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干部配备和使用坚持“五湖四海”原则，让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各阶层各领域的精英皆可以在新生人民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让他们都有自己的发言人，让中央政府能代表全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周恩来反对宗派主义和用人唯亲，他在选用总理办公室秘书时，既没有用以前的熟人，也没有用自己的亲朋。他多次强调，培养、使用干部的眼界要更放宽一些；干部的成分、来源要广泛一些；要善于从部队、学校、工厂、农村等不同的地方和单位发现干部；要大胆地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培养和吸收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党的干部与非党的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大家要彼此尊重，团结一致。周恩来的这种干部配备方式能够使得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的，拥有不同经验和知识水平的社会成员汇聚到一起，为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出谋划策。周恩来这种民主包容式的干部配备方式，使得五湖四海的干部能够得到交流和融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利于各级干部的提高和进步。如果考察与选用干部的视野只限于本地区、本机关，或自己亲近的人员范围内，就容易形成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五湖四海的原则有效遏制了任人唯亲、宗派主义，也体现了周恩来光明磊落，不搞“小圈子”的宽广胸襟，对于团结党内外广大干部起到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善于选人用人，对于中央政府主要干部的任命和配备有着细致的考虑。
他配备的干部来源广泛，同时充分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干部个人素质及能力，力求人尽其才，人事相宜。如在第一届中央政府机构里，成立了专门负责全国民族工作的部委级机构民族事务委员会，周恩来选任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李维汉任主任委员，同时安排来自少数民族的乌兰夫、刘格平和赛福鼎担任副主任委员。在周恩来正确的干部选用政策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少数民族地区任用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据统计，1950年至1951年间，全国各民族地区担任各项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5万多人。西北全区16个少数民族都已有了本民族的干部，人数约23000多人。西南区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1万多人。东北区朝鲜族干部仅参加行政部门工作的就有1900多人。中南区苗族黎族聚居的白沙、保亭、乐东3个县176个乡的工作干部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干部，仅内蒙古自治区就有1万多名。回族干部分散全国各地，仅西北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就有2000多名。
周恩来在选拔和配备各届中央政府领导干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中央政府干部队伍的合理构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干部选拔配备的标准与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并强调“首先是要革命化。”进入新世纪，领导干部配备更注重民主化和规范化。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不仅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且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
胡锦涛强调选人用人仍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领导人对周恩来干部选用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三、政务院成立时期的干部配备和任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了解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和管理干部。新中国政府能否顺利开展工作的首要前提之一就是能否将有管理才能的、能力强的人才选拔、安排到领导岗位，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凝聚在一起，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务院成立时的干部配备，周恩来特意提出三方面的人都要用，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来的干部，二是国民党旧政府的职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周恩来说：这三方面的人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搞好工作。
开国大典前后这段时间，周恩来对第一届中央政府的干部成员构成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细致周全的部署，确定了政务院的主要干部人选。在周恩来的悉心安排下政务院时期的干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大量任用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来的干部
工农干部、解放军干部，是新中国成立的中坚力量，他们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培养和锻炼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具有艰苦朴素的品质、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是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国之股肱。对这些干部，周恩来一贯主张要大量任用，并在政府机构的关键部门委以重任。周恩来对于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来的干部的任用和安排讲求在政治上高度信任，在关键部门中任用他们，并根据干部的实际情况，结合他们的工作和革命经验，合理安排岗位。
这是周恩来对这类干部任用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对待其他类型干部的不同之处。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对重要部门高级领导干部的人事安排，有着充分的考虑和周密的部署，针对机构设置的不同情况，首先从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来的干部中挑选最为合适的人选加以任用。如公安部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政府部门，肩负着保卫中央领导和维护人民群众安全的重任，需要对国家忠诚并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来主持工作。周恩来考虑到罗瑞卿在其革命生涯中曾屡次担任过政治保卫工作的重任，具有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无疑是合适的人选。19４9年组建新中国公安部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决定将罗瑞卿从野战军调往中央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最初罗瑞卿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命，后在周恩来劝说下接受了组织安排并做出了杰出业绩。周恩来还命令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之后又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
而在新中国外交部的建立过程中，周恩来更是主要依靠长期参加党的外事工作的干部和解放军部队中的一批优秀干部创建了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因为外交部的工作是对外的窗口，同时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重要阵地，对于干部的政治觉悟、忠诚度和保密性要求极高，周恩来特意从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将军出任新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例如袁仲贤、耿飙、黄镇、谭希林等十名大使，皆军旅出身，在外交界享有“将军大使”的美誉。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他们久经革命战争的考验，对祖国无限忠诚。在外交部各司局长的任命中，周恩来挑选了一批从延安时代就在他领导下从事中共的对外宣传、联络、统战工作骨干，如王炳南、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刘大年等。他们有长期对外斗争的经验和国际问题研究能力，其中一部分人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担任了新中国第一届外交部内各司局的主要领导，被誉为外交部的“笔杆子”和“秀才”。同时，外交部还从各大学进步学生中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好的外语基础，经过短期培训后承担外交部的日常外交行政工作，成为外交部对外工作的年轻新生力量。
这种干部配备方式不仅满足了当时政府工作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实现了老中青年龄的序列配置，以及政治素养、实干经验与专业素质各异的干部成员之间的合理搭配。
这样的干部配备充分确保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独立自主性和“另起炉灶”的原则。
周恩来曾指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外交队伍”，这支新的外交队伍，应该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
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中高级干部配备中，充分考虑了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质以及对干部的性格能力的要求，不仅强调外交干部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同时也强调了外交干部需具备外事工作的基本能力，如语言能力、社交能力等，还应充分考虑到文化背景及工作经验，将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置。新中国外交部刚成立时，部级领导成员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兼）；副部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主要司局级干部有：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美大司司长柯柏年、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亚洲司司长夏衍（后由陈家康替任）、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新闻司司长龚澎、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从这些领导干部的构成看，包括了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外事、统战、联络等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有的还曾留学苏联、欧洲、美国，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国际交往能力，他们中不少人都在周恩来领导下在重庆和南京从事过党的外事工作，整体素质很高，是一支十分精干的外交队伍。这支队伍在新中国外交战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工作成就。
周恩来同时也高度重视地方政府领导成员的配置，尤其是重要的城市。他同样也是主要依靠长期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的和解放区来的干部，如对上海市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任命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上海市市长，同时任命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者、具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潘汉年为常务副市长。19４9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传达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的指示，并关照潘汉年“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上海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定有重大影响，且社会状况异常复杂，需要熟悉当地情况和富于统战经验的干部来做陈毅市长的助手，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精心安排了潘汉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协助陈毅改造旧上海，领导人民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
（二）积极任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认为：国家建设中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而我们的专家太少了。因此，“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他提出要善于团结一切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旧中国所留下的各种专门人才，同时要大胆使用和培养新中国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仍在国外的科学家，周恩来指示要“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奉献，他们在解放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新中国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政务院时期一批着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被任命为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如着名文学家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和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林业科学家梁希被任命为林垦部部长，着名作家沈雁冰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新中国诞生后，不少留在国外的科学家，如李四光、翁文灏、钱学森等，都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陆续回到祖国担任了重要领导工作。
把真正有才能的人的选用到领导岗位上是周恩来一贯主张，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一再强调领导人才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8月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195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建设人才和懂经济懂技术的干部严重缺乏。因此，他在选拔配备高级干部中，十分注意在重要的科技建设部门选拔和任用着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为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嘱咐郭沫若借出国的机会，带信给旅居国外的李四光，希望他早日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1950年5月，李四光终于在冲破重重阻力后回到北京。李四光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到住处去看他。不久，李四光便应周恩来的要求，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8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他在后来领导了中国地质事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的能源勘探和开采工作开启了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