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奏结束后，梁敏子女士发表了激情的讲话，她对古乐会老艺人所代表的丽江人民这种“房毁人不倒，地震人心定”的自立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并表示定将这种精神带回联合国总部。我想，作为古城灵魂之一的丽江古乐及作为对外文化交流别动队的大研古乐会是不是也该记一头功呢！
首演后余震未息，古乐会亦演奏不断：
大年三十下午五时，艺人们在与家人吃团圆饭前带着乐器到消防大队慰问震后日夜值班的消防队员及来丽抗震救灾的武警官兵。当天前来慰问消防队官兵的戴副省长同时接见了老艺人；
大年初一下午，广州电视台记者在古乐演奏厅专访宣科先生及大研古乐会，并拍古乐电视；
大年初二下午，大研古乐会与金山、白华、长水、龙潭等古乐会的部分艺人在黑龙潭龙神祠大殿举行禳灾祈福演奏，《大公报》、《工人日报》记者跟踪采访；正月十一日下午，在黑龙潭龙神祠大殿为德国国家扶贫代表团一行演奏。领队官员在听了演奏后兴奋地说：“小时候母亲曾告诉我，‘音乐是一种不分国界的特殊语言’，但我一直不理解。今天听了丽江老艺术家的演奏我才惊觉，这种古老中国的特殊语言还保存在中国边境的纳西族中。至此，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教导的含义……”
“2·3”大地震中，大研古乐会成员除房屋、财产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外，艺人及亲属无一伤亡，乐器无一受损，连家畜、家禽也无一死伤。当艺人们论及原因时，有谓“幸运”者；有谓“天命”者；有谓“古乐宗教功能之显现”者……持论虽异，所感则同，即古乐幸存，皆大欢喜！
丽江一中纪事
习光汉
一、校园风云
中学时代，花样的年华，心里充满了憧憬。可是进校不久，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学校被停课，老师被批斗，一场场闹剧在眼前上演，一幕幕惨状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十年浩劫”给国人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
“文革”初期，工人宣传队进驻丽江一中，接管了一切校务。工宣队长苦大仇深，根子正，学识不高觉悟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成了天经地义。
工宣队一进校，掀起了一轮批判斗争的新高潮。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多年来学校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培养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苗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绝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对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需要……”，一时之间校领导和众多的老师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着沉甸甸的黑牌，黑牌上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穿上细铁线，往脖子上一挂，勒在脖子上，押到会场，台前站立，低下“狗”头。
一个瘦小的男学生走上了讲坛，他个子太矮，但他猛然一跳，增加了高度，在老师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然后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听说这名勇敢的男生是工宣队长的儿子，真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一代更比一代强。”
接踵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还外加体罚和逼供，精神折磨又加上了肉体折磨。谬误和谎言重复上千次，就可以成为“真理”。
学校的专职党支部副书记钱惠芝服毒了。体育老师李宏灿、历史教员杨受之、生物老师杨绩廷、图书管理员李泽生，还有那位打钟的校工阿八叔，都相继被逼自尽。用工宣队长的话说，“他们一个个都自绝于人民。”他对李宏灿老师的评价很高：“真不愧是国民党体育教官，临死前还做了一个精彩的体育动作，从二层楼的高空纵身一跳，就这么逃避了人民的惩罚。”
校园是育人之所，被誉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教育家有理想，有激情，而他们的激情是严谨的，冷峻的，通常也是抑郁的。他们将毕生的精力致力育人，把知识和关爱献给了学生们，燃烧自己，却照亮了别人。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真善美。然而这里失去了公平和正义；这里没有硝烟，却充满了血腥。
二、“避虚社”与《呕心集》
“高三年级出现了反动组织‘避虚社’、发现了反革命刊物《呕心集》”，这爆炸性的新闻一时在学校传开了。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结社为刊？于是整个校园沸腾了，批了老师这回要斗学生了。头头们都说“文化大革命”要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说这大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
高三年级毕业班的大哥、大姐们怎么了？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满怀着参加高考的希望，向更高层次求学，用知识报效祖国。可是“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动乱，使他们的梦想如肥皂泡瞬间破灭。他们几个无非爱好文学，又憎恨虚伪，于是一起写点文章，评论时事，抒发情感。不料，这学生们的隐私和笔记落入了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如获至宝地将这些文字上纲上线，进行评论批判，于是轰动一时的“避虚社”与《呕心集》就出世了。
古时“清风不识字”等佳句都可以成为反清复明的证据。历史和现实是那样相近，又那么逼真地重复和上演着。
有的人沉默了，不少人却随波逐流。
三、冲向社会
学生们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作“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被一种盲目的冲动和狂热的激情驱使着。他们被动员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决心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造反派风起云涌，为所欲为。丽江最有名望的古迹忠义石牌坊毁于一旦，丽江蛇山上镇山宝塔被强行拆毁，民间的文物字画被强行收缴付之一炬；“黑五类”、“臭老九”的家庭被洗劫、抄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千年的历史文化遗迹都当作“封资修”被革掉了。
人们的思绪处在极大的混乱中。曾有人冷静地梳理着纷乱的思绪，把困惑留在心底，但对这场“革命”不敢有任何怀疑，跟着“革命”的大潮才最稳妥。
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他老人家把青年人比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就极大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要努力跟上全国的大好形势，听从红色司令部的号令。丽江这个小小的地方也不能例外了。红卫兵组成了联合司令部，造反派组织了战斗队。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跨区域、跨行业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了祖国大地，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司令部，开展夺权斗争，冲击国家机关成了合法的革命造反行为。
“权”对于造反派是一种诱惑，它又是一种催化剂，催化着各种野心的膨胀。
各派势力利用造反派作为夺权斗争的工具。为了权力，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引起了没完没了的大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终于在1967年12月13日，丽江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听说这“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造反派双方都高喊着“誓死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打出手，很多人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弱势的“韶山”派敌不过强盛的“八派”，于是一百多号人退守到新大街一旅社中，打起了防卫战。一旅社被围困了三天三夜，攻守双方都要“为真理而奋斗到底”。
父母亲劝说孩子们回去，不要参加武斗。可是孩子们却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围困的造反派却又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残酷的内乱和无休止的自相残杀何时能了啊！后来军管会出面干涉，才把两派强行分开了。
四、下乡支农
革委会成立了，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人民需要安定生活，要穿衣吃饭，不能这样瞎闹下去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一切都该安定下来了。
学校早已停课，但还有支农任务，我们被派往金山公社文智大队参加夏收夏种。带队的是高年级的某红卫兵头目。地委书记康长征也列为随队。但身份不一样，红卫兵是响应号召支农，而走资派却是劳动改造，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了。
康长征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微胖，但他的胖却是一种浮肿之态。多天来高强度的劳动使他疲惫不堪，一张晒黑的脸膛上又增添了几道皱纹。我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总是沉默寡言，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休息时他总是拿出《毛泽东选集》独自阅读。看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反对过毛主席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凶残。所谓“走资派”也是凡人，同样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泪水和悲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们的情感只能封闭在心灵深处。我同情他，但不能流露出不该有的神态，立场不稳是要遭批的，因为我还是一个被他们认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没有资格戴上红卫兵袖章。
劳动和改造成了统一的整体，劳动表现已上升到对革命的态度问题，用汗水洗刷着资产阶级的污渍。
有一天，我忍不住轻声问康长征：“觉得累吗？”他好像有点惊诧，答非所问，反问我“多大了。”我说“刚满十六。”他叫我一声“小鬼”，脸上露出了很不常见的笑容，像长辈对儿女的慈爱。
开饭的时候，人们照样排成两列纵队，进行着某种仪式，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康长征排在最后，最后一个进入食堂，最后一个打饭。他特别喜欢喝米汤水。他说“这米汤有多种营养，倒掉可惜了。”原来这米汤不定量，填饱肚子是首要问题。
一天的劳累也是够折腾人了，可是我们的红卫兵首领还要在晚上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对象是丽江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康长征。批他如何反对毛主席，批他如何执行了“三自一包。”在豺狼虎豹般的嗥叫声中，这位老干部就这样任人摆布、任人羞辱。谬误和谎言重复上千次，就成了“真理”。
五、烧“黑材料”
夏收夏种终于结束了，我们也回到了城里。我听到了这样的宣传：“文化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夺权，取得了全面胜利。”又说，“走资派”还掌握着很多“黑材料”，要进行秋后算账。造反派岂能答应。于是又一场收集和销毁“黑材料”的行动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