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扶助方法在非政府组织中开始施行，即强调被扶助人的亲身参与和对他们声音的倾听。非政府组织机构开始呼吁出台一项以人为本的扶助计划，使得机构和社会有能力更加支持平民依靠自身努力，掌握主动权，自己承担义务，防止贫困蔓延。依据先前的经验，各个非政府组织开始意识到需要在分配资源时，将分散的权利统一收归扶助机构，并与被扶助对象的自我统筹相结合。这种新的扶助方法源于对贫困认识的改变。原先贫困通常被视做缺乏维持生计的最基本食物摄入、有形资产（如土地、住处、衣物及其他）和人力资本（如教育和技能）。因此，援助计划———最初由非政府组织实施———的目的被局限在提供技术援助和保证基本医疗保障、水源供应和创造收入来源。然而在这之后，贫困被更多的人视为是政治问题，即由于受到剥削、不公平待遇、政府忽视和决策失误的影响而引发的一种无助的状态。因此援助计划的目的也从仅仅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发展为通过游行、宣传和动员活动，力争消除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这样的一种崭新思维在学术界引起了共鸣。20世纪90年代，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一项基于权利的发展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发展不再与人权分离开来，而是与人权一样，都是社会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森对“发展”的定义是，对每个人的能力或享有的基本人身自由，以及按照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方式生活的能力的扩展。对此他还补充道：“尽管如今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的高，当今世界还是剥夺了不少人的基本自由———也许是大多数人。”事实的确是这样。用森的话讲，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剥夺“导致了贫困，也导致了专制；导致了经济缺乏发展机遇，也导致了大规模社会剥削；导致了对公共设施的忽视，也导致了对强权国家的过度反应”。把发展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旨在表明以下两点：首先，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那种着眼于资本、知识、技术转移的传统观点已不足以消除因剥削和不公正待遇导致的贫困。其次，人类需要免受来自外部的威胁，即暴力、恐吓、剥削以及制度不公正———这种观点正日益为人所熟知。
尽管国家在维护人的安全的过程中担负主要责任，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国家本身就是人的安全问题的一部分。当贫困的社区或是个人严重依赖国家机构来获取安全保障的时候，国家一旦分裂，他们便被暴露于威胁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和苏联以及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这种威胁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感觉到自己已被国家抛弃，由于政治动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在印度尼西亚，穷人们把导致自己贫困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对财政支出的削减和就业机会的锐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是评论）。他们的这种不满和抗议在多数的游行示威和暴力冲突中得以充分表露。事实上，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社会暴力冲突事件由1997年的15起增加至1998年的124起，1999年达到了300起，2000年达到了408起，直至2001年的233起。同时，由于这些暴力冲突而死亡的人数在1997年共计131人，1998年1343人，1999年1813人，2000年1617人，2001年1065人。伴随着这些暴力冲突事件数目的增加，国家官员逐渐丧失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公信力。穷人们为了表达内心对于国家官员的失望，通常把这些官员叫做“骗子”、“诈骗犯”、“投机者”，或者直接叫他们“盗贼”。
印尼的案例说明贫困和冲突是紧密相关的。世界银行的易布拉欣·巴达威（Ibrahim ElBadawi）认为，内战和贫穷联系紧密，这种联系不可分割。内战破坏了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导致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失业增加，社会割裂，人身面临更多威胁，因此也就造成了贫困的出现和加剧。另一方面，贫困也为冲突埋下了火种。依据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论断，收入和资产的分配不均，尤其是发生在种族间和社区间的不平等，会导致严重的暴力冲突。卢旺达似乎是贫困引发严重暴力冲突的极端案例。安德鲁·斯多瑞（Andrew Storey）论述道，20世纪80年代具有家长式作风的地方自治主义制度保证了土地和收入分配的平等，然而到了90年代，这种制度沦落为一种“野蛮的个人主义”。这种新的财富分配方式导致了胡图族（Akazu）的首领们逐渐接管了那些先前由有着图西族血统的债农所控制的土地。当贫困加剧、土地愈发稀缺时，为了生计的争斗夹杂着种族仇恨，顷刻间演变成一场自二战以来最为血腥的种族屠杀。
亚洲各国对于有关人的安全的争论还略显陌生。长期以来，与这个地区相联系的是侧重战略军事安全事务的传统安全观，阿拉宾达·阿查亚（Arabinda Acharya）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 mitav Acharya）认为，一方面是出于为了维护后殖民时代下新建立国家主权神圣性的目的，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民主的可持续性和广泛性不足。两方面原因共同导致了亚洲对于人的安全的概念略显陌生。尽管有些学者认为非军事安全应被纳入扩展后的安全观，但传统主义者对于该地区安全观的立场分毫未变。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从经济危机复苏的过程当中，与人的安全有关的事宜开始吸引更多的关注，尤其是来自决策者的关注。在由国家机构召开的各类会议上，人的安全的问题开始被述及。
泰国外长苏林·比素万（Surin PiTsuan）在“东盟2020”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了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网络之间的关系。各国就这一问题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以日本为例，2000年7月28日，日本外务省在东京举办了“国际人的安全问题研讨会”，与会者分别是来自不同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此次研讨会上，联合国难民署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Sadakoo Gata）强调，要把人的安全作为现实的必需，尤其是在重建那些在内战和国际冲突中被毁社区的过程中。另外，阿玛蒂亚·森强调了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更应保障人的安全。他同时也指出，人的安全概念的采纳需要建立在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框架之上。虽然在近期内，人的安全不会在政策规划中占据显著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的安全的话题，并就此展开广泛讨论。
贫困是如何被安全化的呢？谁是行为体、指涉对象、目标听众？
在向目标听众陈述存在性威胁的时候，哪些言辞被使用？什么条件决定了贫困是否被成功安全化？常规之外又需要哪些行动？这些问题需要将贫困作为一种超越政治化的进程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政治化进程是将一项议题置于商讨之下，是对这项议题进行选择，一旦选定，需要公共责任做保障。然而，安全化进程中的某项议题具有紧迫性和现存性的特点，以至于必须绕过常规的政治协商，直接采取超越常规的行动予以解决。如上所述，当相关行为体认为国家没能履行保护贫困群体职责的时候，这些行为体便会试图将贫困安全化。本章中，行为体（力图减轻贫困危害的非政府组织）向公众陈述了贫困问题的严重态势，并列举出了被国家忽视人群所面临的威胁。他们也呼吁采取超越常规的政治举措来应对贫困问题。因此，这些非政府组织没有指望政府采用常规方法出台扶贫政策，而是呼吁解决的方法即便不反对政府，也应超越政府之外，因为在这些非政府组织看来，政府自身便是造成贫困问题的一部分。
如果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安全化的行为体，那么也应清楚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一些人把非政府组织归类于实施各项社会活动的“志愿组织”、“非盈利机构”或者“调解机构”，而这一归类是有失严谨的，因为这一划分的范畴太广，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体育俱乐部都可纳入这样的分类。与此相比，霍奇金森（Hod Gkinson）和苏玛丽沃拉（Sumari‐walla）对该类组织的定义则更为恰当，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指“维护贫困群体、被忽视群体、权力被剥夺群体的利益的组织。这些组织提供社会救助，尤其针对那些未接受过救助的群体。在一些国家，社会福利通过非政府组织向社会分发”。这个定义是指那些担任一定社会角色，有着自身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组织。通过发挥自己的媒介作用，非政府组织力图达到至少两个目的：其一，帮助贫困群体通过自我救助来解决自身问题；其二，代表被忽视群体斥责那些威胁他们安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这样一来，在贫困的安全化问题上，非政府组织成为行为体，贫困群体成为指涉对象，而公众则成为目标听众。在陈述贫困问题的紧迫性和呼吁采取超越常规行为来缓解贫困态势时，非政府组织通常都采用最先由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使用的激烈言辞。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政府组织经常提到国家的忽视和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贫困群体不应该借助国家来解决自身问题和实现自身的发展。就贫困问题而言，行为体在安全化进程中的努力意在激起民众对于国家忽视和忽略人权的愤怒，从而达到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目的，同时申明贫困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
判定非政府组织是否成功地把贫困安全化绝非易事。原因之一在于，时至今日，我们仍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某一因素是否被成功安全化。然而，在非政府组织将贫困安全化的背景下，有三个方面可以作参考。首先，针对贫困群体生存的威胁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使得超越常规的政治行动具有合理性。其次，非政府组织作为行为体，采用何种言辞来说服目标听众相信贫困问题解决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再次，为了解决贫困问题，非政府组织将如何打破常规？上述三个因素将在随后阐述中予以探讨。
存在性威胁的识别：结构调整方案（SAPs）和穷人的失利
近些年来，尽管安全概念的扩展吸引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主义学派的安全学者们依然把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视其为安全领域内主要的指涉对象。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对内，国家通过建立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对个人和团体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做出界定并加以维护；对外，国家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他国和其他以非国家形式存在的实体行为的伤害。然而，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神圣性的推崇正日益因其对国家在保障安全方面能力下降可能性的忽视而备受挑战。过去几年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国家在保护其公民身份和人身安全、提供物质福利保障以及维护居住地环境安全方面的能力正在日益下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经历的危机以及随后政府为此做出的政策调整都表明，国家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的能力正处于急剧下降的过程中。例如，印尼、泰国和菲律宾三国政府不得不接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减少政府预算、中止政府补贴、推动公营和私营企业的合理化改革，而没有出台扶贫计划来救济弱者。对于这些调整政策的受害者而言，国家被视做压迫者，因此也就更加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出于这个原因，如果国家被当做安全领域内主要的指涉对象，那么这将导致对新安全概念的误用，尤其是在那些与印尼类似的国家、政体和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地区。
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严重的经济滑坡和随后出现的经济稳定发展期的共同作用下，对于人的安全的争论被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之上。危机使安全的概念扩展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实际收入的下降使得更多人陷入贫困，造成了食物短缺、营养不良、健康和教育水平下降、犯罪率上升、国际地位下降，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远远超出了政府依靠传统的决策模式应对危机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火计划使得国家面临了更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们。这种情况下，国家处在丧失威信的危险境地，社会开始对国家失去信任。
对于实施过结构调整方案（SAPs）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引导国家削减预算，使得国家大规模削减了对食品、医疗卫生、教育、农药化肥、汽油、煤油等领域的行业补贴。已经丧失购买力的贫民面临着陷入赤贫的危险境地，粮食营养供应摄入更加不足，患严重疾病的可能性增大。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公营和私营企业合理化改革的政策选择———通常伴随着兼并、收购、清算———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其后果是，人民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女性不幸成为第一批失业者，因为她们当中的大多数所工作的岗位对企业来说无关痛痒，例如保洁服务、文秘工作和日常职员。丈夫面临裁员的家庭主妇被迫出门上班，通常是在一些临时部门打短工。对于家室众多的男性而言，通货膨胀和实际收入的减少严重降低了他们供养家庭的能力，使得全家面临陷入赤贫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