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给首长让座，一边去倒茶，把泡好的茶端到他的面前后，对他说：“总理已经找你谈过了吧？”
他说：“谈过了。”
随后我又将周总理交代的话，又向李副总理重复了一遍：“总理让你上午参加参加劳动，劳动累了，就休息休息，千万不要硬撑。你要是累病了，我可没有办法向总理交代。”他听后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又接着说：“每天上午参加劳动，下午你就不要参加劳动了，在你的房间里看看文件，看看报纸，星期六吃完午饭，就可以回家了，周一早上回来上班。
总理还要我转告你，在下面多看看，少讲话，”
李副总理听得很认真，还不时点着头。他端起了茶杯，看到眼前的茶水说：
“你这里还有茶水喝？”我一愣，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这时随他来的警卫参谋对我讲：“首长临出来时交代过，这次下工厂不许给他带茶叶，也不许带香烟。”
我知道这位老首长的习惯，茶是喝浓茶，烟是一天抽几包。我听后，就对他讲：“没有那么紧张，茶水可以喝，烟也可以吸。”
他又问：“中华牌的烟也可以吸？”
我讲：“可以。”
由于首长的警卫参谋是警卫团的人，所以我对他讲：“你下午回去给他取一下。”李副总理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哎呀，你就先给我一点茶叶喝嘛！”
我说：“我的茶叶可没有首长的茶叶好呦。”
他讲：“没关系，没关系，是茶叶就好。”
我拿出一个信封口袋，从茶叶桶里给他倒茶叶。我给他倒了小半袋，他在一旁说：“哎呀，你就多倒一点嘛，不要那么小气嘛！”我听后笑了起来说，又把多半桶茶叶倒进口袋内。他看见一信封口袋茶叶，满意得笑了。
茶叶倒完后，我又对他的警卫参谋讲：“厂区的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外面比较乱，你不要带他出去，就在院子里散散步。吃饭的事情，你从食堂给他打回来吃，首长有什么事情要赶快向我报告。”
李副总理从我这里走后，我给他找了一个生产不太累的车间和老同志比较多的班组，还找了一个岁数比较大又是党员的女师傅，带着他一起劳动。我跟这位老师傅交代：“首长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劳动虽然是坐着干活，但时间长了他也受不了，你们大家在劳动中间要多组织休息休息，不然首长是不会自己提出休息的。”就这样，李副总理在针织总厂开始了基层学习和劳动的生活。
我和李副总理从针织总厂一别，虽然在一些工作场合见过面，但再也没有像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直到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副总理去世后，我参加了这位老首长的追悼大会。我的名字出现在李副总理亲朋好友的名单之中，小孩子们问我：“你们是亲朋好友吗？”我说：“也算是吧，1934年我就给他当通信员了。”
我在针织总厂“支左”虽然不到一年，但这一段经历，让我很难忘，同样，针织总厂老一点的职工也还记得我。
1979年一天的上午，我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我们买完东西走在王府井大街上，突然从马路对面跑过来六七个中年的女同志，把我围在中间，每个人轮流和我握着手，一边握，一边跳着，还一边叫着“古主任，古主任……”“古主任您好啊。”“古主任我们大家都很想您啊。”
我听到她们叫我古主任，就知道这些人是针织总厂的女职工。可我的两个女儿看见我被人给围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想把我拽出来。我告诉她们：“没有事，她们都是针织总厂的职工。”
看到这些激动的工人们，我也很高兴。我对她们讲：“你们都好吗？针织总厂的职工们都好吗？我也很想念大家呀。”
我又问：“针织总厂的生产怎么样？职工们的生活都好吗？”
这些女职工们，又是你一言我一句抢着回答：“我们大家都好。”“我们大家经常还提到您，大家都想您。”“您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们呢？”
我说：“我也多次想回针织总厂看看，但现在年轻人多了怕都不认识了。”一位女同志不等我说完，就抢着说：“古主任您来吧，老同志还不少呢，大家肯定都认识您。”
我问她们：“你们怎么一起出来买东西呀？”
一位女工说：“我们今天刚下夜班，明天休息，所以大家一起进城逛逛。”
我问：“你们还是星期五休息吗？”
一位女工回答道：“是。”
我说：“你们刚下夜班就要好好地休息嘛，你们现在工作忙不忙啊？”
一个女工说：“和您在的时候差不多，还是在倒班。”
我讲：“那你们可要注意身体呀，你们也都不年轻了，下班后要注意休息呀。”
很快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临分别时，一位女工对我的女儿说：“古主任是个好人，我们真心地祝福他。”我又与这几个女工一一握手道别，女工们又是你一言我一句地说：“古主任您要多多保重身体呀，一定要回来看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针织总厂呀。”我说：“我一定回去看你们大家，我不会忘记针织总厂的。”
1968年奉命带领部队和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1968年4月中旬，张耀祠团长打电话给我，讲：“老古，你那里没有什么事情了，干脆回来吧，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把我忙死了。”我知道现在警卫团的团首长都分别带队参加“支左”工作，家里的警卫工作很忙。我在电话里说：“好啊，我把这里的工作交完就回去。”随后，我将针织总厂的工作交给孙毅，回到警卫团。
我回到警卫团后，又开始紧张的警卫值班工作。但没有多久，组织上又要我带队进驻清华大学。
1968年后，北京实现大联合的单位越来越多，工厂内部武斗也有效地控制了，但大学的武斗却没有停止，而且使用了武器。
1968年5月，在南长街发生了一件事情。
北京市的一所大学里分成了两派，一派占领了化学实验大楼，另一派占领了体育器材仓库。在武斗中，占领化学实验大楼的那一派，向反对派的人身上泼硫酸，造成一个人脸部被严重烧伤，眼睛也可能要失明。
有一天，他们开了一辆大轿子车要送受伤的人员到同仁医院去看眼睛。这辆车做了简单的伪装，车窗除了前面的玻璃没有遮挡外，其余车窗的玻璃都用红颜色的横幅遮挡，车上十几个人都拿着垒球棒。
这辆汽车经北长街向南长街的方向行驶时，车上的人在中山公园西门北边一个小工厂的门前，看到对立派两个人要到中山公园去游园，他们就把车停下来，几个拿着垒球棒的人从车上下来，用衣服蒙住对立派的两个人的脸，拿垒球棒往他们身上打。
这样的场面让当地的群众感到震惊。被激怒的群众自发地把汽车围住，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当街打人，并让他们立即放人。车上的造反派看到情况不对，就把人拉上汽车，关门要走。一些群众拦在车头不让走，司机企图开车冲出群众的包围。在这条街执勤的警卫战士怕群众被汽车撞伤，就持枪站在车头前要求司机停车熄火。
群众长时间的包围这辆汽车，南长街道路被堵了。时间长了，从被围的汽车上下来一个中年人，像是老师，他向周围的群众讲述事情的经过，希望群众让他们走，给受伤的人员治病。但群众要求他们把抓的两个人放了，他们不同意。就这样僵持一段时间后，群众还是放他们走了。
我家就住在事发地点的对面。我知道南长街发生了事情后，为了解情况，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问小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孩子把以上的情况告诉我，最后还讲：有一辆红旗轿车从这里路过，车子开得很慢。事后我了解到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去看过现场。
这件事情反映出一个问题，大学内的两派武斗，由于相互寻仇，有可能向社会蔓延。
黄作珍在一次中央解决大学武斗问题会议上，向毛主席汇报了武斗中出现了枪伤和手榴弹炸伤的情况。
为了解决大学武斗的问题，毛主席指示8341“支左”部队和所在“支左”的工厂，组成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大学内的武斗。
1968年7月28日，我带着8341部队部分“支左”人员，还有针织总厂和新华印刷厂的工人，组成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
我们刚一进入学校大门，就遭到清华大学两派的围攻。两派分别占领南北两座大楼，把宣传队围在中间一个小广场上，两边的大喇叭都高声大叫让宣传队“撤离清华”、“滚出去”等口号。过了一段时间，造反派不知从哪里知道是我带这支宣传队，于是两面的大喇叭又喊出“打倒古远兴”“砸烂古远兴的狗头”等口号。在围攻中，宣传队的人员已经有人受伤。
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受阻和人员受伤的情况，很快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到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要通知当时的学生领袖到大会堂，并问陈伯达，今天怎么见。陈伯达说：“就叫召见吧。”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便有毛主席召见学生代表的消息。
在这次召见中，当毛主席了解完8341部队和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受阻情况后，又问张耀祠：“你们是谁带队？”
张耀祠回答说：“是古远兴。”
毛主席说：“叫古远兴回来汇报。”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造反派的人员就出去找电话，通知清华大学各自的造反派组织：要找到古远兴，并把他送到人民大会堂来。
这个时候，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两派各自用大喇叭喊话，要我立即到他们指定的房间，说是“有要事详谈”。
我这个时候就在8341部队和工人们中间，不管大喇叭里怎么叫唤，就是不出去。因为在1966年我挨过造反派的打，吃过亏，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出去，再被他们拉走，后果很难想象。所以我这次坚定一个信念，随这些造反派怎么喊，我就是不出去。
隔了一段时间后，造反派没见到我，又开始用大喇叭喊话，语气变得尊敬了起来。在我旁边一位警卫团的干部对我讲：“副团长，看样子他们真有事情找你。”
我对他讲：“刚才还在打倒我，砸烂老子的狗头，现在又请我出去，不安好心。他们两边都叫我，一个人又不能分开，没办法去，不要理他们。”
我这边不出去，大会堂那边毛主席等了一会儿，就问造反派头头：“人找到没有？”回答说：“还没有找到。”说完，两派的人又出去打电话。清华大学这边，两派的大喇叭又喊起话来：“古副团长，有急事找你，请你到南（北）楼前，汽车在等你。”我听到有汽车在等我，就更不敢出来了，要是出去，再上了他们的汽车，还不知道他们把我拉到哪里去呢。直到张耀祠派警卫团的人带着汽车到清华大学来接我的时候，我才出来。
我到大会堂后，毛主席见到我就问：“你们受阻了？”
我说：“是。他们两派各自占据一个楼，把我们围在中间，不让我们进去。”
主席问：“你们有没有伤亡？”
我说：“我们有伤无亡。”
主席问“什么伤，有没有枪伤？”
我说：“五种伤，没有枪伤。”
主席问：“哪五种伤？”
我说：“矛子伤（红缨枪）、刀伤、棍棒伤、石头伤和拳脚伤。”
毛主席听完我的汇报后，非常生气，他对这些造反派进行了批评，警告他们：不要脑子膨胀。
后来负责与造反派谈判工作的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居田汇报，工人宣传队与蒯大富的代表达成五条协议：立即停止武斗，立即交出武器，立即撤出武斗地区，立即拆除工事，由蒯大富和宣传队一起宣传“七三”布告和最高指示。
1968年10月20日，毛主席又针对清华大学的问题作了指示：大局已定，工农兵领导学校。对蒯大富的处理意见是：批他一阵子，就把他搁到一边，抓整党，清理阶级队伍，老在他身上纠缠没有意思。对警卫团的指示：你们做群众工作还不够，有三分之一的群众真心实意地跟着走就好办了。
在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后，我又回到警卫工作岗位上。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一国庆节的晚上，周总理把我拉到毛主席跟前，主席又把我介绍给了林彪。
在人民大会堂的日日夜夜
周总理解决北京发电用煤困难
“文革”期间的1966~1969年这段时间，周总理工作极为繁忙。这是因为国务院及各部委的领导多数被打倒，主管的副总理也靠边站了，所以无论什么事情都报到周总理这里。同时，周总理还有一项繁重的任务，就是做各地造反派的工作，使他们尽快地实现联合，恢复生产，恢复国家正常的秩序。在这一期间我亲眼看到，周总理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呕心沥血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这个时期，全国各地的武斗最厉害，国家经济破坏很严重，北京有关民生供给也出现了问题。这其中就有因发电用煤供给不上，北京面临停电的危险。
周总理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切，他找来北京市负责工业的副市长杨寿山同志和北京市负责工业的其他同志，其中就有北京市经委主任陈耳东同志。
有一天，我在大会堂北大厅，有一个人走过来问道：“你是古远兴同志吧？”
我看着他，感觉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看我愣在那里，就主动自我介绍说：“我是陈耳东，西安办事处。”我这时一下子想了起来，我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说：“是、是，我想起来了，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我们两个人1937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但我回延安后，就没再见过他。
陈耳东对我说：“我现在北京市经委工作，今天总理叫杨寿山副市长汇报北京市发电厂的情况。”
我问：“出什么问题了？”
陈耳东说：“北京发电厂用煤很紧张，要是再搞不到煤，北京就要停电了。”
我说：“那就去找煤呀，这个事情还要找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