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1年，蓄谋侵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用四个月时间强占了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围剿”各路红军和各根据地。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军队发动第四次“围剿”。他的战略部署是：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7月，开始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治上排斥异己，军事上盲目轻敌，致使徐向前、陈昌浩等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虽然给国民党军以重创，自身也遭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于1933年2月，经陕南入川北，开辟川陕边根据地。
国民党军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又对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在总指挥贺龙和先后任政治委员的周逸群、邓中夏等领导下，多次取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但由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后在行军途中牺牲）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方针，反“围剿”斗争一再失利，被迫撤出湘鄂西根据地转战贵州，开辟黔东根据地。后来，任弼时、王震、萧克率红六军团前来会合，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蒋介石“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逞后，于1933年初调集40万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以第十八军军长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担任主攻任务。这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易守难攻的南丰、南城。尽管他们在此之前取消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但周恩来、朱德等仍从实际出发，坚持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在运动战中诱敌深入、消灭敌人，取得了黄陂和草台冈地区两次伏击战的胜利，歼灭陈诚部精锐主力近3个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根据地扩大到湘、赣、闽、粤四省，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人，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鉴于前几次失败的教训，他对“围剿”的方针和策略进行了调整，采取修筑碉堡，层层包围，“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战术，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根据地进攻，以50万军队重点进攻中央根据地。
面对蒋介石发动的新一轮“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指挥战争。他们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否定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和运动战原则，迷信阵地战和消耗战，坚持“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主张，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拼死较量。
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对革命形势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在政治上就不能与反蒋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如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在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推动下，于1933年11月20日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一道，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与红军停战，联合反蒋抗日。中共临时中央不予支持，结果坐失良机，使蒋介石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包围，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增加了困难。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发展宗派主义，进行过火斗争，排斥和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甚至正确意见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现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等拼命主义口号，并亲赴前线督促中央根据地红军落实。经过18天血战，中央根据地防线被全部攻破，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将红军围困在瑞金、兴国、雩都间的狭小地区。为保存实力，摆脱“围剿”，中央根据地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由于沿途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惨烈的12月湘江之战之后，中央根据地红军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红军广大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要求纠正“左”倾错误和更换“左”倾领导人；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干部也转到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红军攻占贵州北部重镇遵义之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列席会议的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刻不容缓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针对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报告，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单纯防御路线，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未来的军事方针，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会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会议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取得长征的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下，采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穿插于云、贵、川之间，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四川大凉山彝族集居区，强渡大渡河，摆脱几十万尾追的国民党军，随后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与从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北上，经草地到班佑（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指挥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北上，计划经草地到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对中央的决定阳奉阴违，按兵不动，反对北上。中共中央遂决定率右路军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到甘肃哈达铺（今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西北），改称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新掌握的陕北红军活动情况开会决定，前往陕北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红十五军团是由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的。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陕北吴起镇。11月3日，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途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25000里，胜利结束长征，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落脚点。而张国焘却顽固坚持错误主张，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南下，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中央”，其分裂主义行径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等坚决反对。
1936年7月2日，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三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简称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和共产国际的催促下，张国焘被迫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今甘肃白银市会宁县）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南）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一个月后，在今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西北的山城堡，同追击堵截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行了最后一战。这次战役以红军的全胜，宣告了长征的彻底胜利，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不同的地方出发，经由不同的路线，冲破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历经两年时间，长驱6.4万余里，纵横14个省，创造出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的伟大奇迹。这场惊天动地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毛泽东评价长征的历史意义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正因为如此，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正当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的时候，历史的潮流要求中国共产党再接再厉，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怀信心地带领中国人民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