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正在重新改组中。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而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组织，就是最广泛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1936年2月，共产党同被迫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了停战协议。
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也在发展。
自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政权特殊化”以来，蒋介石亲日反共的立场有所动摇，共产党决定在抗日的前提下改善对蒋关系，实行从“抗日反蒋”的方针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杨坚决反对，极力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固执己见，张、杨联合行动，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杨之邀，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解决事变问题。
经与各方磋商，迫使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1）停战，将中央军撤至潼关以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共产党倡导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尝试，它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步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开幕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许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则作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从1937年2月开始，共产党又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就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进一步改善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关系。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重申实行全民族抗战的要求。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实行全国抗战的意愿，但还抱有对日媾和的幻想。直到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才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实行团结抗日。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红军主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4.5万人。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新四军以**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这一举措，进一步表明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决心和努力。
三、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和两个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向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
作为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主攻对象，同时也就成为正面战场的领导者和指挥者。1937年8月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进行战略部署，将全国划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为河北和山东北部，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第二战区为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第三战区为江苏南部和浙江；第四战区为福建和广东；第五战区为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担负起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集60万军队固守地处鲁、豫、皖、苏四省要冲的徐州，在山东峄县台儿庄歼灭日军一万多人，奏响正面战场的第一曲凯歌。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军爱国将士，作出了重大牺牲。如在北平南苑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
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孤军坚守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仓库，战斗英勇顽强，被上海人民尊为“八百壮士”。
但是，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有限的抗战路线，不愿、不敢、也不能依靠民众抗战。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改变了策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由片面抗战逐渐转向消极抗战。在此期间，尽管国民党在湖南衡山召集南岳军事会议，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调整了战区（从先前的五个增加到十个）指挥人选，并组织了几次较大的战役，有时还获小胜，如1939年12月的桂南会战，以杜聿明为军长的第五军主力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000多人。
1941年春在南昌西南的上高战役中，毙伤日军2.4万人。但从总体上看，虽然保住了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区域，但多数战役都是以退却和失败而告终，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如指挥所部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在1940年随枣（湖北随县和枣阳）战役中壮烈殉国。
与国民党奉行的片面、有限抗战路线相反，共产党于1937年8月下旬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分析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把国民党片面、有限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洛川会议还成立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1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并确定了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深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发动和组织群众，实行兵民结合，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钳制和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在战争中壮大实力，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下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坐镇太原指挥的正面战场告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从陕西东渡黄河增援。9月中旬，日军沿津浦、平绥、平汉、同蒲四条铁路进攻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部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一线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为了策应友军作战，9月23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进驻山西五台山指挥战斗。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获胜，歼敌1000余人。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坚定和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和斗志。
日军在平型关受挫以后，调动兵力反扑。阎锡山收缩战线，利用位于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同蒲路纵贯南北的忻口要隘组织战役。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切断了日军与大同、张家口联系的交通线，造成其粮食、弹药、油料等供应中断，不得不借助飞机运送给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九六团于10月19日凌晨，突袭代县西南的日军阳明堡机场，摧毁飞机24架，使日军一时失去空中优势，减轻了国民党军的压力，相对稳定了晋北战局。
日军攻击忻口未遂，又调兵沿平汉路南侵保定、石家庄，配合进攻忻口的日军夺取太原。在这紧急关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在黄崖底、广阳、户封村等地阻敌西进。由于娘子关一带国民党守军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忻口、太原处于日军包围之中。阎锡山为集中兵力固守太原，撤掉忻口守军。进攻忻口的日军跟踪南下，与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在太原附近会合。11月8日，太原陷落。
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为主体的敌后战场。八路军主力部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采取以部分兵力钳制数路之敌，集中主要兵力尽歼一路之敌的方略，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其中最典型的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协同作战，经过23天的激战，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18座县城，将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八路军创建了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太行山、太岳山等山区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战略展开。
自出师华北至1938年10月，八路军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1万多人，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创建了几个较大区域的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1937年10月，聂荣臻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山西五台山地区，于11月7日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11日，又在河北阜平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以宋劭文为主任的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同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晋察冀区党委。随后，向冀中、冀东、平西地区发展，开辟了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宋时轮、邓华、李运昌领导的冀东抗日根据地（不久发展成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萧克领导的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第一二○师进入管涔山脉，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李井泉奉命率第一二〇师部分主力组成骑兵支队挺进绥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后来，晋西北、大青山两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深入晋东南，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不久，同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等抗日武装开辟了太岳抗日根据地。随后，以太行山为支点分兵向平原发展，建立了冀南、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行为中心，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组成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秋，活跃在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等地的抗日游击队，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整编为由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的山东纵队，建立起统一的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巩固和发展了这一根据地。
从1938年4月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在华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新四军所属各支队分别开进长江下游苏皖地区，创建了苏南、皖南和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皖东、豫苏皖、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沟通了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联系，打击并钳制了日军在华中的兵力，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