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部队的工作，周恩来是很富艺术性的。他先说：“西藏的特点是解放军解放了西藏，平叛、民主改革、打印度反动派立了功，‘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军管，保卫了边防的安全，西藏人民非常感谢你们。”然后才提醒大家说；“你们要经得住考验，‘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受客观影响，你们是几十年的解放军，总有自己的分辨能力。”感情真挚，充满了信任。最后，他对军队提出了严厉批评和要求：“军队不允许分派，解放军要超脱，要有无产阶级党性。”“解放军和西藏人民是不可分的，不管如何困难，解放军一定要做好榜样。”
言语中充满了信任，又有着很强的逻辑性，易于为大家接受，他的话对西藏的军民团结、军政团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寓理于喻
有时，形象、生动的比喻远比一通长篇大论有效。周恩来说服领导干部们接受思想改造就没有讲大道理。
在和他人沟通的过程中，选取恰当的比喻，能使人产生具体的印象，能让抽象晦涩的道理变得简单易懂，甚至使你的主题变得更明确。
1963年，党内外存在一些不正之风的现象使周恩来的内心感到很不安。5月底，他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做了关于过好“五关”的报告，要求广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一步步地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才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把国家建设好。
他说：“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一切革命者，尤其是革命干部，必须过好“五关”。
“过‘五关’”，“五关”加引号，明显表示借用和强调。“过五关”原是古代的一个故事，三国时，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自然是过了关的胜利者。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自然是传说），足以说明过关的艰难。过不了关的失败者更是大有人在。后来就被大家借用来用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方面，表示成功、失败或完成任务的艰难。周恩来借用来是要说明思想改造的极端重要性，勉励大家自觉、主动、长期、愉快地改造思想，永葆革命青春。
借用比喻，格外形象、生动，使听的人印象深刻又易于接受。
周恩来说，一切革命者，尤其革命干部，必须过好“五关”，才能永葆革命青春。
“思想关”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政治关”即解决立场问题，参加了革命，有过功绩，立场也不能打保票。“社会关”是说我们有改造社会的任务，而社会是复杂的，没有坚强的政治信念，反会被“旧社会”改造了，至少是被污染。“亲属关”实际是指自己带亲属走革命路，还是自己被家属拉得离开革命。“生活关”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要大家知足常乐，艰苦朴素，心情舒畅，把心放到共产主义事业上，而不是追求物质、精神享受。
周恩来说，这“五关”的核心是思想改造的问题。事物是发展的，新旧事物的交替便是无止境的。反映新旧事物的先进和落后的思想也会是无止境的。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所以要思想改造，而且也是无止境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能不能在斗争中站稳立场，经得住长期的考验，能不能有正确的工作态度、高度的政策水平、密切的群众关系、坚强的党性，关键还是个思想改造问题；能不能抵制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是资产阶级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能不能让社会锻炼、改造自己的亲属？能不能克服追求名利、享乐的低级趣味，而加强政治责任感，培养高尚的精神境界，关键还是个思想改造问题。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周恩来现身说法。
他说，“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小时候开始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学孔夫子那一套”。后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脑子里多多少少都有旧的东西，不过经过改造现在是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了”。受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教育，而现在是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完成这个转变的关键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深入群众、深入火热的斗争中，不断地锻炼、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周恩来说，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了，也算是一个老党员了，但是还不能说、也不敢放松思想改造。他再三表示，愿意带头进行思想改造，过好思想关。
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是政府总理，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崇高，高山仰止，连他都认为自己还需要改造，那么有谁能说自己不需要改造呢？又有谁会羞于承认自己要改造呢？所以，当周恩来要求大家经常反省、经常“洗澡”、“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让思想永不生锈时，大家当然口服心服，乐于接受，并且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了。
讲到“政治关”，周恩来列举了陈独秀、王明、高岗。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都为革命做过不少工作，有过贡献，还都担任过总书记、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尚且“立场不保险”，有的竟堕落成托派，有的卖身投靠了外国，有的变质成为反党集团的头子，终于没过得了政治关。他们之所以有如此下场，关键是在革命过程中没有坚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甚至停滞、倒退、变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的反面。
陈独秀、王明、高岗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或见过，或听过，自然极有说服力。
讲到“亲属关”，周恩来说，人人都有亲属，不只是直系的，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同社会关系一样，亲属关系也是一个互相影响的问题。他接下来又讲到了自己。他说，我的家庭亲属关系很复杂。我们是旧家庭、旧环境、旧观念，怎样才能带领全家投降无产阶级，是个大问题。我曾经召开一次家庭集会，对二三十个亲人说，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去向无产阶级投降。我经常谈到封建家庭，是要批判它，否定它；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要消灭亲属，而是要挽救他们，将他们改造成为新人，真正和人民群众同爱憎，共甘苦，心连心，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
周恩来呼吁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407个人（当年国务院正副总理和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做出表率。”
接着，周恩来指出：“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老爷”，是个比喻，实指身居领导岗位却脱离群众、作威作福、不为群众服务的干部；“少爷”也是个比喻，实指出身干部家庭，却没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甚至倚权仗势、干坏事的干部子弟。这些干部子弟不但不是革命和建设的生力军，相反，“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老爷”、“少爷”、“包袱”，三个比喻把这些没教育、改造、培养好的干部及干部子弟的现状、恶劣影响、对国家和社会的不良影响说得非常具体、形象、生动。
周恩来还以历史为例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本事、功劳不可说不大；做了皇帝，权威不可说不高，可他溺爱二世，而二世携重器既无功，又无能，结果万世帝业仅开了个头，秦就亡在“二世”手里；二百多年的清朝则亡于“八旗子弟”。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封建社会，但历史也可以借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多了，切忌造就一大批少爷小姐、太子公主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甚至断送党和国家的前途。
周恩来寓理于喻，用形象的手法阐述自己要说的道理，又不伤和气，使每一个听了的人都能从心底里认识到过好“五关”的重要性。
巧用类比
“我只不过是头小毛驴。”类比往往比笼统的原则和一般的道理更有说服力。
我们在与人交流时常有这样的体会，有时辛苦了半天，结果仍无法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这件事自己很明白，可是要使听众也明白，就需要做深入的解释。怎么办？不妨尝试类比法。
类比用在沟通上是把较为简单的事理与复杂的事理相比较，从较为简单的事理证明或推论出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的复杂事理。这种方法因其简明直观，往往一下子就能打动人心，使其信服。沟通高手深深地懂得：类比往往比笼统的原则和一般的道理更有说服力！周恩来就经常用类比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对方很快明白并接受。
1946年11月，周恩来应邀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大会。
他讲话时，在引用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后，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我们“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周恩来与周围的同志聊天。一位同志说：“我仔细研究过骆驼的性格和本领。它的特点是坚韧顽强、抗寒抗病、忍饥耐渴、吃苦耐劳，同时它又具有强大的负重力，能长途跋涉，过沙漠、穿戈壁，抵御狂风暴雨，互相团结御敌，直至获得胜利，因而它被誉为‘大力士’、‘沙漠之舟’。依我看，恩来同志就是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周恩来听后连连摆手说：“不、不，我只不过是一头小毛驴。”
1958年7月，周恩来在广东视察工作时对记者说：“你们记者要像蜜蜂，到处采访，交流经验，充当媒介。就像蜜蜂采花酿蜜，传播花粉，到处开花结果，自己还酿出蜜糖来。”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病魔缠身，仍然苦撑危局。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还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都要像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周恩来并没有讲很多大道理，但牛、骆驼、蜜蜂、春蚕的大公无私、牺牲奉献、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精神却深入听者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