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决定：城市发展以天安门为中心
1949年10月23日，人们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兴奋之中，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就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会议。这似乎是一个与天安门没有太大干系的会议，然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却让天安门意想不到——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天安门一带，北京的城市发展将以天安门为中心。这个看似并没有特殊意义的决议，却在以后城市发展中显现出非同一般的分量。
从1949年10月开始，北京进入改天换地的时代，经济发展就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一样急速旋转。谁也无法预知未来的北京，谁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然而不管如何，北京的城市发展都要以天安门为中心。
这个决议使天安门不仅在城市建设发展上，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显赫，而且与日俱增。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北京建设了6条大环路，其圆心就是天安门。北京城面积扩展了十几倍，其中心还是天安门。
然而，在这次城市规划会议上，所做出关于天安门的决议并非众望所归，期间波澜骤起，异见双方唇枪舌剑。
持反对意见的是着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他学贯中西，不仅是中国古建筑史学和理论的开创者，也是把中国古建筑推介给世界的第一人。当新中国降临时，梁思成高兴得像个孩子——“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中度过”。他和夫人林徽因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参加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其实，早在开国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派人来到清华大学，请梁思成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保护文物之用。梁思成在《简目》中提到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全部”。他认为北京古城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破坏。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应该全部保留下来。作为北京市都市都设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旗帜鲜明地在规划会上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应该把中央行政中心迁到五棵松地区一带，避开古城，建设一个新城。如果把天安门作为城市中心，今后城市建设将会遇到一系列麻烦。
留英学者陈占祥赞同梁思成的设计思想，不过他建议，把新行政中心建在离古城区稍近一点的复兴门外三里河一带，让新、旧城区连接在一起。他还大胆设想，效仿旧城中海、南海、北海之于故宫，将钓鱼台、八一湖以及莲花池纳入新城中心区规划。梁思成最终修正了自己的意见，同意陈氏方案。
而更多的人，特别是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应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像莫斯科的红场一样，成为国家的象征。挪至郊外建设新城是不经济的，是一种浪费，当时的国力也难以承受。更何况，天安门广场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群众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把首都的中心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接受的。
显然，苏联专家是要在北京克隆一个莫斯科红场。当时，苏联老大哥的意见常常是一呼百应，人们的思维，把政治视作决策的第一标尺。加之当时另建新城确实也不具备条件，“梁陈方案”没有任何悬念地被否定了。
梁思成和陈占祥并没有就此罢休，会议结束不久，在1950年2月他们联合上书，奉交了《关于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的意见》，结果石沉大海。
根据这次会议的指导精神，两年后出台了《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北京决心沿着这个轨道加快步伐。
规划会议的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到21世纪初北京都是按照这一决议的基本原则发展城市建设。然而诸多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城市交通拥堵成为难解之题；城区功能过多、人口过于集中；大片的古城区被拆除，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痛；城区环境恶化、污染严重；人们住房拥挤，城中心房价奇高……
梁思成的预言不幸应验，众多难题让这座城市前进的双脚像坠上了铅坨。21世纪初，规划部门终于从“单中心——摊大饼的发展方式”中惊醒，一个“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规划艰难出炉。
体态庞大的航空母舰要调头了，人们怀着沉甸甸的心情期待着。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扩建曾引起一场激辩
新中国建立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一直就是中央和北京市领导案头的重要议题。如何扩建，到底多大的面积合适，开了多次会议都是议而难决。中国和苏联专家先后端出几十个方案，也都没有了下文。
顶层设计的难产，让天安门的扩建不得不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
最为迫切的就是天安门前的交通问题，人们把矛盾的焦点对准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拆除的呼声日盛。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进入天安门和紫禁城的必经之门。它们是中国古建筑三阙券门的经典之作，不仅具有极珍贵的文物价值，在梁思成看来，它们也是北京城的精华——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
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1952年8月11日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在拆与不拆的激烈碰撞中，梁思成再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众多军人投诉说：“三座门（长安左、右门的别称）严重影响了国庆游行队伍的速度，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让他们十分气愤。”
三轮车工人也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因三座门的存在引发了诸多交通事故。
梁思成却有另外的观点：“解决交通问题的关键是加强交通管理和改善交叉路口，而不是拆除文物。”他激动地挥着手臂说：“长安左门是我的左臂，长安右门就是我的右臂！”
无情的现实终于让梁思成哑口无言，最终投票表决——梁思成完败！
早已等在两座门旁边的施工队，得到票决消息立即挥锹抡镐，只一夜功夫，两座挺立了近六百年的“三座门”，就被夷为平地，永远消失在天安门前。
——拆毁现场梁思成落下了眼泪。
1955年又拆除了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使南面得以扩充，面积达到近12公顷，广场地面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扩建，整个广场豁亮多了。
三、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迎来史上最大规模扩建
1959年，人民共和国点土成金的岁月。
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扩建是在极为特殊的国内外局势下启动的。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冰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东欧危机、莫斯科会议……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事件相继发生。中苏双方也逐渐交恶，中国不再对苏联老大哥顶礼膜拜。现在，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走，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将会自由、自主地展示中国人的理念和智慧。
在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陆续收官。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大跃进的狂飙随之席卷全国，人们的大脑已经到了发烫的地步。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扩建，正是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冲天豪气中拉开帷幕。
10周年国庆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日子——那是个把酒庆功，展示社会主义锦绣今天的最佳时机。而天安门无疑将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成为万众瞩目之地。
显然，眼下的天安门广场，很难肩负起共和国第一个10周年大庆的重任：逼仄的空间，陈旧的配套建筑，不仅无法与天安门相匹配，更无法承载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繁盛与伟大。
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个难以入眠的日子——社会主义道路阳光灿烂，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
1958年8月，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召开，扩建天安门广场成为重要的决定之一。
北京市立即启动了扩建的各项工作。不过，时间太紧了！总共也就是一年，要完成规划、设计、建设各个程序。在天安门广场动土，那可是天大的事啊！更何况是要建设一系列时代纪念碑式的重大建筑，其政治内涵、艺术特色和质量标准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稍有闪失就将成为千夫所指。
按照常规，这是个不可思议、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9月，全国一千多名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如火如荼展开。
此时，全党全民正大炼钢铁、大办农业，主要工业产品发誓要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遍地都是炼钢炉，亩产几十万斤小麦的豪言处处可闻，共和国的人气超旺。
“放卫星”是那时最时髦的语言。难道天安门广场扩建就不能放卫星？中央多次提出要反“右倾”，谁都不愿意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被割掉。面对如此紧密的日程，如此重大的工程，各级领导以及设计师、工程师们没有一个发憷。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10月初，经过无数轮次的讨论和淘汰，天安门广场扩建的思路基本厘清：其一，天安门象征着中国，广场周围的建筑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其二，广场的规模，以毛泽东建成“百万人广场”的批示为指南，既要满足政治活动的需要，又要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气魄。其三，广场的布局：曾有多种方案角逐，难分伯仲，最后有三种脱颖而出。“品”字形方案——大会堂在中轴线正阳门外，纪念碑左右分别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四”字方案——以纪念碑为中心，碑北，广场之西为大会堂，广场之东为国家歌剧院，碑南，广场东西分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二”字形——以纪念碑为中心，西为大会堂，东为博物馆，东西两侧建筑物以纪念碑为轴线。
12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天安门广场规划和施工方案：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第一批建设工程项目，大会堂在广场西侧，两个博物馆在东侧。其中将万人礼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一”建成一个人民大会堂，两个博物馆合为一个建筑。国家歌剧院在最后时刻被拿掉。
10个月，能干什么呢？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那年月，北京人齐心着呢。各单位轮番派人去支援，没有劳务费，车马费，也没有伙食补贴，甚至连口水都不喝，干完活人就消失了。
时任《诗刊》杂志社编委、党支部书记的着名诗人沙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他当时曾率领《诗刊》社全体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工地支援建设。反右斗争的火焰刚刚熄灭，不少知识文化界的名人受到批评。现在“左”、“右”已经泾渭分明，人们的心绪渐渐平复，大家希望做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机会来证明自己，释放积蓄已久的爱国热情。更何况，到人民大会堂这样重要的工程干活是一种政治待遇。
工地上人山人海，都是全市各单位选派来的。当然，志愿者只能干些辅助工作，清扫渣石，挑土搬砖。人人都汗流浃背，谁也不肯休息，所有的人都以能为工程添砖加瓦而自豪，都为能融汇到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而荣幸。那是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个人是渺小的，金钱是污秽的，每个人都会自觉地打磨掉性格的棱角，涤荡龌龊的“小我”。
回到单位，《诗刊》社的编辑们一直兴奋了好几天。大家觉得，身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味道少了，和工农兵的感情更深了。
“打一场人民战争”，很长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制胜的法宝。
国庆前夕，神话终于诞生了，人民大会堂、两个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奇迹般地伫立在广场上，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后，众多的教科书和专着都极力推崇中国独有的建设方式——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并把天安门广场扩建作为成功的典型案例。
扩建后的广场，从天安门至正阳门南北长度为880米，东西宽度为500米，总面积40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让人惊异的是，早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恰巧位于整个方形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这次扩建把途经天安门广场的各种电线全部拆除，一律埋入地下，这也是北京的第一条地下输电管线。广场的路面由大块花岗石铺成，不仅经得起60吨坦克的碾压，还达到“一块板”的高平整度，战争时能够起降飞机。56个九球莲花灯在广场上亭亭玉立，油松、立柳、元宝枫以及一块块草坪在庄严中平添了几许温柔。
天安门广场的第二次扩建工程是完美的。整个广场的布局，几座建筑的设计，与天安门的风格遥相呼应。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人们还是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不过在讨论规划的时候，也曾发生让人心跳的事情，拆除正阳门和前门箭楼的呼声一度高涨。那些人认为前门地区交通拥堵严重，正阳门和箭楼挡住了人流和车流，是罪魁祸首。如果拆除两楼，马路展宽，不仅可以解决前门一带的交通拥堵，也可以分流天安门前长安街上的车辆。
此论惊动了周恩来，他亲自实地考察，当即否定了拆除论。正阳门和箭楼算是躲过一劫。
相比而言，着名的中华门就没那么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