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萧红鸣不平
侯虹斌
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对于男作家，我们主要谈他的作品、时代、思想；假如碰巧有一点绯闻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而对于女作家，我们主要谈她的婚姻，她的爱情，她的男人们；假如碰巧有一两部作品实在太突出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
应该说，这种习惯不独中国有，英美文学的国家也有，但中国尤为特出。这与人的猎奇心理有关，也跟性别政治有关。针对男女，我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现代被这种习性给“玩坏”的女作家，已经有张爱玲、林徽因，现在恐怕又得加上萧红了。
近期，因为有多部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上映，萧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我就看到多篇谈萧红的热点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无一例外地都是谈她的感情生活，并且，都颇有贬义。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在此先存而不论，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作品是杰出作品还只是滥竽充数，具有关键意义。其次，有时囿于时代局限，小说的文本价值可能相对较弱，但这类小说能否反映历史，是否具有文献价值才是是有意义的。最后，才是小说家的人品、道德、理想情怀、感情追求，是否对人类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一般而言，历史上没有几个作家经得起前一两个标准的考量，甚至根本不值得用到第三个标准。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当然不是。从文本上来说，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远远超越了与她同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深深地根植着黑土地的印记。当大部分作家鼓噪放下手里的笔上战场杀敌时，她却在用笔发挥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抒写着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战争状态下人的麻木、卑微、粗鄙的生活形态。她的语言美丽而丰赡，在一个一个的细节当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萧红强烈的生命力，以及深深的悲怆。《生死场》如是，《呼兰河传》亦如是。
在此，对萧红的文学成就不多讨论了。如果是一位男作家有这样的文学成就，即使私生活再烂，他也挥霍得起，也照样有拥趸和死忠了——比如胡兰成，成就比萧红小得多，人品再坏上一百倍，还照样有许多粉丝——何况，仔细清算下来，萧红何罪之有？她何止是无辜，甚至已算是非常勇敢、非常有胆识了。
来看看萧红的私生活。她短暂的一生经历过几位男人，包括先与订婚的汪恩甲悔婚，后来相遇之后同居，怀着孩子却被抛弃；接着遇到萧军，同居了一段时间，再次怀着孩子被抛弃；遇到端木蕻良，结了婚，但端木也曾数次抛下她遁走，即便在战乱中和病危时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恋情似真似假的比她小几岁的骆宾基。
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在80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西方诸多婚姻理论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报纸杂志开辟婚姻问题专栏，对婚姻改革进行大肆宣传，如《新青年》《妇女杂志》《妇女评论》《晨报》副刊等曾经开展“贞操问题”“新性道德”“离婚问题”“爱情定则”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婚姻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不过，大多数的家庭里依然遵循着旧式的婚姻规则，在家长专制的威严下，婚姻的自由受到严重的牵制，受到这种痛苦的尤以女子为甚。像萧红，还在小学时就被家族许配给汪家了。
萧红是勇敢的，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为了生活，又向报刊投稿，勤奋写作；她还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来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后来她与汪恩甲产生了感情，同居了；恋人之兄汪大澄解除了弟弟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又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她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果这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还叫“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的，那不知“有意志”的女孩，是该杀人放火呢，还是该飞到外星球？
萧红曾两次都在挺着大肚子时，被男方抛弃了。应该说，她的情商并不高，她没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显得不智。但她是一个受害者，该挨骂的不是她，而是毫无仁义的男方。但萧红并不需要我们后人的同情，在如此的厄运之下，她不仅没有被口水淹死，而且居然两次都能找到新的爱情。显然，她不仅不“盲目依附”，而且生命力旺盛，不断地向上攀缘，成长。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感谢科技，如果萧红的这一切发生在现代，不过是一位青春女性常见的几次恋爱而已，不会严重地戕害身体，不会丧失体面、丧失尊严，性别差异带来的伤害可以得到极大的缓和。
至于说萧红依附于男人，这个罪名，萧红离得更远。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她不仅忙于写作，积极地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更要照顾丈夫或男友。如果从历史来看，萧红的文学成就比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要高许多，后世的名声也要更大。在萧红去世后，这三位男人都把与萧红的恋情（甚至有无恋情还存疑）当成宝贝放在心口捂暖，当作珍贵的遗产，他们的名字经常是因为萧红才带出来的。到底是谁依附谁？
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积极参加革命；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给她得实在是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声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如果非要说毛病，那么萧红私生活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充当了一个“人渣吸尘器”。但这也与时代有关。假如她是一位活在当代的女性，她的确难辞其咎；毕竟抛弃怀孕女友、家暴、遗弃病重妻子都是千夫所指，现在的这个世界正常男性还是比较多的，她不该眼光那么不济。然而，你对一个抛弃家庭，勇敢追求自己的生活，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能要求什么？萧军、端木们一方面享受着萧红们作为独立女性带给他们的新奇和物质、声誉，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回忆当时的文坛和学界，有几个能在性别意识上超越时代？还不是一场比烂大会？
正如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人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而存在。
人们对著名女作家、女学者的私生活的苛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连张爱玲、林徽因这样私生活已算检点的女性也被安上多少难听的外号，挖得千疮百孔了。像萧红，一个杰出的作家，一个勇敢争取自由的新女性，一个男权的受害者，仅仅因为她保护自己的能力弱一些，就应该被一篇接一篇文章地骂吗？
萧红不像张爱玲看得那么透，那么冷清，她就是一个热烘烘的人，就是要轰轰烈烈地投入生命、投入爱情。有时过分热烈而灼伤自己，这只是性格，不是缺点。像我这么性格冷清的人，虽然喜欢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却格外钟爱萧红这样的性格。
我只想为萧红鸣一点儿不平。
双重标准的美丑价值观——与侯虹斌女士商榷
张耀杰
我近年来埋头从事历史考据，对于现实生活中男欢女爱的是非恩怨十分隔膜。直到在《大家》专栏读到侯虹斌女士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一文时，才忍不住略表一二。
一、萧红是什么样的“励志典范”
2014年1月27日，侯虹斌女士在腾讯《大家》专栏发表的《我为萧红鸣不平》一文，其中写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在此先存而不论；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接下来，侯虹斌女士在文中给出了她“万难同意”的几条理由：
其一，“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其二，“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在80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三，“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
关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和“甘受奴役”，我在《“人民需要萧红”及其他》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是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奉为导师的恩格斯写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写作时间是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距今已经130多年。假如说这就是人身攻击，首先应该承担这一罪名的应该是恩格斯。
关于上述提及的其一，我要说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人物研究，我所研究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男人或女人，再其次才是政治家、学者、作家、女权活动家、家庭妇女之类的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对于我而言，并不属实。
关于其二，侯虹斌女士文中所谓“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恰恰证明130多年前恩格斯所说的“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和“甘受奴役”，用在萧红身上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科学理性的准确判断。假如非要说“甘受奴役”是人身攻击的话，难道“不智的女人”和“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算是人身攻击？
至于说“20世纪30年代……没有法律保障”，明显是出于对民国社会的严重无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陈独秀、***已经秘密组织了作为当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度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公开活动过。那个年代的教育部佥事鲁迅，是可以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并且能够得到胜诉的。那个年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田汉、萧红、萧军这些人，是可以不申请书号、刊号而自由出版、自由办报，并且可以自己印制税花来防止盗版的。那个时代，鲁迅的版税是27%左右，而不是今天的区区10%上下。
进一步说，难道在130多年前的恩格斯、80多年前的“时人”萧红和现代的“今人”之间，就不可以找到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标准吗？
关于其三，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类动物，直到今天依然拥有守护自己的新生婴儿的天然本能，这种动物性的天然本能并没有因为包括避孕在内的医学手段的发展进步而有所改变。萧红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她所生育的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果断送人，她作为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像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可以形容为“纵情纵欲”的“动物性的情欲”吗？
事实上，恩格斯所说的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现象”，并不限于充当王权和男权的奴隶，同时也表现为充当自己的本能冲动和价值混乱的奴隶。关于萧红的情爱表现，侯虹斌女士文中先是给出极其正面的讴歌礼赞：“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积极参加革命；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她的实在是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声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