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古城读中学
杨国清
（一）
丽江古城是我从小向往的地方。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不断地跟我讲起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并鼓励我考进这些地方的大学。但他讲得最多的是“巩本”
（丽江），走一两天路程即可到达的地方，他把这个地方说成非常热闹繁华，且非常美丽的地方。但在那个时候，到丽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村子里许多女人们一生中到丽江次数是屈指可数的，甚至有的一辈子也没到过。小小年纪就多次到过丽江古城，在那个年代对边远农村小孩来讲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第一次到丽江古城，是1955年农历七月骡马交流会期间，那年我才八岁，父母给了我一次去丽江的机会，我喜出望外。那一天，我和父亲、母亲，还有村里的几位亲戚早早就起床了，我们从丽江县九河乡小阿昌村出发，到丽江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牵着两匹带驹的母马上丽江，老老少少，跋山涉水，走了两天。第一天住在拉市吉娜坞的马店里，第二天下午才到达丽江。当时我父亲与九河乡的几个熟人在古城见洛过（现云巷）开办了“丽江县九河甸头木器社”。九河是木匠之乡，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在许多地方做过木匠，手艺精湛，加上建国初期国家政策还比较宽松，从1954年开始办这个木器社。九河木匠的手艺是出名的，可与剑川木匠技术相媲美。这个木器社除了做家具、办公桌椅等家什外，还可以做建房起屋等木活，所以生意兴隆。这个木器社办了多年，到1958年才归并到县的一个农具厂。七月交流会期间，又逢暑假，所以这以后我每年都有机会在丽江古城住上几天，于是小小年纪对古城有了许多的记忆。丽江古城热闹非凡，穿着纳西服饰及各民族服饰的人们摩肩接踵。房屋栉比鳞次，街巷犹如蛛丝网状，父亲叮嘱小孩不能乱跑，否则丢失回不来了。那几年骡马交流会场设在黑龙潭附近，骡马成群、铜铃叮当，卖草的小女孩来回叫卖。我对黑龙潭的“古鲁吉”印象极深，泉眼密布，丰沛的泉水滚滚滔滔流入古城。尤其叫我难忘的是每天清晨，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清扫街道，我们几个小孩也常常参与其中。附近农村的菜农们早早进城，守护在厕所旁边，争先恐后地捡粪挑粪，清洗厕所，古城的厕所显得特别干净。
真正在丽江古城生活那是1959年秋季到1965年秋季这段时期。读丽江一中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想。丽江一中创办于清朝末期的1905年，是我省乃至全国最早创办的西式中学堂之一。丽江一中从创办开始就已成为古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古城文化的殿堂。我于1959年秋季考上丽江一中，当时没有什么重点班、骨干班这类概念。九河的学生一般都要到丽江县石鼓第四中学就读，1959年是一个例外，这一年从丽江县西部区域选拔前50名到丽江一中，我以最优异的成绩选拔到丽江一中就读。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我在丽江古城整整生活了六年，在丽江一中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直到1965年高中毕业考上部队院校，才离开了古城，离开了丽江。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丽江古城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丽江古城仍然是商业中心，居民生活的中心，也是教育文化活动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丽江很明智地离开古城开辟新区，即在狮子山北麓、双石桥以西的区域辟为新大街。1951年开始建设，1953年建成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丽江专区人民大礼堂，它还兼有电影院的功能。此外还兴建了一些商业服务设施，比如地县百货公司等。1957年后中共丽江地委、专署机关，丽江县委、县委机关、专区招待所等在新大街至福慧村一线选址新建，后来渐渐形成现在的福慧路。在60年代那些地方是农村，道路也是土路，并且离古城显得很遥远。双石桥至民主广场一线还相当空旷，人烟稀少。新大街一线那时也是沙石土路，至20世纪70年代才建成混凝土路。所以新大街除了一些重大节庆活动外，人们往往集中在古城四方街一带。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1960年四方街中心广场地皮铺成混凝土。四方街科贡坊大门两侧河面上建有铺面，四方街有1500平方米左右。那时候四方广场西面建有平房的铺面，先后开设百货公司、民贸公司、土杂合作商店，广场四周还有邮电所、新华书店、银行、理发店等服务网点。四方街中心是街市，卖蔬菜、肉食、豆腐、凉粉等土特产品。四方街被称为天天街，所以还算热闹，但当时买东西都要凭票证，包括买水果糖、饼干等一些副食百货商品都是困难的，卖水果的基本绝迹了。到1962年夏季，同学们说有一种不要票证的冰块的糖，可以到汽车总站至气象台附近一带等候购买。其实那是冰棒，丽江从那时才开始制作冰棒。在郊区制作的冰棒还没有进入古城就卖完了，而且所用的原料是糖精。
（二）
我在一中就读的这六年，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前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比较正常稳定，教育质量比较好的时期。1959年秋季丽江一中初中招收六个班，也是那时代丽江地区招收最多的一年，从初中52班至57班，我是52班的。1958年之前，丽江一中在丽江专区13个县范围内招收学生，包括现在的迪庆州和怒江州。那时候学生对学校领导和教师是十分尊敬的，一开始入学，由副校长李杨铣主持学校工作，没有校长，而且他从1950年开始主持多年了，但一直没有被任命为校长。李校长是纳西族，毕业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同学们心目中是很有学问的人。还有两位副校长，很少在学校露面。
李杨铣校长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受到错误处理回到义尚农村，到“文革”期间又揪回学校进行批斗，迫害致死。1961年张为栋来当校长，还派了一位南下干部王贵轩来当后勤副校长，到我初中毕业的1962年秋季，黄河来当校长。这两任校长都是云南地下党员，资历深，在解放初期任过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尤其黄校长在地区机关还是很有名的。当时地委还专门选派钱惠芝任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学校领导班子在这个时期得到很大的加强。
我们初中入学时教室就在着名的“八大教室”楼，这座砖木结构两层楼房上下有八个教室，建筑宏伟，1936年建成，木材木质很好，上下层高有八尺，宽敞明亮。当时学校教育质量的有名，主要得益于学生们的奋发读书，有一批高素质、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当时大学毕业生全国统一分配，国家提倡支援边疆建设，所以学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如来自上海、重庆、成都、昆明、大理等地，即使本地教师，也都是颇有名气的，如语文老师杨受之先生，当时昆明师范学院几次调他都没有去。物理老师王学信、朱琼芳，化学老师桑立政，俄语老师史伯维，生物老师杨集廷，语文老师兰华增、数学老师张祖芬，等等。经“大跃进”的折腾之后，这个时期学校以教育工作为中心，是学生平静读书，老师认真教课的一个时期，除了每年夏种或秋收到农村互助一段时间（一般二十天至一个月）外，没有受到很大的干扰。
1959年秋季入学到1962年秋季初中毕业，这个时期国家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左”的政策影响，大家生活艰难，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但是国家对当时的中学生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丽江一中学生户口都转为城市户口，保证了每月27斤至30斤粮食定量，但由于油水太少，每月每人只供应二两油，半斤至一斤肉，所以总觉得饥饿。吃饭的时候，大家不敢大口地吃，而是小心翼翼小口地吃，生怕几口就吃完了，有时弄成饭团慢慢嚼吃。到节假日，附近一区坝和拉市坝等地同学回家了，把饭留下来，偶尔碰到这样的好事，就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时期有几件事情令我永远难忘。一件是我们的一位体育老师，由于教体育课体力消耗大，肚子饿得快，有一天在街上捡到一张当时关门口红旗饭店职工食堂的饭票，于是中午就到红旗饭店去打饭，而饭店的职工大都是大研镇本地人，大家都相互认识，见一个陌生人来打饭，很快报到派出所，把这位老师扣下，打电话到学校叫领导领回去，学校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另一件事情是学校一位牛高马大的外语老师，每次吃饭都要提前几分钟，在盛汤的桶里捞点菜叶，有一天一位年轻生物老师也想捞点菜叶子，但外语老师的水平高，轻轻一勺菜叶子都捞完了，生物老师很失望也很生气，于是引起了争吵。第二天外语老师还写出一份公开的大字报，这件事情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成为茶余饭后一个凄然的笑谈。第三件事是我们班的一位同学下晚自习时，在八大教室前菜地里（花坛变成菜地种菜）顺手拔了两棵白菜，被下自习的同学发现，大声喊抓小偷，拔菜的同学撒腿就跑，其他同学追赶，这个同学终于被抓住了。在那个年代，拔两棵白菜不是小问题了，小则是小偷小摸的行为，大则可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同学们的思想都很纯洁、很传统，很鄙视不良行为。另外当时纪律严格，对这样的事情也可以上纲上线，后来虽没对这个同学进行处分，但迫于压力，这位同学被迫离开了学校。当时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同学们的精神面貌不错，积极进取、积极向上，大家都能忍耐，都能顾全大局、思想单纯、体谅国家、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政府是正确的。
当时学校为了克服困难，每年秋天还要开展“小秋收”活动，即学校集中几天时间，以班为单位到附近山上开展“小秋收”活动，即采集野果、野菜，捡些柴火。比如把采集的火把果磨成面和在苞谷面里。把苞谷粑粑做得大一些，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学校还搞勤工俭学，养猪种菜，上山捡柴火，等等。记得1962年底，学校杀一头已喂养三年的大肥猪，重达三百多公斤，每人分得一片大肥肉，当时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津津乐道地议论了一阵子，当时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三）
那个年代大家即使日子过得很艰难，吃不饱饭，晚上盖的被褥也很少，垫的主要是草席，但精神面貌不错，“天雨流芳”，积极向上，刻苦读书的风气很好。
老师同学亲密无间，同学之间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打架斗殴是有，但很少，大家也觉得这是很可耻的，同学的自尊自爱意识是很强的，而且很诚实。当时每天八节课，后两节课大都是课外活动时间。早上六点半钟起床到晚上十点钟熄灯，大家都自觉上课，或到教室看书温习功课。到了夏天，许多同学起得很早，到学校南边的东坝子里看书，于是田野里，或朗朗的读书声，或田边地角埋头看书的身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那个年代，布置的作业不算多，就业的压力没有现在大，考不上一般都要回到农村，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时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生大多数都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比如我们这一届，1965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都分配了工作。当时学生刻苦读书，读书成才、报效国家是丽江一个优良传统，大家有很好的自觉精神。从丽江一中考上名牌大学、走出大山、闯荡世界，做出一番业绩的人不少，丽江一中在历史上是出了一批一流人才的。当时国家计划招收大学生的数量很少，但丽江一中的升学率是很高的。丽江一中当时以纳西族学生为主，比较偏向数理化，在这方面学有所成，对国家贡献大的人才比较多。但是爱好民族文化、爱好艺术也是丽江人的一个天性，客观上讲，这也是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民族特色。以我们初52班为例，当时有一批爱好文学、爱好美术的同学。仅仅从爱好美术的五位同学情况看，在他们步入中老年以后，在美术方面都有造诣，其中两位成为着名的美术家。我们高24班的同学中，也有一批文学爱好者，我也算是其中之一。我从小学开始就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到了中学，我和一些同学就不满足于课堂和课本的知识，而是广泛涉猎历史文化和文学作品，甚至对文学作品品头论足，不时进行讨论，因而对后来个人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比如我的一位很真诚的同学和朋友，白马龙潭吾吕肯村人，大学毕业后在晋中大地工作多年，形象思维很活跃，写出了不拘一格很别致的新诗和电影剧本，并在全国获奖。也有研究民族文化，爱好民族传统中医药和电影文学创作的同学。还有几位同学在步入壮年之后，从事纳西古乐的演奏和研究，悠然自得，成为纳西古乐保护传承的骨干力量。
（四）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丽江古城民族文化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纳西族东巴文化经典得到较好的抢救和保护，这个情况当时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这个情况与当时的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有关，徐是云南云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外语系，1948年参加民青，1949年5月入党，在大学时代是云大外语系地下党的负责人，转入边纵七支队后很快升任为边纵七支队三十五团政治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