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起我自己，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只身驱车北上，跑到了北大荒。自然吃了不少的苦，北大荒的“大烟炮儿”一刮，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寒地冻，路远心迷，仿佛已经到了天外，漂泊的心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会飘落到哪里。但是，它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残酷的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这一切不仅谱就了我当初青春的谱线，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
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象得那样好，才敢于外出漂泊。而漂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品尝人生的多一些滋味，也绝不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啜饮咖啡的一种味道。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去漂泊。漂泊，需要勇气，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由此收获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够拥有的收获和以后你年老时的回忆。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作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
一辈子总是待在舒适的温室里，再是宝鼎香浮，锦衣玉食，也会弱不禁风，消化不良的；一辈子总是离不开家的一步之遥，再是严父慈母、娇妻美妾，也会目光短浅，膝软面薄的。青春时节，更不应该将自己的心锚一样过早地沉入窄小而琐碎的泥沼里，沉船一样跌倒在温柔之乡，在网络的虚拟中和在甜蜜蜜的小巢中，酿造自己龙须面一样细腻而细长的日子，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未老先衰变成一只蜗牛，只能够在雨后的瞬间从沉重的躯壳里探出头来，望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便以为天空只是那样的大，那样的脏兮兮。
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又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心的墙。你也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再只是白日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和家里不断升级的鸡吵鹅叫、单位里波澜不惊的明争暗斗。
尽人皆知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17岁就曾经随其父亲和叔叔远行到小亚细亚，21岁独自一人漂泊整个中国。英国著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21岁在北海的航程中第一次实现了他野心勃勃的漂泊梦。奥地利的音乐家舒伯特，20岁那年离开家乡，开始了他维也纳的贫寒的艺术漂泊。我国的徐霞客，22岁开始了他历尽艰险的漂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当然，我还可以举出如今被称为“北漂一族”——那些生活在北京农村简陋住所的人们，也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开始了他们的最初的漂泊。年轻，就是漂泊的资本，是漂泊的通行证，是漂泊的护身符。而漂泊，则是年轻的梦的张扬，是年轻的心的开放，是年轻的处女作的书写。那么，哪怕那漂泊是如同舒伯特的《冬之旅》一样，茫茫一片，天地悠悠，前无来路，后无归途，铺就着未曾料到的艰辛与磨难，也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
我想起泰戈尔在《新月集》里写过的诗句：“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它安装一百只桨，扬起五个或六个或七个布帆来。我决不把它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做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塘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那么，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就借来别人的船张帆出发吧，就别到愚蠢的市场去，而先去漂泊远航吧。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才会拥有这样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和收益，那不仅是他书写在心灵中的诗句，也是你镌刻在生命里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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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朴实无华的笔墨，阐释了这样的主旨：年轻时漂泊，会让你见识到你没有见识到的东西；年轻时漂泊，会让你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广；年轻时漂泊的经历，能谱就人青春的曲线，也能成就一个人老年时难忘的回忆。想一想，你都到过哪些地方？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蚕儿
文/陈忠实
认识作者
陈忠实（1942—），当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子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六一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子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叮……”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窜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
“哐”的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坐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子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
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才！”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
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子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你养了多少？”
“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
“那好。”他不知我的内情，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箩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老师，不要紧！我从家里再拿来……”
老师苦笑一下，摇摇头。
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愿意看见那张永是笑呵呵的脸膛变得这样苦楚，就急忙给老师宽解：“他们家多着哪！有好几竹箩！”
“不是咱们养的，没意思。”他站起来，摇摇头，惋惜地说。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箩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