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谈到70年代，方明老师说：“1972年出现了转机。尼克松访华，新闻方面有了一些变化，不再都是高喊的了。在表达中，语言目的非常重要，一定要明确怎样播。尼克松在访华之前做了很多铺垫，先由黑格将军在其访华之前带领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我们接待的原则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坚持原则、待之以礼’，在广播中如何通过语言恰切地体现这十六字方针？播音员本身主客观的统一很重要。喊的方式自然是不合适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把握好分寸很重要。‘文革’之后，播音的内容、形式增多了，散文比例增大。‘文革’后，开始恢复直播，当时有人质疑，这些稿子（指前一天的旧闻而非当天的新闻）有什么必要恢复直播？我认为，播音员应该有在直播中不出错的本事，这样可以应对很多突发事件，不会使广播中断。审判‘四人帮’的那一天，下班准备走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编辑拿来，1400字的稿子给我，让我在5点准时播出。当时离5点仅剩下7分钟的时间，我一看已经没有时间录播了，迅速看了一遍，准备直播。在7分钟的备稿时间内，我要求自己至少人名一定要准确无误，还好，我一字无误地播完了。
后来，我在早晨8∶30的第三次报纸摘要岗位上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直播能力。改革开放后，更多节目进入了直播。播音员主持人开始说言之无物的口水话，乃至废话，结巴重复更是司空见惯，有人认为这才是真实。作为新闻工作者，播音员主持人无论到什么时候，主流价值观的宣传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在关键时刻尤其要体现。但是现在有些播音员主持人似乎对主流价值观不感兴趣，不知道该怎样宣传。年轻的播音员主持人还认同不认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如果不认同将会出现很多问题。国家电台要有能够代表国家意识的声音才行。2008年汶川地震后，5月14号中央台就组织召开了会议，当时让我代表去讲话，我问怎么不找年轻的同志去讲，他们说是现在青年主持人里缺乏阳刚气十足的播音员，中性化趋势明显，不能代表大国的声音。我们培养的播音员主持人，女声应该端庄秀美，男声应该具有阳刚之气。
在节目中，我们要亲切、要自然，但总还是要把民族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在播音中体现出来啊！与此同时，作为主流媒体，它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用我们自己的话、要用老百姓喜闻乐听的语言把它充分地阐释清楚，解疑释惑。脱离主流价值观的‘三俗’现象的出现，播音员主持人是有责任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者，应该在其位，谋其‘正’。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之音的著名播音员主持人葛森曾来华访问，我和林田参与了接见，当问到其美国节目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时，葛森明确地回答说他们就是要宣传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我们中国的播音员主持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为什么只顾着学习一些娱乐媚俗的内容呢？改革开放后，宣传内容方式都有很大的改进，技术进步了，人的素质提高了，关怀的面也更广了，但是究竟应该把握怎样的度，老百姓应该从广播中获得哪些内容是很重要的，目前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媒体虽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但是至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百姓解疑释惑，让百姓清楚症结何在。”
是的，方明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直言不讳、有信念、有理想的人。和他对话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轻松畅快，他毫无顾忌地道出了目前节目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节目本身的质量应该是节目生存和发展的支点。然而现在的节目中，不知所云、不知所终者大有人在，好像制作者并无主意，也不在意；有些节目为了设置主持人而设置主持人，已经走上了形式主义。在节目中没话找话，本可不说也非要说两句，一句话能说明白也得多说几句，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主持人的存在，这样画蛇添足下去，节目本身恐怕会离精品越来越远了。正所谓“人有人品，诗有诗品，节目也可以有品位，用以考察节目的规格、档次”。无论是高雅品味、平实品味，还是通俗品味，都不能不讲究文化的含量。一味地迎合奉承受众或者高高在上无视受众的感受都违背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本土话语特质，是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和独特形式。广播电视传播，尤其是语言传播，理应填充经验历史的话语内涵，着意讲述英雄民族的心路历程、彰显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这是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难于描绘的景观，我们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张西明先生在他的文章《传媒帝国的诱惑》里，具有针对性地抨击了英国的某家新闻报业是如何从高雅严肃风格沦落为天天向英国的绅士和淑女们倾泻色情、绯闻和皇室隐私、秘闻、丑闻等煽情主义的“大众文化”的，以至于逼迫得英国人近年来连连通过各种公益广告大声疾呼，“别再给我们（文化的）麦当劳了，还回我们的莎士比亚吧！”
如果说英国人曾以意识形态画线谴责默多克“政治道德堕落”是老夫子式的、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但他们对默多克一手营造传媒帝国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的抨击却是有的放矢，值得我们深思的。
张西明先生呼吁：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精华与精神，不使我们的后代一天天在“大众”、“流行”之类的旗号下餐饮着“垃圾文化”长大，最后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实在是一个必须未雨绸缪的大问题。
其实，张颂老师早就发表过有关的精辟论述。为什么至今还存在种种问题需要“大声疾呼”呢？广播电视节目中“三俗”现象层出不穷，是否应该唤起播音员主持人的紧迫感、责任感了呢？“山雨欲来风满楼”，怎不令人严肃对之、深长思之？作为播音员主持人着实应该明确如何“责无旁贷”、“心无旁骛”地传承民族的先进文化。
时间抹不去老一代广播人对于广播事业的热爱，方明老师用火一般的热情圆满完成了一次次重大活动的报道任务，录制出一个个经典的节目；他用声音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着新中国一步步的发展历程。从最早的钢丝录音机、盒式录音机到DAT录音机、开盘录音机、数字直播调音台……他几乎用全了所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使用过的录音设备，并曾经用它们录制出一档档出色的节目。岁月带走了他的青春年华，但却益发加深了他对广播的情感。50年的播音生涯中有太多太多难忘的事情，谈起播音事业，方明老师说：“在过去，播音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非常明确。今天是不是还这样？……（思绪良久）我觉得跟过去不一样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些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中最多只能是就事论事，还有些播音员主持人甚至不食人间烟火，根本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情况。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明确，播音员主持人的言语不要脱离开广大基层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标准。很多老播音员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牢牢捆在一起的，党荣他们荣，党损他们也损，全身心地投入到播音事业中，把工作当做‘事业’来看而不是‘职业’，这是和现在区别最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