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不仅仅是讲学的场所，也是具有藏书功能的古代图书馆，甚至还是祭祀的祠堂。
（一）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藏书事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从周朝的王室文库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级的藏书楼，到秦汉时期的石室、金匮、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等等规模更大。
随着封建文化的发展，从南北朝时代起，在官府藏书之外，中国还出现了私人藏书家建造藏书楼的现象。
到了唐代，书院的藏书规模较前代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官办书院与民办书院的藏书规模有很大差异，官办书院藏书数量甚至会是民办书院的几十倍，私人藏书家开始为藏书楼命名。唐代书院最初的藏书制度是由宗族家法来规范的，它标志着书院藏书已由自发阶段发展到了自觉阶段，藏书制度初步形成。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促进了纸张的大量使用，大大增加了社会上书籍的数量。另外，当时书院的主要职责不是讲学而是藏书、修书。
到了宋代，书院基本上成为教书育人的中心，其主要职责是讲学、释疑解惑。但是，书院的藏书功能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增强。书院藏书在宋代得到大发展，藏书规模成为衡量书院的标准之一。当时著名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等均藏有大量的书籍。位于庐山脚下的陈氏东佳书院（又称义门书院）就因藏书之丰而闻名于世，甚至号称天下第一。宋代初期著名华林书院的藏书更是让人叹服。进入华林书院之后，一字排开的高大书橱非常令人心动，里面珍藏着浩浩荡荡的卷帙，这也大大吸引了四方学子来此求学拜师。
对于华林书院的藏书量，记载不能确定，但其藏书规模肯定已然超过东佳书院。应天府书院在成立时就是已经“聚书千卷”。宋代书院在藏书方面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万卷之多的书籍，据记载，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因此，鹤山书院名声大振，宋理宗为其亲题匾额“幸有鹤山房，图书绕梦香”。总之，宋代书院的藏书都很丰富，这为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文化事业。
元代的书院藏书随着书院的发展一起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发展也相应较为缓慢，其藏书来源于募捐、书院购置、书院刻书等途径，书院藏书得到充实与完善。
明朝，书院也有兴旺的时期，白鹿洞、东林、岳麓等书院的藏书非常可观，但书院藏书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藏书的数量也不是很高，藏书多注重实用。然而，明朝书院的藏书楼建设受到重视，图书管理制度也进一步得到完善。
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清初，书院起初被压制，清朝统治者的政权稳定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兴创办书院，书院在藏书方面迅猛发展。历代的统治者和学者都非常重视书籍的收藏、研究和整理，到了清朝，随着考据学派的兴起而对文献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清政府拥有七座藏书大楼，几乎搜集 了当时全部 的书籍，名称都以“文 ”字为首， 第二个字则带有“水”字旁，象征着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即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淙阁、文汇阁、文溯阁、文澜阁。
（二）中国古代书院的藏书特色
书院在建立之初，在图书收藏的数量和品种上涉猎广泛，且不拘版本的优劣。然而，在内容上还是有所侧重的。
第一，重视正史、正经的收藏。儒家经典成为书院藏书的重要内容。当然，这是由历代王朝为达到维护其统治和封建教育统一学子思想的宗旨所决定的。除了一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也会因各书院学派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比如宋代藏书多与书院山长个人的学术倾向有关，各具特色。宋代书院多为学派书院。比如，因为宋代以周敦颐、张载、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在全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故当时书院藏书多为传统经学和理学书籍。南宋以后，各书院开始重视理学著作的收藏，理学家提倡的儒学经典以及理学大师所撰讲义、注疏、著述成为书院藏书的主要部分，这与当时学术界大力追捧理学的风气大有关联。清朝后期，西学东渐，一些学院响应社会变革趋势，更新教学内容，故此一些时政、西学和自然科学著述被大量收藏，如张之洞在湖北创立的两湖书院。
第二，书院藏书围绕书院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内容各有侧重。书院自唐代后期，已由单纯的收藏图书逐步转化为封建社会的教育基地，书院藏书是为师生教学而服务的“学校公共图书馆”。其不追求版本的珍贵，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重点。
（三）管理古代图书馆
因为书院藏书的增多以及山长传道授业的需要，使得书院围绕图书的保持、管理等方面形成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
1、图书的征集与收购
一是皇帝赐书。历代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正文、正经、图书。例如，北宋、南宋及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代，岳麓书院均有赐书。唐代的书院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其藏书当然多为朝廷所赐。宋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雕版印刷术的进一步普及，社会上流通的书籍量大大增长，除了皇家仍然不断给书院赠书（著名的四大书院均得到过皇帝赐书）外，各地方政府和官吏为了博取文雅、维护社会稳定，也常常捐书给书院。
二是地方官员、士子名绅以个人的名义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主动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也有学术大师会为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而把自己的书籍捐给书院，藏书显得丰富多彩。这类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就曾将人赠送他的《汉书》44卷，全数赠给该书院。咸丰初年，由于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恢复藏书，带头捐献862卷 书籍。
在他的带动下，士绅学士纷纷捐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熊希龄等捐赠120种“新学”图书，标志着岳麓书院的藏书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书院的这些募书条例切实考虑到了捐书者的利益，是对他们捐书行动的大力动员与鞭策，这对当代图书馆的藏书募集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里需要重点提及的是，许多书院还采取相应措施嘉奖和鼓励捐赠书籍，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对捐赠图书的倡导及书院自身对社会各界捐书者的鼓励推动了书院藏书的发展。在宋代，朝廷和各级官吏积极倡导向书院捐赠书籍及财物，并使之成为一种风尚，在社会上起到了表率作用，对士绅也起到了鼓励作用。此后的历代王朝都延续了这种风尚，这种聚书兴学的风气惠及当世，德泽后世。
三是书院自筹经费购买，或刻书珍藏。历代封建统治者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一般都会鼓励设置书院，有时分拨学田予以经济上的支持，书院自身亦经营各种产业，产出所得用于购置和刻印书籍。到清代，政府针对书院购书有了相对稳定的拨款，这使得书院的藏书增长有了重要保障。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代图书馆建设也很有仿效意义。
这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启动了中小学图书馆配书、建设农村书屋等工程，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中小学图书馆和农村图书馆建设都取得了飞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