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研公社医院成立，杨超然、和即鸿调到公社医院工作，任儿科医生。当时的公社医院，只有一些老中医，和即鸿夫妇是仅有的两名西医，通过他俩的努力奋斗，成立了公社医院西医部，培养了西医的注射人员、护理人员等，给医院培养了一批中西结合治疗的医生，发展成今天的丽江县中医医院。中医院的很多医生说：“杨超然、和即鸿在我院留下了宝贵的医德、医风、医术”。他们夫妻俩在公社医院中，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他们都毫不在意，仍以治病救人为宗旨，沉醉于事业之中。他们白天看病，回家讨论病例，各抒己见。有不同看法，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饭冷了也不动手热，儿女们都只好等他们有了结论，热了饭，才一起进餐。和即鸿每晚必写医疗日记，阅读医书，有时直到深夜，这种不断学习的精神，对病人的极其负责的态度，给儿女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丽江人民留下了深切的怀念。和即鸿和病人平易相处，热情地向病人解释病情、病因、治疗方法等，并指出生活中要注意的地方，指导病人自我护理。只要较长地请她看过病的人，往往成为她的好朋友，对她既尊敬又亲善。
1982年和即鸿被评为“三八”红旗手，选为丽江县第二届政协委员。
1983年经落实政策，和即鸿得到平反，成为百货公司职工，恢复了中共党员党籍。同年，她因长期积劳瘫痪，卧床不起，杨超然千方百计寻找高级药物，不惜代价治疗。因她年已七十以上，医治终难有效，于1985年2月去世，享年72岁。为她送葬之日，有不少素未往来的农民前来吊唁，哭声恸人。
和即鸿不图名，不图利，将一生默默地献给了丽江人民。
不闻杨柳岸 麦笛任飘扬——纪念我的爷爷王丕震先生
王雪苓
为了这篇拖欠已久的文章，我鼓起勇气去碰触那个自2003年春末以来就一直不敢直面的记忆阀栓。恍惚中，又回到了我们那幢掩藏于丽江古城腹地、玉河畔杨柳岸边的古旧小楼——还是那条小巷，还是那座小院，木门半掩，花木依旧，恍似轻轻一声呼唤仍会听到那怆健的声音来回应，可是，现在却静谧无人，只有那支小小的麦笛声仍在随风飘扬。
其性：坚忍、惜时
我的爷爷王丕震先生出生于近代中国最为动荡的时期，经历过许多大时代的悲欢离合，但一生始终好学不倦。
据说，当年我太爷爷王有富和李奉之在丽江是两位德高望重的名儒，他们在李公祠开设私塾授业，名盛一时。我是孩提时代得知太爷爷的书法颇有些造诣，并对此印象深刻。那时，有同学的长辈向老者介绍我时，提到了我的家世，仍对我太爷爷的书法很是推崇。
爷爷小时候就在李公祠私塾读书，后来考入公立的丽江中学就读。他初中毕业刚入高中不久，随当时的西南长官李汝炯先生出省，考进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十八期炮兵科的学生，两年后任特种兵联合分校炮兵练习团中尉排长，后来曾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任上尉参谋。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考取了重庆湘辉学院。湘辉学院是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由一些留川的复旦校友私立筹建的，梁漱溟、吴宓等大学者都曾在此任教。可惜，1950年4月学院撤销，于是爷爷转而学医，就读于西南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后来该校与四川大学合并，他成了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学生。1954年毕业后，原本分配到云南省农业厅的爷爷为成全一对儿分到云南的恋人，主动到玉溪农校任教。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蒙冤入狱。后来被留在化念农场的畜牧队，直至1982年平反返回丽江古城。
回丽江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丽江也开始了振兴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探索，有关部门想请他去主持养鸡场的工作，但出于风险方面的考量，加上“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别人受损”的品性使然，1983年他在南郊租了一处生产队闲置的畜圈，积累改良丽江鸡种，发展养殖业的经验，同时义务协助和指导养鸡场的工作，我小时有一位同学的母亲，就是当时丽江县养鸡场试点单位的负责人，至今感念王老师（我爷爷）当年的情分。
在南部，我爷爷经过简单打理，收拾出几间猪圈作为栖身和炊膳之所，其余都改造成鸡舍。我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与爷爷奶奶朝夕与共的生活。爷爷开展的本地耐病土鸡与外来良种鸡杂交育种、人工孵化等带研究性的繁殖实验，过程烦琐，每天还要定时记录数据。在孵化期间，常常还得半夜起来察看保温状况。而年近六旬的奶奶则每天往返于各个酒厂和菜市数趟，只为买回养鸡所需的酒糟、菜蔬和饲料，根本不敢考虑雇人来做。然而，高原海拔高和丽江特殊的物候条件终究成了养殖业难以克服的难题。虽然爷爷还有多年经验研发的对牲畜消化系统和呼吸疾病有特效的中草药剂，可以制成复方成药，但毕竟前期投入资金巨大，为成本计算也只好忍痛放弃。
在进行改良鸡种实验期间，我们的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养鸡之余，爷爷常常在两堆土基搭几块木板所成的“书桌”旁读书看报，唯一的消遣就是大约一星期左右会带我去看一次电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逐渐开始尝试写作，只要一有时间就坐下来“码字”，1985年11月，27万字的《则天女皇》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印数10万册，再版2万册。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在病逝前的18年间，他思接各载，一路读、一路写，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历代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巾帼丽人，从舜到秋瑾，共创作142部长篇历史小说，不下2650万字，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人物涵盖其中。
我们且不说他的着作之丰超过了巴尔扎克，单说他惜时如金。10多年来几乎每天伏案写作15小时左右，长时期让自己处于写作状态中的那种无法向外人言说的内心之苦就很难让人不敬佩。也正是这种成就大事的坚忍使他整个的晚年生活有了盼头，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使他拥有了惊人的人格力量，平添了他的精神魅力。
他常说：“论人，我最笨，遭遇也不好。但有一点，我决不自暴自弃，那就是能做什么我总要老老实实做一点。过去这些年，像蜗牛爬树一样往上爬。我以为往上爬总比不动好，比下坡更好，我的小说传到台湾后，约我写几个人，当然这也是试试你，而今开始出版了，这倒不是为了挣几个钱，也不是图个空名誉。我只是想着时间是不能浪费的，能做什么总应该做上一点。一个人想做的总要设法让它实现，好从中求取自我安慰。”他还说：“我爱体育，是它突出地体现了拼搏精神。一个人缺乏了这一点，活着就没意思了。”就这样，他和时间赛跑，和自己赛跑，直至生命的终点……
其情：严教、慈爱
真实，认真地回想起来，爷爷似乎也没怎么对我严教过。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也很少长篇大论地跟我和妹妹讲大道理，但是他会身教。他在南郊畜圈养鸡时，我还在读小学，他紧挨着他那用几块木板所搭就的“大书桌”边再开个小玻璃窗，窗下安置一个一样的木板矮书桌，也不明确要求我必须做什么，但我知道不能干扰他写作，所以也只能乖乖地坐在一旁看书、做作业或画画了，有时候“拘禁”久了，我总会跑开到外面的草坪上捕捕蝴蝶、追追小猫或练练写生。
也许他长年练就的军人的威严，刚毅的气质，对小孩总是有一种威慑力吧，小时候的我面对他总是有几分敬畏，所以有时奶奶就成了我们情感的润滑剂。记得曾经有一个暑假，奶奶叫我和妹妹每天写日记交爷爷看，简单的生活使我们很快就觉得没什么题材可写了，于是我开始想歪招，经常在看完故事书之后，就写日记说今天某某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然后把故事重述一遍，再写几句感想，很是容易交差。时间长了，自己也没觉得哪里不妥，还沾沾自喜。直到有一天，奶奶转告我，爷爷说我学坏了，每每拿些讲故事的日记来打混。我自知理亏，以后也就没敢一直这样“偷奸耍滑”了。
我上初中时，爷爷也因有心养鸡不成，而无心写作却收获颇丰，已决定放弃养鸡事业，专意写作，所以我们搬离了南郊，租住在黑龙潭“锁翠桥”下的一处民居，爷爷希望我能够打好英语基础，说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但是，一开始，我所在的班级是电化教学试验班，我那时眼睛已有些近视了，上课时总不大看得清楚小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和字幕，因此学得并不算好。后来在老师宣科先生的热心安排下，我参加了他在校外办的职业培训班，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渐渐浓厚起来。此后成绩也一直保持在学校前列。但是，即便如此，小孩对枯燥的背单词终究还是比较排斥的，所以记得在有一次早自习的单词听写测验中，我错了一半左右，女老师恨铁不成钢，于是要求我们必须回家找家长在卷子上签字，想来可能有让家长代为教育的意思，许多同学都找人代签造假，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将不及格的测验单交给爷爷签字。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签了。这时，反倒是我忍不住了，我倔强地为自己作了辩解。直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才讲到了自己在陆军军官学校当学生的时候，站岗一宿之后还没合眼就不得不参加考试，结果考糟了，一样遭李汝炯先生斥责。所以任何错误都必须先从自身找原因，而不能推给外界因素了事。他要我们珍惜眼前的平安岁月，要珍惜时间，每分每秒的时间，都要换回一点自己需要的东西回来。后来，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当同伴们都不愿意将不及格的卷子交家长签字时，我却会老老实实交给爷爷签呢？也许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平时学习表现还不错，有一丁点儿有恃无恐心理，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尊心很强、性格也比较倔强。但内心深处可能还是坚信了爷爷的爱。所以，在一次班级远足时，我和几个朋友再次叛逆，不愿意参加这次活动。班主任说，必须有家长假条方能准许不参加。我如实向爷爷报告，并得到了假条。因此，我想，小孩子在天性里还是会自己知道谁是爱护你的人，然后，也会小小地利用一下吧。
他欣赏刚毅倔强的女性，常常称道她们的事迹，而我和妹妹也少有“女子不如男”的观念。多年以后，我也在许多豪门贵妇和杰出女性的脸上注意到了这种坚毅的神色。
在爷爷的宽容和爱护下，我受到了完整的学校教育。爷爷以他的方式关护着我却从不曾直接夸奖过我，但是从他的书信中我感觉到他的欣慰和期盼。这是我的精神力量之所依。也因为如此，在他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那份悲伤堆积在我心里一直无法宣泄，过多的情绪至今无法摆脱，另一方面我觉得失去了精神支持，一度似乎掉进了迷宫里迷了很久的路……爷爷对于一生聚少离多、却忠诚地陪他走过后半生的奶奶，也没有过太直白的感情表露，甚至还有一点点旧式男子的意思。爷爷写作需要安静，奶奶就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跟随着他，洗浆缝补，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安排饮食，十年如一日地关心照顾着他。当然，对奶奶以及她的付出，他也不是没有体察到，在我到外地求学后的家信中，他多次提到：“家里很好，仍像你在家时一样黄昏后上床睡觉，是一天中奶奶最难过的时候，电视不能看，书也不能看，针线不能做，谈天说地的人没有，这我清楚。但是我又舍不得把这段时间拿来陪她消磨。
因为我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我想慢慢磨惯了，她也会逐步适应的。我也不主张巧灵过来，尽管我不陪着奶奶讲话，总算还有个活人坐着。巧灵来了，你爸爸不在家时，你妈一个就更孤独了”，“奶奶今年去了普济寺，又去玉峰寺看茶花，精神很好，由于眼睛怕看电视，晚饭后的时间难消磨”，所谓的相濡以沫，莫过于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