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立柜上看他们家的相册。他长得英气，个子也不矮。这在我见到他本人时得到了证实：一米八三，体格魁梧，五官是那种80年代电影明星的周正英武。
“我好久没有遇到对手了。”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让我费解。我想他的意思是，他好久没有遇到可以说话的人了。
我记得他带我到大队旁的小吃部吃熘肝尖和炖大肠。一起吃饭的还有村会计，戴眼镜，龅牙。他对这个龅牙男人这样介绍我：“这是我倴城的朋友。”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包括在吃饭聊到小说时，他都有意无意地瞥一眼龅牙男人。我们三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后，他对龅牙男人说：“有事的话你先走吧。”如果猜度得没错，他不想让村里的人知道他写小说。这个猜度在日后得到了印证并让我吃惊：他觉得写小说会被村里人耻笑，理由很简单——在村人看来，写小说是不务正业的行当，类似于游手好闲者的坑、蒙、拐、骗、偷。
那天我们俩喝了五个多小时的酒。在几乎没有光线的房间，我们肆无忌惮地谈着记忆里美妙的小说和有才华的作家。每个作家的名字都在暗黑中熠熠闪光，让我们不时激动地站起来互相碰杯大口灌酒。有那么片刻我盯着他看，就像在观察另一个自己。这男人的侧脸隐在暗影处，眼睛显得格外忧郁，甚至是有些阴沉。本来他的外在是明朗的、散发着钢水的热度，很容易让人有种被炙烤的暖意，可当他跟你谈起生活，谈起日常词汇，你才发觉他其实是个优柔寡断、胆怯羞涩的男人。这胆怯羞涩又并非体现在言谈举止上，相反，它来自他娇嫩纯净甚至是有些洁癖的古老灵魂。我听到他慢慢悠悠地说，刚写小说时家里还有稻田，晚上村庄轮流放水，他就卧在田垄上打着手电筒写小说，夜游的青蛙、蚂蚱、蚊子、蜉蝣不时蹦飞到他臂膀上。他还曾经在海上当过水手，他喜欢饭后躺在甲板上，凝望着夜空，凝望着白色的帆被猎猎海风吹得呜咽作响。
我们出了饭馆。在雨中，在黑下来的村庄街道，我们继续聊着小说。不时有野狗在幽暗处狂吠一声，又恹恹闭嘴。空气里的铁锈味不再如晴天时呛人，反倒有种类似蜂蜜的甘美。我很多年没说过这么多的话了，即便在跟营口姑娘恋爱时也从未如此饶舌。那天晚上我住在他父亲家。他给我烧水，让我洗脚。我说算了不洗了。他说，你们城里人晚上都洗脚的，我知道。然后他大踏步走出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条新买的毛巾。
我的世界突然多了倾听者，我开始真正仰仗陌生人的慈悲。当然，我的世界里也多了一个有节制的倾诉者。他给我看他的小说。他当时写了很多小小说，还获了《小小说选刊》的“金麻雀”奖。跟他的身材极为不匹配的是，他的小说唯美、幽暗，文字里始终弥漫着河流、昆虫、庄稼的温净气息。这气息让人沉醉。他骨子里是个危险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成了好哥们。那时他还没买车，都是骑摩托车来县城找我。2000年春夏，我经常在单位帮他打小说，他像个监控员工的老板坐在我身边抽烟。有时我故意去掉我认为多余的词语，他鹰隼般的眼睛立马会发现，然后很严肃地纠正过来。
“你确定不把这个词去掉？”
“这个词去掉的话，语境就变了。”
“我不这样认为。这样会更简洁。”
“听我的好了，”他温柔地给我点支烟，“听我的，兄弟。”
打印完后我们就去喝酒。他酒量比我大。很多次我喝醉了，他还在神态若素地剖析某篇小说的结构。我们都对那种硬邦邦的写实主义极为厌恶，我们都喜欢氤氲气息的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过强的故事性有着天然的敌意与提防。我们都爱卡夫卡。我们都爱文艺电影。我们经常搭帮去市里的“影音小屋”。那里有成千上万张影碟。我很意外地在那里淘到了大卫·林奇的全集，里面有我找了多年的《像人》和《蓝丝绒》。多年后看完顾长卫的《立春》，我问自己，在中国，在中国的2856个县城里，到底隐居着多少个不甘心的、丑陋的“王彩玲”们呢？
那时我还没有发表过小说。他开始在一些省级刊物上发短篇。他不再写小小说。他说他想表达的东西，小小说已经承载不了了。我还记得他开始参加省作协的一些会议。我曾经去车站送他。那是个夏天，好像是2001年，车还没有来，我们在站牌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这次开会有很多名作家呢，”他有些兴奋，“以前只读他们的作品，现在能看到他们的人了。”
“多好啊。回来时好好给我讲讲他们的故事。”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瞧得起我。”
“你写得好，他们都会尊重你。”
“但愿如此吧。”
“少喝点酒。”
“我知道。”
临别时我们深深地拥抱。他上了汽车，还从窗口向我频频招手。
那时他像温厚的兄长，沉默、寡言，偶尔有些偏激，比如他非常讨厌我穿税务服装。有一次我来不及换便装跟他去吃饭，他一直没怎么说话，后来他眼睛乜斜着我说：“你穿这身虎皮，感觉都不是你了。”我才知晓他骨子里有多痛恨那些公务人员。据我所知，他那个小小的工厂，要跟工商、税务、电力、银行、环保、质检等十多个单位打交道。当然他也是场面上的人，绝不会傻到跟公家人撕破脸面。我到现在还记着他说那句话时的眼神。我知道我们骨子里是不同的。我比他更中庸、更温和，或者说，更伪善一些，对人性的毛边和污浊有着更虚无的包容和体谅。
3
我忘了李启章是如何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了。好像是某次去文联（2002年左右，我在《山花》和《莽原》发了两个中短篇小说，他们听说后邀我去文联闲坐），见到了这个小胡子男人。他的胡子很黑，比他的头发还油亮。不知为何，每次想到他，我就会想起记忆中的某幅斯大林肖像。这个小胡子诗人开一家广告公司，生意很红火。那天，在文联，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刮目相看：
“诗人就是上帝的舌头。”
那时县文联会举办些活动，譬如征楹联大赛，纪念祖国华诞征文大赛。这时他们通常会把当地作者叫过来聚餐。我和程禾就是这个时候跟李启章熟络起来的。李启章的广告公司在文联对面。他待在文联的时间好像比待在公司的时间还要长一些。文联的秘书长左蓝是个不冷不热的人。她长着圣女般安然的面孔，很少笑，当我们聊天时她通常安静地倾听。多年后她离开滦南，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在我印象中，这是个美好的人。而美好的人如果写作，上帝通常会让不幸与哀伤伺机吞噬她。
程禾来倴城了，我通常会叫上李启章，李启章会叫上左蓝，左蓝会叫上老贾和唐小米。老贾在教育局上班，那时还在写诗（他像条变色龙，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时评。开了博客后，他把登过时评的报纸名称统统罗列在博客左边，像将军在检阅参差不齐的士兵）。他长了对大板牙，笑起来时让人莫名就忽略了其他的五官，仿佛你只是对着两颗坚硬的牙齿讲话。唐小米呢，那时其实还年轻。她只比我大两岁，可在我印象里已经很老很老了。她是我们县电视台最资深的女主播。我在初一时就常看她主持的法制节目。她经常在屏幕上像知心姐姐般跟那些年轻的男性罪犯聊天，剖析他们的犯罪行为和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给他们忏悔的晶莹泪珠一个特写，然后抽泣着警告电视机前的我们、你们和他们，一定要做知法守法的公民。我从未料到她竟然写诗，而且写得犹如巫婆的咒语般妖娆诡异。
那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如果真的有美好时光的话。你一直以为只有你在摸黑走路，你孤单，你渴望身边有他人的呼吸，然而当一根火柴擦亮后，你才发觉，原来你身边有很多和你一样默默夜行的人。他们神情紧张，郁郁寡欢，和你一样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单的灵魂。在小小的光亮里，你们发现了彼此，你们小心翼翼观察着对方，揣摩着对方，其实脚步早就不由自主朝对方蹭去。你们知道，你们肤浅伤感的灵魂渴望对方的抚摸。
我们这几个写小说的、写诗歌的、写随笔的，总是隔三岔五找个由头聚会，仿佛过几天不见，就失去了对方。我们通常去的小吃部是家涮鱼坊。李启章喜欢吃涮鱼。李启章还写过很多首关于吃涮鱼的诗歌。在我后来的小说中，那家涮鱼坊总是成为某个故事的背景。当我需要两个人谈论到严肃的话题时（譬如爱情、宇宙、阴谋），我就让他们坐到那里，一本正经地交谈。
而我们从没有一本正经地交谈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程禾谈论小说了。他总是很忙，那几年锹厂生意不错，他那个小小的手工作坊每年也能卖出两百多万把铁锹。而唐小米跟左蓝在一起，通常会讨论化妆品、减肥心得，我极少听到她们谈起某个人的诗篇。老贾呢，身为教育局的职员，最大的梦想是当科长，因为局长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并放出狠话，让他断了念想，他就在酒后砸了局长办公室的玻璃。这样，他离科长的梦想就越发遥远了。整个酒桌上只有李启章，只有李启章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某本杂志上新发表的一首诗，谈论着谁比谁写得好、谁比谁写得烂，而谁谁谁写那么烂为何又那么出名。
我们都知道李启章渴望出名。在李启章看来，诗人是上帝的舌头，而一个有名望的诗人，则是上帝喝完红酒之后的舌头。他当时最渴望的是参加“青春诗会”。每次吃饭他都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这让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这是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牛的奖项。在我们讨论八卦新闻、股市、政治和县城绯闻时，李启章高亢地、近乎吆喝地说着他的诗，说着别人的诗，说着别人的名声以及不久后他的名声。他一直坚信自己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乡村诗人之一（当然我也这么认为）。我以前一直以为诗人是淡漠的，类似性冷淡者，但后来发觉事情并非如此。诗人的荷尔蒙分泌得似乎更旺盛，他们对这个世界“得”的渴望远远超越小说家。当我们倏尔沉默咀嚼着冷却的菜肴时，李启章还在那里高声议论着一首他认为臭不可闻的诗歌：
“让上帝宽恕他们的不检点吧！保尔·策兰说了，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我们瞅瞅站在一旁、满脸疑惑不解的服务员，告诉她，她可以离开了。
是的，那时我们总是为李启章在公共场所谈论诗歌而感到羞愧，尤其是程禾。当时我很难理解他为何如此憎恨在公共场合谈起我们最热爱的东西。现在想想，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越是热爱某样东西，他就越是渴望将它埋在不为人知的心底；如果他觉得热爱的东西在旁人眼里是卑贱、孱弱的，那么这种埋藏当中则隐含了更多的自卑和伤感。他一直生活在农村，他不希望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商人知晓他写小说。他只希望他们知道他卖铁锹、知道他跟他们一样热爱女人、知道他赌钱并不比他们差劲。我记得他跟我提起过，村里某个亿万富翁的父亲过七十岁生日。这个老人是气功爱好者，生日那天搭了棚子，邀请一帮同好在台上表演硬气功。这个寿星佬还亲自躺在一张檀木桌上，让助手往肚子上压块巨石，然后命令手持巨斧的彪形大汉一斧砸下……“多丢人！儿孙满堂，有钱有势，竟干这么不靠谱的事，”他郁郁寡欢地说，“换成是我父亲，我绝对不会让他这么做。”
其实我当时倒是想说，这也没什么。他喜欢硬气功就像我们喜欢小说。他需要观众，就像我们需要读者。那是他的自由。
那件事情发生时，我不只是错愕。其实事后琢磨思量，发生这样的事委实在情理之中。如若那次相安无事，日后也许会出类似龃龉。这是个宿命的结论，却并不妨碍它的必然性。我喜欢萨特，《厌恶》《墙》《恭顺的妓女》曾是我多年的枕边书。他在《存在和虚无》中否认和反对一切决定论、否认和排斥自然界中存在所谓的客观必然性，我对此却嗤之以鼻。那是秋天，具体是初秋还是深秋已无任何印记。不过肯定是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先是中午，我跟程禾、李启章喝了酒，而且没有少喝。酒后，李启章提议我们去另外一个县城拜访左蓝。左蓝虽在我们这里上班，老家却在临县。我们打了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李启章手舞足蹈地谈论着诗歌。我跟程禾都没怎么说话，只有司机师傅忍不住偷偷瞥他两眼。到了临县时左蓝已备好酒宴，是在政府的招待所，里面已然坐了一大圈宾客。坐在主人位置的是个枯瘦的中年人，后来知道是县政府办的副主任，也是位很有名气的散文家。看来是他替左蓝安排的伙食。我认识的还有市日报社的两个记者和一位画家。他们也恰巧来看望左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