众在无形中由被动观看变为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获得直接的情感体验。通过电视，受众在不同地域、同一时间收看同样的仪式场面，人们以共同体的身份被吸引到其中。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已经成为塑造国家集体生活与文化的中心机制，常常参与建构各种媒介仪式。
2009年国庆阅兵是第四个阶段，庆祝改革开放30年，奥运圣火熄灭不久，以及世博会举行在即，成为这一阶段的社会背景。作为重要的新闻资源，媒体全力以赴，大力宣传报道，成就了一幅声势浩大而象征意义丰富的媒介景观。国庆活动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俨然成为一种现代仪式活动。报纸杂志一般都推出了国庆专刊，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各专刊头版的版式设计。国庆当天及次日国内各地报纸，无论党报、都市报和行业报纸，无一例外全部彩印，超过80%使用了单幅大图片的杂志封面式的设计，头版视觉元素几乎全部集中在国旗、五星、天安门、华表、中国红、阅兵士兵的英姿等象征符号上，视觉冲击力极强。
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这次阅兵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和综合国力的充分展示，对于进一步坚信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第二，这次阅兵是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全面检阅，对于彰显我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能力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第三，这次阅兵是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的重大举措，对于鼓舞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创美好未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国庆作为一种国家行为，一种国家的政治象征，其组织过程中自然要体现国家意识、政治意识，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象征色彩，通过民俗符号、历史召唤、身份象征等共同组成了国庆庆典的结构，以便展现人民普天同庆的“共同心声”。
国庆阅兵不仅仅是对60周年发展成就的隆重庆祝，它展示政治象征的权威性和正确性，使得影视等具有戏剧性和多元表达方式的媒介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也使得政治仪式作为承载和表现丰富的政治信息的重要载体，被视作政治传播的一种有效方式。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仪式是一种“有组织、有意义的符号象征体系”。戴扬和卡茨将通过电视播放出来的盛大仪式视作一种“电视仪式”，“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在国庆阅兵盛大的电视直播中，由首长发出、士兵接受的简单政治信号，如挥手致意、呼喊口号和注目礼等，被转换成有关权威信仰、政治忠诚等的政治信息。通过受阅这一行动，士兵们之间在身份和认知上达成了同意和统一。分毫不差的时空限制要求士兵们在静止和行动中都必须彼此观察，并通过在方队前引导的标兵和方队中的排头兵核准自身的位置。
从2009年2月开始，有关国庆60周年阅兵的网络报道就一直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而4月的海上大阅兵也受到了高度关注。网络传播的诞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媒介景观的呈现方式，但并没有改变这一景观所具有的深刻内涵。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技术是人的肢体和感官的延伸”，“新”技术面对的仍然是保持着一定稳定性的“旧”人。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在阅兵仪式的媒介景观塑造上并没有起到任何颠覆性影响。这与60年来有关国庆阅兵的良好历史记忆，以及阅兵仪式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念主要建基于国家和民族情感之上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使其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保持了相当一致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便是媒介景观的呈现技术和社会环境变动之间的适应性。
三、新媒体推进政治象征多元化
网络直播、新媒体直播等为国庆阅兵等政治仪式提供了多元化的途径，以便共享信仰的表征。人民网、新华网等传统媒体网站以及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主要商业网站全线飘红，都在最醒目位置设立了“国庆报道专区”，开通视频直播和现场文字图片快讯，并配有纵深专题和多样的网络互动。网络直播弥补了电视直播收视的局限，而且现场文字和图片传递极快，并融合了报纸杂志在纵深报道上的优势，其互动性也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如腾讯网“中国传奇——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题报道”中设有“我是传奇21916天全民日志”，网友可以一个人的经历书写共和国的历史，截至10月中旬，共有约215万人参加了该活动；而挂灯笼、全家福、民族头像等互动形式，可以极简便地创造“实在的共同体”的象征效果。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中国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网络媒体影响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因为其快捷性、互动性、海量信息等特有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更利于公民的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这些优势使得网络媒体不仅仅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媒体，更是一个交流的平台。网络的正向传播力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做客强国论坛和网友面对面交流，表示“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引起海内外舆论高度关切。以后，利用互联网等建立民意表达机制进入中国最高立法。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互联网的传播功能。上海市通过互联网公布公务用车信息接受市民监督，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强调重视互联网舆论，江西省委书记苏荣通过网络问计，政府官员对网络的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网络的价值的体认也越来越准确。
网络使政治生活更民主、平等和自由。与传统政治交往方式不同，民意在虚拟空间中是信息代码，因此实际上影响传统政治交往方式的身份、国籍、文化、资产等在虚拟空间中已被抹去。因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同步、及时和跨国界，公众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取和交流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主流媒体一直对我国的对外政治传播持压制、封锁、消解和歪曲的态度，而网络媒体具有的无远弗届的特点，则可以突破这种封锁，达到交流和传播的目的。网络到底能否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治传播媒介，推广和发挥政治象征的价值性，在于国人的看法和社会的导向性。
传播学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指出：“媒介事件打破了我们生活和一般报道的常规，所有的报道都从预定的节目安排中转向重大事件，并用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表明将要发生事件的重要性。”媒介在政治传播中的地位极为重要，而媒介作用于政治象征的过程，推动着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民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