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在上海的慈溪商人洪宝斋倡议筹建了“四明旅沪同乡会”，翌年更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这是近、现代宁波商人从个体走向群体的开始，标志着近、现代“宁波帮”作为一个群体组织在上海乃至全国亮出了它的牌子。
20世纪20-40年代是“宁波帮”的活跃期，他们以上海为阵地，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留下了他们的创业足迹，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业绩：他们参与商贸活动，足迹遍布中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开创现代金融业，在上海创造出中国金融奇迹；他们投资建筑业，在上海留下近半数且至今仍有名气的楼宇……他们更是爱国忧民，提倡购买国货，编纂教科书，办报纵论时政，涉足娱乐事业，等等，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
1949年后，因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环境变迁，“宁波帮”的活动场所转到了港台等地。在香港，以王宽诚、董浩云、包玉刚、陈廷骅、曹光彪、邵逸夫等为代表，“宁波帮”在航运业、贸易业、轻纺业、影视业等作出了相当的成就。在台湾，翁明昌、应昌期、张敏钰、张东平等，为台湾的经济重建与起飞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他们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宁波籍人士和宁波人后裔一样，延续了“宁波帮”艰苦奋斗、诚信经营、务实开拓等创业精神，成为港台及海外“宁波帮”引以为傲的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内地急需大量的外资、侨资和港澳台资投入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们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捐资办学，投资设厂，开始了新的征程。邓小平先生在北戴河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回乡建设的热情。“宁波帮”作为一支有别于其他的力量，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这面大旗下再度聚集在一起，开始创造新的辉煌。据有关报道，自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31年以来，宁波市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内地捐赠金额高达72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宁波市的捐赠金额达12亿元人民币。
二、“宁波帮”的定义
顺应时代的发展，本书认为，如果仅将“宁波帮”定义为20世纪20-4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宁波商帮”，“宁波帮”无疑只是一个具有当时历史意义的名词。这样的“宁波帮”定义是没有生命延续活力的。一方面，以商而论，中国人对历代的商家进行考察，得出“富不过三代”的结论（当然笔者在此并非是说如今的“商帮”也缺乏延续力），由此，20世纪20-40年代的“宁波帮”大多已进入历史，即使扩大到台港澳以及海外的宁波商帮，则“宁波帮”也只是一小部分，其组织和人员的延续性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衰。如今家族企业管理已纳入现代化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一狭义定义的局限性必将使“宁波帮”失去更多的生命光辉。另一方面，如果仅从地域上界定“宁波帮”的人员范围，又固化了人们对“宁波帮”的动态认识。
如果我们从商帮意义上讲，在经历了30多1敢年的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宁波本土企业正在崛起，它们不仅具有“产业分工明确”，并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聚”的新特点，况且近年来大批宁波企业以收购、并购、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等方式纷纷走出去，形成了一批新的“宁波帮”，他们正在异乡缔造今日“宁波帮”的新的辉煌，也在为家乡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还应看到，在1949年至1978年间，尽管由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使以商帮为特色的经济活动在中国大陆趋于停顿，但在其他领域，如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等领域，宁波人依然在默默地作出他们的贡献。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他们蓄势待发，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储备了大批的人才力量，这点我们单从两院院士有94位宁波籍人士就可以看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早被人们所公认的结论，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单单局限于经济建设，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人士投入到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当中。因此，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和谐中国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从广义和动态的角度来定义“宁波帮”，这样“宁波帮”的意义才会更大、价值才会更高，对祖国和宁波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事业才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曾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理论指导思想，但由于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相关国家的国情相结合才能产生蓬勃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理可推，“宁波帮”的定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宽泛的，也是动态的。没有这样的定义原则，邓小平先生对“世界宁波帮”的号召也就没有现实意义，“宁波帮”也只能随着时间脚步的向前而走入历史。
综而言之，从多个角度考察分析，“宁波帮”的含义应是宽泛的、动态的。从地域上看，应包含宁波地区（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以外的祖国大陆地域，以及台港澳地区及其他海外地区；从人员构成看，它不仅仅是宁波商帮人士，它应为各行各业的宁波籍人士和宁波人后裔组织；从时间上看，它不是定格在20世纪前期的活跃在上海“宁波帮”，也不仅仅是1949年后泛舟于港台及海外的“宁波帮”，它应是包括明清以来在宁波地区以外的祖国大陆和海外地区的当代乃至今后的宁波籍人士和宁波人后裔。
第二节 “宁波帮”的崛起
“宁波帮”崛起于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代，他们奋斗在殖民入侵、官僚盘剥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着民族工商业。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曾经称雄中国社会的“晋帮”、“徽帮”、“粤帮”走向了衰落和消亡，唯“宁波帮”却仍兴盛发展。究其根本原因，不得不承认：正是“宁波帮”特有的“文化”结构，使他们“顺应”了中国社会当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滑落的“阶段性”历史趋势，选择了发展民族产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
“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鄞县通志》）鸦片战争后，“宁波帮”不仅在上海的经济活动中居举足轻重地位，其势力已扩张到长江中上游商业重镇、沿海港口城市、全国各通都大邑，乃至僻远的山城乡镇。在海外，“宁波帮”商人也遍及日本、欧美各国、东南亚地区，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据《鄞县通志》记载，“宁波帮”在我国内地的活动地域有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吴县（苏州）、常熟、临海、兰溪、严州（建德）、温州、长兴、无锡、盛泽、扬州、徐州、怀宁、芜湖、南昌、江陵（沙市）、应城、长沙、巴县（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等地。特别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重庆、沙市、苏州、杭州、温州等通都大邑，“宁波帮”456蟔势力尤雄，不少“宁波帮”商人成为当地商业巨子。他们或是垄断行业，或是操纵商团，成为当时经济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以“会所”、“同乡会”、“商会”为组织形式，内接外联，活跃在近代社会的经济舞台上。《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说“宁波帮”是“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中国会馆志》则称宁波人在上海的“势力最为雄厚”。
一、“宁波帮”的地域分布
从史料与实际情况看，“宁波帮”的地域分布是颇具“雄心”的。
（一）上海
“宁波帮”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四明公所年庆会会规碑》称：“吾四明之邑，地狭人稠。梯山航海出国者固属众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鸦片战争后，外国洋行、银行麇集上海，使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各通商口岸之间的商贸网络，以“买办”为核心力量的“宁波帮”自然趋之若鹜。
据史料记载，宁波邻近上海，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加之太平军进军宁波期间和辛亥革命前后，宁波的豪门望族和殷实商家闻风避居上海外国租界人众，使旅沪甬商大增。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增至10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1797年四明公所设立，1819年浙宁会馆设立。鸦片战争后，宁波工商业者在上海按行业分帮，分别建立各业各帮会社。1903年，这些各业各帮的会社都总汇于四明公所。1909年，慈溪人洪宝斋在汉口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第二年改名宁波旅沪同乡会即当时人们公认的上海总商会，在福州路设事务所。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由宁波籍商人组成和主持，其发起者是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的严信厚。
（二）天津
天津是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是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集散地。天津未开埠前，“宁波帮”商人就不断从海路来津经营南北土产、洋广杂货。
1860年天津开埠，“宁波帮”在津势力迅速壮大。天津湾运局总办张友堂是宁波人，“宁波帮”商人经营的大型帆船往返行驶于宁波、上海、天津各埠，曾给同乡很多方便。据记载，“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其中不少人成为外商买办，活动范围甚至渗透扩展到法租界，使天津成为近代宁波商帮在北方的大本营。早期设在法租界的宁波商帮名店有冠生园南味店、李同益呢绒店等。
“宁波帮”头面人物如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隗、叶星海等，都曾活跃在天津商界。慈溪人严筱舫曾为李鸿章镇压捻军转运饷械，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委任严氏督销长芦盐务和河南官运事，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任内，严氏开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又在巨商胡雪岩和叶澄衷的支持下，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总店，并在京津两地和江南各省设立源丰润分号10多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汇兑网，经营国内总汇和商业拆放业务，兼营官府存放款业务，盛极一时。与此同时，严氏还在天津估衣街开设物华楼金店和老九章绸缎店天津分店（老九章绸缎总店设在上海），这两处店生意兴隆，10余年间积资巨万。与物华楼金店齐名的，还有天津恒利金店。这是北京四大恒之一恒利银号的分号，股东多为慈溪人。
与老九章绸缎店齐名的，还有大纶绸缎庄。大纶绸缎庄创办于1917年，是天津绸缎业名店，店主虽是湖州南浔人，但是经理宋子良，副理袁庸年、何镇升，以及大多数职工都是宁波人。
镇海人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号，1878年在天津英租界设立分号，除做五金生意外，兼代理美孚公司煤油和英美烟公司卷烟，并凭借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附设信裕公司专做军火买卖，后又开设大庆元票号经营汇兑及存放款业务。此外，叶氏还在天津经营地产生意，廉价购进，高价售出，获取厚利，成为天津商界颇有影响的巨商。
鄞县人王铭隗1878年到天津，初任老顺记五金号天津分号副理，后又任德商泰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商礼和洋行买办，并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他做军火生意获利数百万，对宁波同乡到天津谋生的都热心为之引荐：懂得外语的，竭力推荐到天津各大洋行充任买办；想经商的则设法资助资本，从而使“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
镇海人严蕉铭1882年到天津经商，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是天津商界颇具声望的买办。镇海人叶星海1887年与德商吉伯利同来天津创办兴隆洋行，“宁波帮”的有名买办李组绅、李组才也在兴隆洋行买办公事房里做事。宁波人李正卿1888年到天津任兴隆洋行买办，后又相继任比商良济洋行、兴隆洋行、美丰洋行、天利洋行买办，直至经营三北轮埠公司天津分公司，他为近代天津航运业的发展创下了卓著业绩。
此后，天津的“宁波帮”声势益壮，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甬商经营的。天津的进出口贸易、西服业、南北货运业、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中，宁波商帮都有相当大的势力。
1914年，慈溪人王品南与英商费巧尔合作在天津海大道开设永丰洋行，任买办，在猪鬃出口行业中获利甚丰后，挟资大量购置房产，并在日租界北旭街开设天宝金店；1928年又在法租界葛公使路开设福禄林中西大菜馆和舞厅。定海人方若，1900年与王铭隗等人在天津合资开设利津房产公司，在日租界购地40余亩，从事房地产租赁业务。
北京同仁堂乐家后裔乐达仁1914年在天津开设达仁堂，后在汉口等地设立18处分店。天津达仁堂建有生产车间大楼1座、药材仓库大楼1座、鹿圈4处，还开办达仁铁工厂、达仁参号、广生达药庄、达仁女子学校。1935年乐达仁病故，由他的侄儿乐肇基、乐松生接任经理、副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