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克斯罗德设定了两个前提：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没有权威干预个人决策。也就是说，个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决策。在此前提下，合作要研究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合作；人什么时候是合作的，什么时候又是不合作的；如何使别人与你合作。他邀请了一些政治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请他们编制一些程序，让程序们做“囚徒困境”的游戏，结果得分最高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罗伯布编写的“针锋相对策略”程序。这个程序的特点是，第一次对局采用合作的策略，以后每一步都跟随对方上一步的策略：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爱克斯罗德还发现，得分排在前面的程序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不首先背叛，即“善良的”；第二，对于对方的背叛行为一定要报复，不能总是合作，即“可激怒的”；第三，不能人家一次背叛，你就没完没了地报复，以后人家只要改为合作，你也要合作，即“宽容的”。
此外，好的策略还必须具有的一个特点是“清晰性”，能让对方在三五步对局内辨识出来，太复杂的对策不见得好。针锋相对策略就有很好的清晰性，让对方很快发现规律，从而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态度。
博弈学专家告诉你
针锋相对策略的优越性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一个纯粹自利的人何以会选择善，只因为合作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在博弈中过分复杂的策略使得对手难于理解，无所适从，因而难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明晰的个性、简练的作风和坦诚的态度是制胜的要诀。
每个人部要学会回报
“一报还一报”可能是个反击自私者占我们便宜的有效的策略。但是，它是一个人或国家要遵循的道德策略吗？当然，答案取决于什么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也许最广泛接受的道德标准是这一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囚徒困境”的情况下，这一金科玉律似乎意味着你应该总是合作，因为合作是你希望从对方得到的。
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人家打你一巴掌，你还把另一边脸转过去，等于鼓励对方再占你便宜。无条件的合作不仅伤害你自己，而且伤害了这个成功的剥削者接着要遇到的无辜者。无条件合作将会宠坏对方，并为社会留下了改造被宠坏者的负担。这说明回报是比无条件合作更好的道德基础。
然而，基于回报的策略似乎没有达到道德的高度，至少按照我们的日常的直觉是没有。回报当然不是道德的一个好的基础，但它不只是自私自利者的道德。它确实不仅帮助自己，而且帮助了别人。它是通过使剥削性策略难以生存来帮助别人。一个基于回报的策略能让对方从双方合作中得到奖励，这也是当双方最好时它自己所能得到的同样报酬。
坚持公平是许多基于回报的规则的基本特征，这从“一报还一报”在“囚徒困境”竞赛中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报还一报’’赢得两轮的竞赛，但是在任何一局中它从来没有得到比对方多的分数，它不可能在一局中比对方得分更多，因为它总是让对方先背叛，并且它从来不会比对方的背叛次数多。它的胜利，不是靠比对方做得好，而是靠引导出对方的合作。用这个方式，“一报还一报”靠促进双方的利益而不是靠剥削对方的弱点来取得胜利。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不过如此了。
使“一报还一报”有点令人不舒服的是它坚持“以牙还牙”。这确实只是大致公平的。而且，它的麻烦在于一旦结下仇恨，它就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确实，许多仇恨似乎都有这种性质。例如，世界上很多宗族观念和民族矛盾强烈的地区，家族之间的仇恨有时持续了几十年。一个伤害由另一个伤害来偿还，并且每一次报复都引起了一轮新的报复。这种伤害来回反射直到最初的暴行消失在遥远的过去中。这是“一报还一报”的严重问题。
一个更好的策略可能是一报还9／10报。这样既能够减弱冲突的震荡，又能提供一个激励使对方不敢尝试无缘无故的背叛。它是一个基于回报的但又比“一报还一报”多一点宽容的策略。它也是大致公平的。但是在一个自私自利的没有集权的世界里，它确实不仅促进自己的福利，而且增加其他人的福利。
自我控制的特性给你一个额外的激励去把它传授给别人，即使这些人决不会与你打交道。自然，你想把回报教给那些你将打交道的人，以便你能建立一个双方都有好处的关系。但你也可以从那些你绝不会与他们相遇的、采用回报策略的人那里得到你个人的好处，即其他人的回报惩罚了那些试图占人家便宜的人，这有助于控制整个社会。并且，它减少了你将来必须对付的不合作者的数目。
博弈学专家告诉你
一个采用基于回报的策略的社会确实能够自我控制。由于确保了对试图不合作的惩罚，那些不合作的策略就得不到好处。
用道德来保证筠衡
崇祯元年，朱由检刚刚当上皇帝，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写了份上疏，说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进我的出书费用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对大臣们说：“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佥都御史。”
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又是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吞吞吐吐，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崇祯再次把韩一良和一些大臣召来，当面追问，然而韩一良就是不肯点名。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竞推说风闻有人要送。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顶着被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作为给事中，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分内事。因此，恐怕还是一种外在规则的压力，或者说外在规则在其内心中形成的“道德”在起作用，使其坚决不肯背叛向他行贿的人。
上面这个历史故事讽刺性地告诉我们：在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道德因素，可以化解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
与法律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作行动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使得人类从囚徒困境中走出来。道德感自然地使得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进行谴责或者对不道德的人采取不合作，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对行为产生了调节作用。但是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单纯依靠对手的道德自律来达成合作是不保险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道德因素的考虑，对博弈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把交际变成长期的、多边的，从而形成诚实守信的动力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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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剑的契约对于保证合作关系是有效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找不到，或者不值得用“剑”也就是法律来保证合作。
如果法律是保证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唯一武器，那么博弈策略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独裁者能否为所欲为
如果有一天，你撞上大运，居然有人白送你1万块钱，条件是你与另一个陌生人分享这笔钱。规则很严格：你们两人分别在不同的房间，无法互相交流。你可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另一个人可以表示同意或拒绝。那人也知道上述规则和钱的总额。如果他表示同意，那么交易成功；如果他拒绝，那么你们俩谁也拿不到一分钱。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游戏都算结束，而且不再重复。
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凭直觉，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对半分，因为这种分法很“公平”，也容易被接受。然而你的胆子未免太小了，因为你完全可以只给对方1元钱。对于一无所获来说，这已经很好啦！
在大多数博弈模型中都隐含了几个假设条件，首先博弈双方都是完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其次博弈双方都是处于均等且相同的地位。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参与博弈的双方不可能绝对平等。比如在劳动力市场，很多时候雇员对老板的谈判地位明显是处于劣势，有胆量放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能有几人？
在不平等条件下谈判博弈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独裁者博弈。假想，一个独裁者与一个无权者分配一笔固定资产。讨价还价只能进行有限次，最后一次博弈的决定者当然是独裁者。按照理性人假设，自私自利的独裁者一定是独吞这笔财富。
劳资谈判与独裁者博弈有些类似。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价格是在综合考虑知识、技能、劳动强度等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博弈机制来最终确定的。这一过程虽然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按劳分配，但确实是一种在现实中可操作的、而且分配结果比较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方案。掌握特殊技能的、技术好的或付出劳动较多的劳动者有条件得到较高的工资，而技术差、知识少、工作少的劳动者只能得到较低的工资。但劳动力市场的“按劳分配”是有局限的。劳动力市场在基本可以实现劳动者之间的“按劳分配”
的同时，在买卖双方之间却存在系统的不公平交易。
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不公平交易就产生于博弈环节中。在博弈中，作为卖方的劳动者自然要争取尽量高的工资，而作为买方的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也要尽量压低工资，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从博弈的观点看，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在博弈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资本家先占有了商品交易过程中实现的全部价值，再由他决定分配，而劳动者则只能被动地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份工作。资本家在博弈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可以出这样一个价格：与劳动者的贡献相比明显偏低，但是比他在别处可能得到的工资略微多一点。此时，劳动者将面临这样一个处境：自己得到的报酬低于自己的贡献，但如果不接受这个价格，则得到的将更少，甚至什么都得不到。
从博弈角度讲，虽然这个价格并不公平，但此时最明智的选择还是接受这个价格。
所以，即使不考虑在现实博弈中资本家还经常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其他弱点扩大胜利，仅仅博弈地位的不平等已经足以让资本家得到一个有利的价格了。取得这个价格用不着特殊的博弈技巧，因为这是博弈地位本身提供的。这种不公平的报酬体现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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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博弈的独裁者并不只是考虑资产多少，他还要考虑名誉、地位与统治的稳固。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成收益，从广义上来说，这样的独裁者仍然是理性的。仅仅考虑自身经济收益的当政者是非理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