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黑人自由民的实际生活待遇恐怕不如南北战争时期的奴隶。福格尔曾经分析，南北战争时期的黑奴却和现代的雇主一样，虽然在日常情况下，奴隶主要拿走奴隶六成的劳动价值，不过扣掉奴隶自己的吃喝拉撒，奴隶自己大概还能留下1/5。奴隶还通过隐瞒劳动成果、怠工和逃跑，先期扣掉自己应该得到的部分，往往最后奴隶主要先期付出一部分收入给奴隶们。福格尔不留情面地指出，奴隶主们是因为提供了比自由工人更好的劳动条件而被北方羡慕，最后被谢尔曼、格兰特之辈赶下了台。
同样，巴兰不过是对共产主义表示自由的同情而已，仅仅因为同情而受到比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大的折磨。这就是人们的现代意识，其潜台词是：只要同情，就可能变质；只要变质，就可能背叛；只要存在一种能够分出差别的意识，许多时候人们的个体判断就会发生系统性偏差。这样就出现了连锁反应，一开始沉默，接着是故意掩盖，最后是彻底漠视甚至参与谋杀。
“在德国，他们追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追杀工会会员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已经无人为我说话了。”这是获得列宁和平奖的马丁·尼莫拉牧师反**的忏悔。
尼莫拉的话真正的关键也许在于人本身和另一群人的贴标签行为，这种贴标签行为的价值和后果，常常是经济上、政治上危机的开端。对此，贝克尔称之为“歧视的价值”。很少有人关注大屠杀和**这么做的经济结果，事实上，在希特勒攻打苏联之前，他辛辛苦苦恢复的德国经济，已经陷入危机。
德国的工厂生产了10磅的大炮，却连一磅黄油也生产不下去，很简单，除去压榨苦力，正常的劳动经营已经因为冷漠而彻底失去效率。19世纪建立起来的德国高效的教育文化技术体系基本上成为一堆废铁，再也无法恢复活力。而在战后东部德国人广泛受到的歧视，直到今天也没有弥合，甚至西部德国人仍然保留着对东部的歧视，这大概也是德国经济奇迹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
贴标签的行为，无端地给一方增加了某种效用，却降低了另一方的效用，为了实现均衡，一方通过加大监视成本达到目的，另一方则想尽办法抵制这种不公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流逝，监视的成本迟早会让管制者一方精神崩溃，无以为继。所以说，希特勒自杀了，是因为真正陷入了绝望。
第六节 克林顿总统多次撒谎仅一次公开道歉？
在莱温斯基案之前发生过琼斯案—一个中年妇女起诉克林顿性侵犯的丑闻案件，但克林顿聘请了一些专家替他谋划。在克林顿的背后，除了庞大的律师团、顾问团作坚强后盾以外，民意对他似乎也比较偏爱，因为克林顿在位期间实现了70年来美国经济7年连续增长。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高达60%。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相信克林顿无辜的比相信琼斯的人多10个百分点。年龄稍长的选民认为，即使克林顿真的“犯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连上帝也会原谅年轻人。当时，州长时代的克林顿不过40岁出头。
有人统计过克林顿在丑闻案件中的道歉和撒谎次数，在几次案件中，克林顿的方式是：对他与白宫前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有染的传闻抵赖，曾先后6次在不同场合否认与莱温斯基有性关系。直到弹劾调查最后一刻，克林顿才最终承认并在当晚向美国公众道歉，不过同时派人将独立检察官的数百份证据全部拿走。虽然检察官的斯塔尔报告在网上出现，通过有线电视新闻（CNN）网址的网上冲浪者的运气要好些，其连接成功率为61%。选择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网址的网民的成功率为57%，但国会的网站几乎连接不上。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板上钉钉的事实面前，美国人继续投票给克林顿，这个仅做过一次丑闻道歉的总统，居然获得了连任，更有意思的是，多出的投票还是女选民增多的结果。
多次撒谎却一次道歉何以赢得公众的原谅？这还要从人的习惯意识出发，按照预期或者前景理论，人们总是倾向于会在某个时刻发生判断性的谬误。比如说一个小岛上一次性死掉了3000人口中的1000人，死亡率达33%，而另一场事故中一个大点儿的5万人的小岛，却出现了2000个人死亡，多数人会认为后者的损失更大。其实，只是因为在时间上前者的数字判断要早于后者，结果便发生了思维的逆转。这个规律也是斯坦福教授阿莫斯首先实验并证明的。
实际中研究发现，反其道而行，比如集中发布坏消息，分散发布好消息，人们的这种误判会进一步显现出来。这样，克林顿的选择必然是通过死不认账来造成一种总统诚实的认知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畸形的判断就建立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对于每个人来说，总统诚实的心理分数可能是80分，如果突然出现负面新闻，这个坏分数也不会立刻抵消前面的心理分数的增加值。这个印象，很可能代表人们的一种估价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贴现的固定比率，很难发生改变。再进一步将这些心理分数同一定的货币代价挂钩，或者将其他收益成本货币化也引入这些分析，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办法很好地解释了克林顿的行为，甚至还解释了整个事件本身。
如果死扛的成本随着时间推移贴现在不断下降，但是最后被揭穿的麻烦仍然是很大的，克林顿自然选择找合适的时机，把自己的丑闻一股脑儿倒出。举个例子，在这件事情—道歉突然发生的时候，独立检察官自己也并不十分地有信心，尽管他拥有详尽地记录了莱温斯基丑闻案的多数资料，几乎可以肯定地判定总统在撒谎，但是总统本来可以具有否决这种质询的权利。
在琼斯案中，很明显克林顿一样在撒谎，但是他利用同样的手段迫使当事人知难而退，甚至选民和希拉里也完全站在克林顿的一边。有了前车之鉴，事实上，斯塔尔法官也反过来运用了类似的反操作手段。他对于总统认为是负面的指控，突然集中询问，而不太重要的琐屑的指控则正好相反。事实上，正是琐屑的指控和电话记录的方式，让克林顿露出了马脚，经过马拉松般的质询过程，在软磨硬泡下总统不得不宣布投降。
在克林顿以前，水门事件中尼克松就是个失败应付的案例，在法官的追问中，没有作出肯定回答的尼克松却在当选后多次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和美国多数的总统比起来，比如经常纵容谎言的罗斯福总统，尼克松的谎言实际轻得多。
其实，这和人们借钱的折现现象是类似的，只不过人本身的信用也可以类似地当作本金，借的时间越短，往往你在未来遭受损失的概率也就越低。所以好的借款人都是些遵循类似的连续借贷习惯的人。通常这种习惯，就被叫作信用记录。但事实上，许多事情告诉我们，这些有良好记录的人偶然的不遵循行为更可能让借贷者损失更大，却无处吐苦水。
罗斯福经常使用的手段是：今天对一个顾问或者秘书说一段话，然后告诉他不要泄密，之后告诉另一个顾问或秘书同样的一段话，仍然叮嘱他不要泄密。事实上，这说明罗斯福的撒谎爱好要远远高于尼克松和克林顿。比较而言，罗斯福似乎最为成功，因为在这个过程，他有效错开了负面消息可能被揭穿的事实，历史也证明，尼克松的坦白的确是最不成功的。
这个原理事实上还不断地在克林顿接下来的任期中出现，有笑话说克林顿的时代最令人怀念，原因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但是美国却不断有人怀念他的良好政绩。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胡佛和罗斯福身上，罗斯福的几乎所有手段在胡佛任期最后几年里都已经用过。政客们给自己的政绩增添形象工程的时候，唯一的做法是什么也不做，少犯错，因为多次犯错就等于触犯了集中原则，这会让老百姓看穿政策的无知。但是什么都不做就会赢得好口碑，比如美国的两大政党的雷同政策，其实没有多少被真正地执行过，他们推举的候选人几乎都是不作为的人物，这好像应验了所谓“民主不需要伟人”的真话，或者更加一般地说美国总统根本不需要什么创新和能力，只需要守着他的位置不做傻事就可以安稳地成为大人物。
这大概是人们见到的最不好笑的笑话，选择美国总统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这种复杂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