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佛教中，有这样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
佛祖释迦牟尼降生后，随即于东、西、南、北四方各走7步，每走一步，地皆涌现宝莲承接佛足。释迦牟尼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时有九龙吐水为其沐浴。
因佛门也将年幼的佛祖尊称为“太子佛”，所以将这一胜境就被称为“九龙浴佛”或“九龙浴太子”。
在贵州惠水有一座九龙山，九龙山实际上由10座山峰组成，一座灵秀清俊的小山峰稳居中间，其余9座雄峻巍峨的山峰按照左3、右3、后3顺序环绕在小山峰的周围。
这样的景象不能不说像极了“九龙浴佛”传说所描绘的场景！
九龙山是大自然在贵州的虔诚之作，自鸿蒙之初起，天造地设的九龙山就与日月同在、与岁月同行。
1682年，古源法师募资在九龙山附近修建了九龙寺，后在1935年、1950年两次遭受火灾被毁。
九龙寺被毁以后，由于九龙山独特的地貌特征，每年仍有大量善男信女和信徒前来拜佛朝山、探幽赏景。如今，经过整饬重修，九龙寺已经恢复了往昔太子佛道场的庄严肃穆。
在江苏无锡的灵山胜境，有一组“九龙灌浴，花开见佛”大型动态音乐群雕，每当群雕开启时，人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伴随着舒缓祥和的《佛之诞》音乐，广场上的喷泉时时喷涌，接着6片巨大的莲花瓣徐徐绽开，一尊太子佛像自莲花瓣中缓缓升起，这时，九龙口中一齐喷射出数十米高的水柱，为太子佛像沐浴。最后，这尊高达7.2米全身鎏金的金身太子佛像完全现身，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顷刻间，广场四方鼓乐齐鸣，太子佛像在巨幅水幕中顺时针环绕一周，寓意着“花开见佛”“佛光普照”。
当太子佛像旋转一周归回原位时，九龙口中再一次喷射出巨大的水柱。
之后，随着乐声渐弱，莲花瓣包裹着太子佛像缓缓合拢。
这座动态群雕机思巧妙，表达了人们对释迦牟尼佛这位智者、觉者的敬仰。
惠水的九龙山是天造的胜迹，灵山的九龙灌浴动态群雕是能工巧匠的智慧结晶，两处胜境在祖国大地上互相辉映，是贵苏两省的独特因缘，也是两省开展旅游文化合作的新节点。
梵净山和雪窦寺
一
贵州和浙江的地形都是以丘陵山地为主，贵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两省都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
北纬27-1′～29-13′如同一条纽带把西南内陆的贵州和东海之滨的浙江联系在一起，而600多年来不断的人文往来更让两省的关系变得愈发精妙。
在两省人文往来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刘基。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县南田乡(今浙江省文成县)人，是元末明初杰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早年好学，聪颖而有才名，于元代末年出仕，仕途蹭蹬，屡有磨难，期间几度辞官；后辅佐朱元璋开创帝业，尽心竭力维护国家安定，自此名扬天下。
刘伯温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民间相传他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并传《烧饼歌》为其所作，是否如此，无从考证。但他预言了五百年后的贵州，确是事实。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长征的关键转折、科学发展观的萌芽、生态文明的宣言都始于贵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阶段的重要节点上，贵州都起到了关键的支撑，彰显了独到的价值。
二
王阳明是贵州和浙江共同成就的一位历史伟人。在贵州虽然只停驻过两年多的王阳明不曾想到，他身后会留给贵州两处与其紧密相关的文化遗产：一处是位于修文的阳明洞，一处是位于贵阳市区保存尚好的阳明祠。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穿越历史的时空，他的思想光芒正在今天的贵州、今天的浙江、今天的中华大地熠熠生辉。
王阳明的经历和思想在本书中已经多次述及，不在此毋庸赘述。
如果当年王阳明不是有被贬到龙场驿的磨砺，会是什么结果？
对此，我们可以生发出无数个假设和无数种可能，但在这无数个假设和无数种可能中，只有王阳明恰巧来到了龙场驿才是真实的。
三
从贵州走进浙江的代表是杨龙友和黎恂等人。
杨龙友40岁以后在浙江多地任职。他为官清正廉明，针砭时弊、介直敢言，因此遭阉党构陷，被褫夺官职，赋闲家中；直到南明朱由崧时期才被起用，任兵部主事。朱聿键时期，杨龙友在抗击清兵的作战中被俘，他拒绝了清军高官厚禄的诱惑，最后慷慨就义。
杨龙友精通诗文书画，有“吾黔一大诗宗”之誉，书画与董其昌、王时敏等明代大家同名。
被誉为沙滩文化奠基人的黎恂高中进士后被朝廷分发浙江任职。他在浙江任职7年，勤民敬事，官声颇佳。后在家乡开馆授徒，沙滩文化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弟子。
从浙江走进贵州的则有史致光、沈应奎、王文韶等人。
浙江绍兴人史致光曾任云贵总督。任职期间平反前任总督所办冤案错案，裁汰冗员，令吏治一时为之顿清，后应召返还京师任职。史致光为官两袖清风，致仕30年宦囊如洗。
本籍浙江的沈应奎曾任贵州布政使。因任职期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与法国所签之协议，后任台湾首任布政使。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王文韶也曾任云贵总督，多年后他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力主加强北洋海防、整顿水师，在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兴办学校等方面也建树颇多。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湄潭，在这里办学7年之久。
在此期间，浙大汇集和培育了一大批精英，取得了重大发展，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这是贵浙两省在中华民族人文史上共同创造的奇迹。
一代又一代的两省志士不断地到对方省内任职，两省成了他们共同的故乡，他们也在两省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座丰碑。
四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的学说里，弥勒是未来佛，代表着美好未来。
在寺院里往往一进山门就是天王殿，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笑容满面地迎接人们的弥勒菩萨。这是弥勒文化“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众生平等”思想的表现。
弥勒菩萨的两侧是四大天王的塑像，四大天王也有着各自的寓意。
东方持国天王告诉我们要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每个人都要恰如其分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才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持国天王手里所持的琵琶告诉人们，弦太紧了会断掉，弦太松了没有应有的和弦，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弹奏出优美的旋律，对人、对事、对物都是如此。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常无为而无不为”都是相通的。
南方增长天王代表着向上和进步。把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做好需要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和提升，要天天进步，不进则退。儒家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致良知的致，以及佛家讲的正知正觉正精进，都是这个道理。
而增长天王手里的剑就代表着正确方向的智慧和成长，勇猛精进，开创未来。
持国天王和增长天王告诉人们做人做事的宗旨、原则，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则告诉人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路径和方法。
西方广目天王，顾名思义就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宽胸襟、宽视野、宽思路。广目天王一只手上握的是蛇，另一只手上握着一颗明珠。蛇代表变化，明珠代表本来，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说要形散神不散地透过事物把握本质规律。
北方多闻天王，是指要广学多闻。多闻天王手里拿的是一把宝伞，伞有遮挡保护之用。这告诉我们，在大千世界里，博采众长、去伪存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始终保持自己清静且开放的心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在天王殿，弥勒菩萨背后矗立的是韦陀菩萨，韦陀代表着自省和自律，也就是说起心动念都要知行合一，这是弥勒文化的昭示。
成就美好未来是一个实践过程，那么弥勒菩萨、四大天王和韦陀菩萨共同构成了成就美好未来的完整路径。启发人们要广闻多行、增长智慧、祛除不良心智，要合乎公道、精进有为、恰如其分。这是弥勒文化的精髓，也是做人的基础。
贵州的梵净山是弥勒菩萨的道场，浙江的雪窦寺是弥勒菩萨应迹圣地，弥勒菩萨和四大天王所蕴含的文化对于弘扬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个人修养、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都有积极的启迪。
贵地与福地贵州和福建在地理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两省基本上都是西高东低、多山地丘陵、“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格局，都有独具特色的丹霞景观。
贵闽均为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沛，水系发达，森林覆盖率高，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富集，其中煤、铁、锰、铅、锌等是两省共同的矿产。
在自然地理上极为相似的贵闽两省人文往来历史悠久，并且都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是两省的共同宝贵财富。
贵州的镇远古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这里为“人类心灵疲惫的最后家园”。
这座位于-阳河畔的太极古城，是漫长时空里贵州、福建两省点点滴滴友谊的汇聚地和见证者。
曾经主持虎门销烟的着名民族英雄、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林则徐曾三次路经镇远，镇远的山水地势给这位民族英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镇远道中》一诗里这样写道：“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
镇远古城不仅留下了民族英雄的足迹，还留下了福建商人在贵州创业的历史。
在今天的镇远县-阳镇新中街，有一座天后宫。
天后宫坐北朝南，背靠石屏山，前临-阳河，融合了闽南建筑和山区建筑的特色与优点，殿内供奉天后及侍从塑像，大殿内窗雕绮美秀丽，殿脊上“二龙戏珠”泥塑灵动传神。
这座由福建商人修建的天后宫，既是当时祭祀海神妈祖的地方也是商人们的聚会之所，整座建筑从内到外都体现了大海精神、山国精神和文化的融合，是贵州与福建源远流长的友谊的象征，也是研究贵州与沿海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文物。
贵州的“贵”字和福建的“福”字在中国文化中都有着极为美好的寓意，而贵闽两省恰恰是中国革命的“贵地”和“福地”。
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采眉岭笔架山下，开阔的田野上有一幢清朝时期的四合院静静地守候在那里，仿佛一位穿越过沧桑的老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恬然自适地独处。这幢始建于1848年的单层歇山四合院式建筑原为廖氏宗祠。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古田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根本性问题。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着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其实，这次会议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红四军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设立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
此后，红四军粉碎了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队伍的扩大，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入了红四军及其党组织，这种变化增加了有生力量，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当时，红四军处境险恶，生活十分艰苦；根据地陷于频繁的战斗之中，无法及时对部队进行教育和整训。于是就出现了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根据地建设、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蔓延的严峻局面。
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对此十分担忧，曾多次努力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内部特别是领导人之间在创建根据地以及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议，从而导致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能付诸实施，成为红四军发展的重大隐患。
1929年8月下旬，陈毅专程去往上海，向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
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最后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着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且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与后来在贵州境内召开的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一道，确保中共和红军的制度和组织问题能够从错误的方向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贵州和福建共同为革命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
源远流长的往来，相同的天赋资源和共同的光辉荣誉，是两省开展全方位合作的深厚基础，两省在山地地区发展模式的探讨与实践、红色旅游、绿色农业等领域都可以建立长效的沟通和交流机制。
贵之为贵，福之为福！
红色圣地的血脉之情
一
贵州和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相同的纬度上。气候温和、雨水丰沛，多山地丘陵，动植物资源丰富是两省的共同特点，水稻、小麦、薯类是两省的主要粮食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