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王如芝从西南联大毕业，张相麟给她寄来路费，她立即南下去找张相麟。没有想到，王如芝到了重庆，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不得不去找工作。张相麟收到王如芝的告急信后向工厂请假，到重庆接王如芝。真是天助，这对患难情侣终于重逢，一起回到垒允飞机制造厂。1942年春天，张相麟和王如芝在垒允完婚。5月，仰光沦陷，战火烧到中缅边界，飞机厂奉命迁往广西桂林，张相麟夫妇在桂林第四飞机厂工作。由于战争封锁，进口物资匮乏，急需的滑翔机用油漆无处采购。王如芝请缨试制，她靠扎实的化学基础和苦干的精神熬制成功了滑翔机用油漆，解了燃眉之急。王如芝成为飞机厂的有功之臣，她也为自己平生的第一次成功而感到欣慰。
1943年1月，张相麟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儿子的出生带来欢乐也平添几分惆怅。他们的工资不高，夫妇俩只能领一份津贴，生活十分清苦。张相麟还有一层压力，他不是留学生，在技术圈子里要低人一头。在王如芝的支持下，张相麟决心出国留学。
1943年底，张相麟来到重庆，考取了留美资格，并留在重庆航委机械处工作。一年后，日本人打到桂林，王如芝带着孩子撤到重庆，与张相麟团聚。此时张相麟身体很差，生活的重压和精神的苦闷下他得了肺病。1944年底，作为航委第三批留美生，张相麟与同伴们乘美军运输机从成都出发，沿着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辗转到达印度孟买，正准备绕道印度洋、南太平洋去美国学习时，他突发急性肺结核，大口咯血。
医生说他生命危险，张相麟被迫返国，侥幸治愈，但半个肺叶已失去功能。死里逃生的张相麟谨守“心理平和，节制饮食，禁烟少酒，适当运动”的要诀，在灌口疗养了半年，身体才慢慢得以恢复。
抗战胜利了，张相麟也失业了。幸好有朋友介绍，请他去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讲师。在南充煤矿当化验员的王如芝也随丈夫去西康任教。后来，这所学校闹学潮，同情学生的张相麟受到牵连，不得不离开西康，受聘贵州大学副教授。几年间，王如芝吃的苦更多，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又得过一场伤寒病，回杭州养病后回贵州大学任教。解放前夕，教授们艰难度日，贵州大学的同事赵祖恂副教授与张相麟夫妇是好友，中午就到张家搭伙，王如芝身后背着一岁的女儿围着锅灶转，成了“饭铺老板娘”。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张相麟夫妇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生活。1950年，他们一起从贵州大学调到东北工学院，一直搞航空的张相麟教授挑起内燃机理论和设计专业的大梁。1952年夏，他们奉调大连工学院；到了11月，又接到军事工程学院的调令，全家北上哈尔滨。张相麟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当年云南垒允飞机制造厂的同事、现为空军工程系教授的马明德推荐了他。
张相麟到装甲兵工程系汽车专业任教授，讲授汽车原理、汽车结构与构造。他讲课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深受学员欢迎。令张相麟高兴的是，老朋友赵祖恂也在这个系工作，他们为哈军工汽车专业并肩共事。1958年大跃进年代，装甲兵工程系研制“松花江”号拖拉机，张相麟和赵祖恂、黄庆华等教员通力合作，制造出烧煤气的“松花江八号”拖拉机，成为黑龙江省一大科技成果。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赶到哈军工拍片，张相麟第一次上了电影。
在哈军工，张相麟主持编写了《军用汽车结构计算》、《军用汽车理论》等着作。
1958年，他率领哈军工学员参加了5872装甲输送车的研究设计（后演变为531装甲输送车），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王如芝一进哈军工就被分配到炮兵工程系任副教授，她承担了当时很少有人熟悉的一门新课——炸药理论。她凭借丰厚的化学专业功底和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日夜奋战，写出了讲义，开出这门新课。随后，她承担了炮弹发射增程装药的试验任务，取得了成功。1958年她安装了一条小型激波管。
1960年，王如芝突然从哈军工消失，原来她被借调到三峡工程防空研究试验组工作。这是在张爱萍领导下的国防秘密研究工作，简称751试验组。该研究组从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海军和工程兵等单位借调了各类专业的技术人员约60余人参加工作。从此，王如芝离开丈夫和孩子，张相麟夫妇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两地生活。
1960年是王如芝最繁忙的一年。作为爆炸量测组的专家，她天天与炸药为伍，用高能炸药作爆源，她先后参加了30种坝型、519次方案的模型试验，1400多次防护层削弱冲击波的试验研究和1100多次坝体动应力测试的工作。有时为观测方便，她隐蔽在距装药不到10米的地方。人们难以想象，一位年近半百的女学者长期在野外奔波，在荒无人烟的试验场上斗严寒、战风沙，与年轻助手们一起一干就是三个冬春。她的左耳被上千次的剧烈爆炸声震聋，后来只能借助于助听器工作。当终于圆满完成试验任务时，她对大家说：“这次任务我们炸得真漂亮！”
1962年10月，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对张爱萍说：“不仅大坝要防护，很多东西都需要防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1963年初，工程兵科研三所在洛阳成立，751试验组并入三所。最初该所命名为原子防护工程研究所，王如芝任技术副所长，同时兼任国防科委西北核技术研究所一室主任。从此，她融入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伟大事业中。
工程兵科研三所创建之初，一切从零开始。王如芝既要忙于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核爆炸空气冲击波力学效应的测试准备与理论工作，又要忙于三所的工程效应试验准备及研究课题的指导。在这位外表如同一位普通家庭主妇的身上，蕴藏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1964年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进入最后的紧张准备阶段，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在着名物理学家程开甲所长的领导下早已做了周密的安排，计划通过核爆炸产生的光辐射、核辐射和空气冲击波等测量数据推算出实际爆炸的当量。当时兼任该所一室主任的王如芝承担空气冲击波超压测试任务。她从化学专业转为爆炸力学专业已经是突变，而从事国内从没有人搞过的核爆炸力学测量更是困难重重。她大胆地探索，组成了理论分析、机测与电测几个研究小组。目标一经明确，紧接着就是一场紧张的攻坚战。
传感器设计、加工与标定，线路的安装与调试，理论计算探索与实施，都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当一切都准备完毕万无一失后，她和战友们从红山赶赴茫茫的罗布泊大戈壁。
女科技人员住的帐篷区称为“木兰村”，年轻女同胞都敬重这位年纪最大的老专家，王如芝被大家选为“村长”。
10月16日15点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蘑菇云直冲云霄的时候，参试人员欢呼雀跃，相互拥抱，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王如芝也激动得流下热泪，她和战友们带着欢悦的心情立即投入回收测试数据的工作中。王如芝被邀请登上直升机观看核爆后的场景，是飞机上唯一的女专家。此时，测试数据的判读正紧张地进行，根据测试数据反算实际爆炸当量的工作也迅速得出结果：测试情况良好，且相关性很好，计算出的实际爆炸当量与理论值接近。这一切使她心情舒展，一年多的心血和劳动有了结果。核爆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急需了解试验情况。张爱萍和基地领导紧急召集现场的专家听取汇报，王如芝根据自己的测试数据和理论计算非常镇定和自信地报出了实际的原子弹爆炸当量：“两万吨！”她是第一个报出实际爆炸当量的女专家，在场的张爱萍等领导和专家们都投来钦佩的目光。经与其他手段实测的爆炸当量比照核对，王如芝的数据是正确的。然而，谁也不知道，此时的王如芝正患输卵管囊肿，肿块在迅速长大，在参加首次核爆试验那半年里，肿胀和疼痛使她坐卧困难。她默默无语，咬牙坚持，直到准确地报出实测爆炸当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她才到医院切除了重达3公斤的肿块。
1965年，周总理接见首次核爆炸试验的指挥与科技人员代表时，王如芝是在场的唯一女专家。总理亲切地称呼她为“代表！代表！”王如芝确是千百万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的女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66年到1985年，在我国进行过的20余次核爆炸试验中，她参加过14次。
在这些试验中，她和战友们不仅取得了成千上万个珍贵的测试数据，同时还带出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60年代初，哈军工分建出四所独立的大学。张相麟带着女儿随大部队到达西安灞桥邵平店，参加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建院工作；他一边参加基建，一边为学员上课。他只知道老伴参加国家最机密的科研工作，却不知道详情。后来王如芝连信也不来了，人在何处？身体可好？全然不知。张相麟又当爸爸又当妈，生活的辛酸苦辣一言难尽。
1965年，王如芝暂时到北京的总参工程兵部工作一段。张震寰下令，把张相麟调往北京兵器部201所任总工程师。夫妻俩在一起刚一年，“文革”呼啦啦从天而降。
王如芝被造反派贴了一阵大字报，因为她是国家保护的专家，没有人敢斗争她，不久她又回洛阳所里上班。张相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打倒了，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张相麟坦然自若，他早对中国的政治运动有了研究。
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触及到他，哈军工时的肃反运动把他打成“反革命吃饭集团”成员，最后都是荒诞不经的历史闹剧。他相信“文革”也是这样。唯一让他痛心不已的是老友赵祖恂教授不甘受造反派的凌辱，在西安跳楼自尽，把鲜血染到“文革”的罪行录上。
到了开“九大”的那年，所里革委会宣布“解放”他，让他到情报室当翻译，每天在群众的监督下改造自己。张相麟很知足，他想的是如何把中国的坦克搞上去，每天埋头在学问中。看到国外计算机科技的飞速发展，他确信必须把计算机技术引入装甲车辆的设计中。在情报室的三年时间，他远离社会的喧嚣声，找准了有限元技术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在国内积极推广有限元技术的同时，他引进和推广了一系列有限元软件源程序，使得当时的坦克装甲车辆在设计过程中的计算水平和分析能力有了迅速提高，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人帮”垮台后，兵器工业部在杭州开会，部长李成芳说，“文革”过去了，大家可以诉诉苦，发点牢骚。张相麟与众不同，没有发牢骚，却大讲计算机，让部领导和与会代表兴奋不已。由于太劳累，第三天他心脏停搏，被送进医院抢救。回到北京，部领导给201所里打来电话：任命张相麟为总工程师，增选为五届人大代表。不久，张相麟出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并于1981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被考验了30余年的张相麟终于入党。1988年12月退休后，他依然关心坦克装甲车辆事业的发展，直到2000年才基本停止工作。
令人们交口称赞的是，老夫妻比翼双飞。在洛阳的王如芝也同时被增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后来她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她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0年，她从副教授晋升为研究员，并由副所长改任总工程师。
她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仍然坚持爆炸力学的试验工作。1979至1985年，她带领工程兵科研三所的一批技术人员参加一项重点课题——炸药洞库安全距离的研究，这是在崇山峻岭和崎岖山路间进行的爆炸试验，年近古稀的王如芝仍奔忙在各个试验场地上，直至圆满完成了任务。该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计委科技一等奖。
1985年，王如芝正式退休了，本来可以回北京安度晚年，但是她放不下她的研究生，同时还要了却一桩心愿——要把三所建所30年来的科研成果系统地整理出版！她仍然住在单身宿舍，每天的活动轨迹一如既往：宿舍到办公室，再到食堂。她日常的话题也总是离不开她的专着。她说过，不完成这部着作她绝不回家。
1995年8月22日，中国杰出的爆炸试验力学和防护工程科学家、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王如芝逝世，享年80岁。
夫妻恩爱几十载，夫人骤然去世，给张相麟以沉重打击。
他和孩子们护送夫人骨灰归葬杭州。
晚年的张相麟从悲痛中走了出来，每天坚持晨练和翻译外文，锻炼身体和大脑，80高龄时学会游泳，每日乘坐公交车独自往返于槐树岭与丰台路口之间，到丰台体育中心游泳。14年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从未间断。2004年，他荣获“北京市健康长寿老人”称号。清明节张老为老伴扫墓时曾赋诗一首：“山山水水潭亭楼，往事如云随影流；遍历人生五味情，自嘲自娱乐悠悠。”道出了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2009年，张相麟被授予“二○一所建所五十周年杰出贡献奖”的光荣称号。
2010年4月9日，张相麟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5岁。
慈云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