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要去爷爷家陪他，正好路过那个地方，看到你躺在地上，我就想起了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被一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孩救起来的事。我想我也一定能够做到，于是我就使出全身的力气拉你。幸好你还不算重，我成功了，回去后一定告诉爷爷。他告诉我要尽力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我今天做到了。”
笨蛋的小纸条
在适当的时候，记得肯定他人，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只要我还活着，我是不会忘记在1991年我第一次遇见阿尔文·C·汉斯时的那一幕。
在少管所的课堂上，另外一位同学在向我们介绍他时并没有使用“阿尔文·C·汉斯”这个名字——甚至是公开的？他称呼阿尔文是“笨蛋”。立刻，我对阿尔文的这个绰号感觉听起来很刺耳。
这位身材修长、说话柔和的人在同我握手不愿正视我。不用说，“笨蛋”是个秃头，他两鬓的头发顺着肩膀披在了背上。虽然我只是注视着他的脸并尽量不往上面看，但我还是觉察到了在他秃头的上面刺有一个巨大的（并且很具威慑力的）图案（不错！他头上有刺青！）。那刺上去的图案是哈利·戴维森，它覆盖了他的整个头顶。
作为一名老师，我尽量使自己在紧张的时候保持镇静，并努力让第一天的课顺利完成。下课后，“笨蛋”随着人群往教室外走，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悄悄地塞给了我一张纸条。我当时想：“噢，不！他一定是要告诉我如果我不给他一个好成绩的话，我将会被他的其他‘哈利’同伙‘干掉’，或者别的类似的事。”过了一会儿，我找机会看了一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讲授（他总是叫我‘讲授’），早餐是很重要的，如果总不吃，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笨蛋，蒙泰·希培亚。”
过了几个月，笨蛋跟着我学完了一系列的六门课程。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很少说话。而且，他几乎每天都要递给我一张纸条，里面有各种类型的格言、珍闻、轶事或者是一些关于生活的明智的建议。我渴望能够收到这些纸条，而且如果他偶然没有给我时，我会有一点失望的感觉。时至今日，我依旧保留着这些小纸条。
笨蛋和我一见如故，不知怎么的，我知道每次我开口讲课，他一定能理解我，他总是静静地记录下所有我讲过的东西。我们被联系在一起。
课程结束之后，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了一个证书，笨蛋已经学完了所有的功课，并且整个过程的所有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我愉快地授予了他证书。
在我授予他结业证书时，我们两人是单独在一起的。我和他握了握手，简单地对他说，有他在我的课堂上，的确很让人高兴，并就他的刻苦努力、良好的上课率以及认真的学习态度给予了表扬。他当时的回答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并时时对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用温和的声音说：“谢谢您，拉里，在我的生活中，您是第一位对我说‘我做的一切都对’的老师。”
在我离去时，我感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想到在笨蛋成长岁月的所有日子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他做的一切都对。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现在，我脱离了“守旧派”，我个人是在保守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坚信罪犯必须为他们的过错付出代价并有责任被拘留。我曾好几次问自己：“是否有可能，仅仅是可能，那就是笨蛋要是听到过‘你做的对’或‘做的好’，他还会进入监狱吗？”
那一刻的经历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确信我懂得了在某种积极的意义上，每一个学生都有做得正确的事情。
谢谢，笨蛋，你告诉了我这个。同样，我有很多事做得也是正确的。
（佚名）
父亲的老师
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就，都应该饮水思源，应当记住自己的老师为他的成长播下最初的种子。
昨天我和父亲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前天晚餐桌上，父亲在看报纸，忽然吃惊地说：“我小学一年级的克洛西迪老师还活着呢！今年84岁了，做了60年教师。报上说，教育部授给他‘从教60年奖章’哩！60年，你懂吗？他前两年才退休。我以为他早在20年前就死了呢！呵！可怜的克洛西迪老师！他现在住在康多夫，一小时火车就到了。我们明天去看望他老人家吧！”
那天晚上，父亲尽讲着和那位老师有关的事，由这位老师的名字回忆起小时候的许多事，早期的同学，死去的祖母。父亲说：“克洛西迪老师教我们班的时候；才40来岁。我还能想得出他的模样。他身材不高，背有点弯，眼睛有神，胡子经常修得很干净。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但讲究方式方法。他像父亲那样爱护我们，谁有了过失，只要不是故意犯的，他都能宽恕。他出身农家，是从穷困中努力学习出来的，是个好人。你们祖父母和他很熟悉，像老朋友一样。他现在回到康多夫来养老了，即使见了面，恐怕也不认得我了。44年过去了！安利柯！我们明天去吧！”
昨天，我们坐上9点钟的火车。原想邀卡隆一块去，他因母亲有病，不能去了。这是一个美丽的春日，火车驶过一片新绿的田野，树篱间红花千百，空气芳香，令人心旷神清。父亲抚着我的肩，望着窗外愉快地回忆说：“除了我的父母以外，克洛西迪老师是最疼爱我、教育我向善的人了。老师对我的教导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他对我进行尖锐的批评，我为此不大服气地回家的情景也还记得。他的双手又大又瘦，每天准时来到教室，用同样的姿势把手杖放好，大衣挂好。他每天的情绪都很好，做事谨慎小心，意志坚定，全神贯注。我现在耳朵里还响着他的声音：‘勃迪尼，要用食指、中指和拇指这样地握紧笔杆呵！’已经44年啦，老师的模样不知道变成怎样了呵！”
康多夫车站很快就到了。我们按地址打听老师的住所，一问，许多人都知道。
我们走出街区，转入一条两旁围着开花树篱的小路。父亲默默地走着，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有时微笑着摇摇头。
突然，父亲停下来说：“那就是他，我断定是他！”
从小路上面下来一个戴草帽的白须老人，拄着手杖，拖着两脚走路，两手颤抖着。
“果然是他！”父亲重复说，急急迎上前去，到老人跟着站住，老人也站住打量着来客。他脸色红润，眼睛闪闪有光。
父亲摘下帽子说：“您就是文生佐·克洛西迪老师吗？”
“我就是！”声音洪亮而略有颤抖。
父亲握着老师的手说：“那么，请允许您以前的学生握您的手并向您问好！我是特意从都灵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老人出乎意料地注视着来客说：“谢谢有心！你是我什么时候的学生？
对不起，你的名字是——”
父亲把艾伯托·勃迪尼的姓名和曾在孔索泰拉广场上学的时间说了，又说：“难怪老师想不起来，但我是记得老师的。”
老人低头默想了一会儿，又把父亲的姓名反复念了几遍。我父亲站在旁边，微笑地望着他。忽然，老人抬起头来，张大眼睛笑着，慢慢地说：“艾伯托·勃迪尼，对了，是勃迪尼工程师的儿子。”
“正是！正是！”父亲回答说。
“那么，”老人说，“请允许，尊贵的勃迪尼君，请允许我。”他走前一步拥抱我父亲，他的白头靠着我父亲的肩膀，父亲的下巴抵着老人的额。
“非常感谢你来看我！”他随即转身，领我们到他家去。
老师领着我们走到一所带有花园的两扇门的小屋前，其中一扇门前面围着一爿白粉断墙。老师开了第二扇门，招呼我们进屋。屋里四面白粉墙，一角摆着一张帆布床，铺着蓝白格子床单。另一角是书桌和书架，四张椅子。
粉墙上挂着一幅旧地图，室内充满苹果香味。
我们三人坐下，沉默了一会儿。
“勃迪尼君！”老师注视着棋盘式的地砖上的日影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你一年级的时候，是坐在窗口左侧位置上的。让我想想看，我还记得你是卷发的。”他又回想了一会儿说，“你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母亲。我记得你上二年级的时候，患过一次喉炎，是吧？病后回到学校来，很瘦，是裹着大围巾来的。40多年了，你还没有忘记我，真难得！前些年还有不少旧时学生来，他们有的当了团长，有的当了神父，还有些做了绅士。”
老师问了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状况，又说：“你来访我，很难得，近来访我的人少了，恐怕你是最后一个来这里的了，尊贵的勃迪尼君！”
“哪里！哪里！您很好，精神还很健旺，不要说这样的话。”
“呵！不！你看见了吗！我的手总是这样颤抖。”他伸出手来，“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三年前就患上了这毛病，当时我还在学校教书，没有注意，以为它自然会好起来的。谁知竟然渐渐严重起来，终于连字都不能写了。有一天，突然手一震，墨水洒脏了学生的笔记簿，我真是钻心似的难过。但我还勉强支持了一段时间，就再无力支持下去了。，就在我从教60年的时候，不得不和学校、学生以及我的工作告别了。你知道，那真难受呀！我讲完最后一课，同学们送我回家，又为我做了许多事。但，我是悲哀的。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两年前，我的老伴撒手归天。不久，唯一的儿子又死了。现在，我身边只有两个孙儿务农，靠政府每年发的几百里拉养老金过日子，什么事都不能做。白天盼着天黑，晚上又盼着天亮。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读些以前读过的书，或翻看以前学生所写的笔记，就在这书架上，这是我过去几十年教书生涯的纪念。除了这些以外，我没有其他东西了。”
说到这里，老师忽然眼睛一亮，站起来愉快地说：“有一件东西你看了真要觉得意外呢！”说着，把书桌下面的抽屉拉出，里面有一些旧纸扎，每扎都用绳子捆着，写着日期年份。他抽出其中一扎，翻出几张变黄的纸交给父亲，原来，是父亲当年的一份课堂练习，上端记着“听写，艾伯托·勃迪尼，1838年4月3日”，下面就是父亲笔画幼稚的草书。父亲微笑地看着，眼里浮起泪光，拿来给我看。
“这份练习是母亲给我改错的，当时发回来让家长写评语。下面这一行字就是你祖母仿着我的笔迹替我完成的，因为那天晚上我实在疲倦得写不下去了！”父亲边说边在纸上吻着。
老师又拿出另一扎纸来。
“你看，这是我保存下来的另一项纪念品。每学年，我把学生的作业拿出一份，按照日期顺序保存起来。有时打开看看，一幕幕的往事就浮现在眼前，好像重新回到过去的日子里了’。我闭上眼睛，一个个熟识的面孔在我面前闪过，现在也许不少人已经谢世了呢！其中表现得特别好和特别坏的我都记得。那些表现好的，留给我很大的欣慰，那些表现不好的，也给我留下一时的遗憾。在那么多人当中，有几条蛇是不足为怪的。不过现在追忆起来，就好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无论好坏，对我来说，都同样可爱。”
他重新坐下，握着我的手。
“老师！您还记得我那时的恶作剧吗？”父亲笑着说。
“你吗？”老人也笑了，“没有，一时想不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调皮过。但，你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孩子，按你的年龄来说，也算是比较纯净的一个，我记得你母亲非常爱你。感谢你盛情厚意来看我，你怎么能离开你的工作来看我这个可怜的老师呀！”
“克洛西迪老师！”父亲愉快地说，“我还记得母亲第一次送我上学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和我长达两小时的分别，让我独自离家，交给一个不相识的人。我进入学校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似乎是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分离的开始。第一次将母亲和儿子分开，好像永远不会完整地归还给她似的，母亲比我更难过。我颤声向她告别。她走出大门，我又一次噙着眼泪，透过大门玻璃向她挥手。这时，老师，您来领我回教室去，并用另一只手抚着心口，好像在说：‘信任我吧！夫人！’就是这手势，这眼光，我知道您完全了解我们母子间这时的心情。这种手势就是一种崇高的许诺，它意味着保护、慈爱和恩惠。那时，老师的形象便永远刻印在我心里。就是这个印象，使我特地从都灵来见您，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向您说一句：‘亲爱的老师，谢谢您！”’
老师暂不作答，用手抚弄着我的头发。他的手有点震颤。由头发到前额，又由前额抚到肩膀上。
这时，父亲注意到老师简朴的居室，有点破旧的床，窗台上放着一点面包、一小瓶食油。他的眼神好像在说：“可怜的老师！您从事教育60年，就只有这一点报酬吗？”
老人对此却是满意的。他开始更多地谈到我的家庭，昔日的同事和学生，但有些则记不清了。他们互相通报了一些人的消息。
不觉已到了晌午，父亲请他一起到街上去午餐，老师不想去，反复说谢谢。父亲拉着他坚请，他才说：“我的手这样颤抖，对谁都是一件苦事！”
“老师，我会帮助您的。”他听父亲说了，才摇摇头，微笑着站起来。
“今天是个好天气。”老师把篱门关好说。“好天气。尊贵的勃迪尼君，我相信你一定比我长寿！”
父亲搀着老师，老师拉着我，一起走下斜坡。路上遇见两个牧牛的赤脚少女和一个挑着稻草的男孩。老师说，那是附近学校三年级的学生。他们上午把牲口赶到牧场，然后赤脚下田耕作，下午又穿着鞋子去上学，时：近中午，再没有遇到什么人了。
不几分钟，我们到了一间饭店，在一张大餐桌边坐下。老师坐在我们中间，开始午餐。饭店清静得好像女修道院。老师很高兴。他的兴奋加剧了他的颤抖症，吃东西很困难。父亲替他切肉，切面包，加佐料到他的碟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