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适应的策略与方法
跨文化适应是一个有许多周期的过程
科奥斯认为，文化休克是人们来到异域他乡，绝大多数都会经历的一种心理上的迷惑和失落。这种迷惑和失落，往往来自你所遇到的不同于习惯中的做派、感知、价值观等等对你的撞击。而这些撞击又威胁到你潜意识里最基本的一种认定，即自身既有的文化、种族及其派生的一切总归是对的。也就是说，当你所熟悉的参照物——小到日常琐事大到信仰体系——在新的生存环境里逐渐淡化、消失时，剩下的就是一种失落。从不知所措到找到自我是有一段过程的。科奥斯在书中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欣喜（initial euphoria）。这种欣喜往往有点过度，而且来得快去得快。对新环境新事物充满好奇，对自己新生活无限憧憬。
第二阶段，烦躁、敏感（irritability and frustration）。孤独、想家、消沉，甚至对当地文化下的人们充满敌意。常常伴有生理上的不舒服：头疼、精疲力竭、没有胃口、睡眠不好、常常感冒。
第三阶段，逐渐调整（gradual adjustment）。进一步了解对方文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考习惯，努力去适应，能够与该文化下的人们有效合作。
第四阶段，适应二元文化境界（adaptation biculturalism）。不仅适应，而且开始欣赏新文化当中的好处，甚至意识到新的文化在某一些方面，比原来的文化更优越，能欣赏新的文化了。对方文化相当熟悉，能够认同对方文化并融为一体。
跨文化适应的四大策略
跨文化适应，无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公民个体，都有四大策略类型：
整合型、同化型、边缘型、隔绝型。
如严文华老师总结的：中国留学生“文化融入”三策略：
边缘化（留学相当于炼狱：国外远不如国内，但为了父母和学费，熬到毕业就回国）
同化（我终于彻底过了语言关：现在完全不与中国人来往，尽量让本地人感觉不到我是外来者）
整合自己和他者文化，建立第三种文化（如鱼得水、文化整合：保留原有身份，但也同时拥有新的文化身份）
这里没有谈到隔绝型，应该就是指因为各种原因，不同文化不允许交往、不可能交流、不想交际的情况。不过所谓“隔绝”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不同的文化若生活于同一社会空间，短期内可能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可能建造类似“长城”或借助自然天堑形成“看不见”的相互抵御和对峙，但既然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彼此都需要发展和壮大，那么总有一天是要交流甚至交锋的。所以一旦交流，就仍是需要共同决定是整合、同化还是让某方边缘化的。
例：许多惊人罪案的犯罪原因是严重的文化休克
2009年11月20日，美国托管地塞班岛发生枪击案，造成4死9伤，凶手为42岁的中国国民。案件起因是他所工作过的射击场老板拖欠其工资。
分析：其实这位华人可能经历了严重的“文化休克”，缺乏相关的常识和自救方法，最终在绝望中铤而走险；也就是当他觉得自己“孤身一人”进入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他曾经努力打拼和适应，但由于未满足预先期望而逐渐积累起一些迷失感和挫折感，又由于这种累积的消极情绪因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无法倾诉、无处宣泄，也无法深入地与他人，尤其是老板交流和沟通，尤其是无法有效地交流与沟通，也无力获得新文化环境的法制和舆论支持，所以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
从跨文化适应的角度看，人们应该警惕自己在新文化环境中的“暂时性的社会隔离”问题。面对异文化对自身心理、价值观的冲击，要了解“文化距离”理论，了解“文化休克”的时间和程度是受到母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差异度影响的，比如中西文化之间的差距肯定要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大，相比之下更难在短期内适应。
另外，每个人的个人心理特点、交际能力、对目的国情况的知识准备、对跨文化交际的期望等因素都是影响的因素。
就跨国留学和生存中的“暂时性的社会隔离”而言，很多“新来者”会在一段努力但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敏感到自己是被“疏忽”的或被“疏远”的。这种感觉也表现为新来者会更多地注意到负面的信息，并将之理解成敌意和排斥异己，进而激化成公开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其实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传播双方共同商定的，是在传播者与他人发生交往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也就是显示在新来者与异文化的关系之中。人们在自我身份的认定过程中越觉得安全就越乐意进行跨文化行为，越觉得脆弱就越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感到焦虑不安。换言之，新来者感觉与居住国文化“疏远”，这其中并不一定是因为他者的敌意、矛盾或者冲突，而很可能是出现了交流有障碍、信息有缺失、传播有疏忽。新来者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被排除在他国的社会文化之外，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一种高语境文化，西方文化大都是低语境文化，这种差异也极可能在海外华人与他者交往时形成了一道妨碍交流的“文化屏障”。高语境文化的人在与人交往时，会情不自禁地将大部分最重要的信息“暗示”出来，或者暗示于语境情境之中，或者内化在个人的非语言行为之中，极少传达在被编码的、清晰传达的讯息中。比如这位塞班岛华人移民平时在与人交往时，可能希望少说多做，用行动体现自己是一个勤奋朴实的人；在与他的老板交涉时，他也可能期待老板从他的心情和处境中“领悟”他是一个新移民，没有工资的话可能家庭生活会出现严重状况，如果老板能“主动”考虑自己的特殊情况，就不会逼他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讨工钱等。但这些言行模式都可能是不被理解的。
高语境文化的人群也往往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人群，也就是更倾向于将人区分为“我们”和“他们”、这一类事与那一类事，而不是我与他、这事与那事。这位华人的气愤和行凶时的冲动，也很可能是由于他觉得老板的行为不是针对他的，而是所有塞班岛人针对所有华人移民的，或者说他会觉得自己需要代表大家抗议一下，或者说他会觉得自己的失败不仅让自己作为个体在他人眼里很没面子，而且会让他的全家，甚至所有移民来这里的华人都很没面子，在这种“集体”思维和“面子”思维中，一个弱者也可能会突然变得不顾一切、极为狂暴。
文化习惯总会影响人们在交往中选择什么方式，以及忽视什么方式。
相比之下，低语境文化背景的人，在人际交流中倾向于将大量的信息蕴藏在清晰的编码之中，比如这个美属塞班岛的老板在中国移民的第一次讨薪时，向他解释了自己为何拖欠的原因，这个“清楚解释”了的“具体”原因就可能让他觉得自己已经说清楚了，然后就不必再重复解释了。只要这个具体原因没有得到解决，他的工资就不可能发放。而中国文化背景的华人移民则可能认为他说的都是“托词”，真实的原因他是不肯“说”出来的。
低语境文化往往也是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认为社会交往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是就具体事务进行的具体问题思维的交流，他可能很难理解高语境文化的人会认为的“话中有话”、“话外音”，一个人的言行可能不是针对一个人的，而是“杀鸡给猴看”的等等，他的思维是更技术性和问题导向的。
再加上如果这个老板完全没有跨文化的素养和常识的话，他就不可能敏感到自己与一个异文化背景的下属之间的不愉快，如果不及时调整和沟通，是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的。
旅行者和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
治疗文化休克的最好方法？没有万全之策，需要自主选择
一般而言，建立第三种文化的整合策略是更佳方案。因为所谓第三种文化是指通过跨文化交流，主客文化都因此得到改良和提升，并在交流中自然形成第三种文化，而不是指一种更好的文化如何说服了、或者征服了另一种文化。
但事实上，如何针对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应策略选择？由于四个原因，没有大一统的药方。只有各自不同的好或更好。
一是个体差异，如出国动机、经济状况、身份等。
二是在东道国的生活经历并不一定能让人的适应性增强。异文化并不能自动让旅行者或旅居者增加对东道国的好感和接受度。只有在先前有好感的前提下，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积极感才会加深。而这个模式的假设是：人们的适应是以积极的情绪为特征的。
三是跨文化适应的过程说，只讨论了“积累—渐进型”变化，由于可能有四种不同策略的个体，所以“积累—渐进型”只讨论了整合型和同化型，没有讨论隔绝型和边缘型。所以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多类型说”来弥补。
四是旅居者有多种情况：旅游者、外派者、难民、政治避难等。应该有不同群体的文化适应具体建议。
例：澳洲人对中国人是什么态度？
对旅行者来说，对他国的不了解会让我们产生“文化休克”，比如一位浙大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班的同学回忆说：2007年5月，我跟着旅行团在澳洲黄金海岸逗留了一天一夜，吃完晚饭我独自一人去黄金海岸的中心商业区闲逛。晚上9点，在街心的一个小广场上，我停下来看露天的小提琴表演，整个商业区我没见到一个华人。
我正好奇地盯着表演者和欣赏表演时，一个身材健壮、穿黑色T恤的“老外”从我面前走过，突然飞起一脚，把扫地工手上的畚箕朝我踢来，畚箕很轻软，我腿上倒不疼，但灰尘纸屑扑得满裤子都是。那老外踢完后面对一身灰尘的我，就跟没事的人一样，往前大步流星地走去，我又惊又怒地问扫地的“小印度”：“刚才看清楚没？是怎么回事？”小印度一个劲地说：“对不起！”还说他也不知道那人怎么会这样。我拔腿就追，追过几条街后也没见到刚才向华人旅行者“施暴”的那个黑衣老外。
在沮丧地走回酒店的路上，我依然没见到有中国人，穿马路时一辆HOLDEN在快开到我面前时突然加速，只听副驾驶座上的一个老外不怀好意地对我狂叫：“HEY！Chinese！”当时我正走神，猛地被他和这辆突然加速的快车吓了一大跳，若不是年轻和反应及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国人都认为“西方人”相对友好、文明、讲礼数，其实在澳洲这样一个多为囚犯、农民后裔的国家，从他们的最爱的运动（橄榄球、冲浪），就可以见识到他们骨子里的“野蛮”与躁动。奉劝国内的旅行者不要想当然，以为去了澳大利亚旅行就是去了发达国家旅行，其实那地方不文明的事、歧视华人的事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分析：中国人在海外多年树立的形象其实十分复杂、总体欠佳或不理想，而最近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国力迅速提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跃升明显，“中国制造”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规模最大，中国向海外移民的数量激增和在海外运作事务的能量惊人，都使得诸多西方国家的从业者和管理者感受到“威胁”或压力，因此导致了许多“民间”敌意的产生。应该说，这种敌意是盲目的、被一些媒体舆论煽动的。而且往往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是缺失的，所以中国旅客往往会心理准备不足、应对经验缺乏、安全意识薄弱。
作为短暂性停留的游客，尚且可以体会大街上公然的“排斥”言行，更遑论长期定居在外国的华人，经常要面对各种在异国他乡不被尊重的事情或不友好的邻人。在很多“老外”的文化产品里，如电影电视和报纸杂志中，“华人”比其他少数民族如非裔美国人、印度人、南美人等更“狡猾世故”、“不守法纪”，在他们看来“华人”也比其他少数民族更没有社会地位，更不用说与主流人群相比较了。这种普通民众中间没来由的、根深蒂固的对华人的不信任其实是有“普遍性”的。这也就是跨文化交流中所讲广泛存在、人皆可得的“我族中心主义”毛病的具体表现。它不会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而自动清除，只会转变花样和更替歧视与不信任方式；它只有随着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多的有成效有结果的合作与互惠，才可能逐渐减轻和舒缓。
全球化浪潮和信息世界的便利，让更多的各国政府和上层人士之间建立起稳定的交流机制和沟通渠道，这也是我们为何在新闻联播中更多地看到“亲切接见”和“友好访问”，看到各国的“金领”、“白领”及中上层人士能同步分享“公开课”、“美剧”和“大片”，应该说人皆可得的“我族中心主义”毛病在许多官方和正式的跨文化接触当中是轻易看不出来的。虽然我们常说：政府与人民要分开，集体与个体要区别，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遭遇被“他者”化（妖魔化或美化）的现实。
另一方面，这位经历文化休克的中国旅客在想到其实澳洲是“一个多为囚犯、农民后裔的国家”时，也脱口说出了自己的定型观念与偏见。如果翻阅一下澳大利亚文化的自我介绍和历史教材等，就会发现澳大利亚今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了对自身多元文化的不断反思和改造，以及与英国“母国文化”的数次断裂和重返，借助了当代外交与各国文化的多元合作关系，才取得了惊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