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1988年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启发了林毅夫教授，使其采取一种老子所主张的“如婴儿之未孩”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后来，2013年在出版经济学研究之方法论的时候，他则使用了“本体与常无”作为书名。
对于《必要的改革》这本书中各个章节所谈论的问题，我想我是抱着“婴孩之心”向各位学者大家讨教的。对于中国经济，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对于必要的改革，相信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希望实现的“中国梦”。又因为生长在前言这片土地，就更有了“爱之深”的种种。
20余年前，林毅夫教授和一批同样海外归来的经济学者第一次把西方经济学带到了中国。对于实行计划经济40余年的中国而言，重建架构意义深远，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自此真正与西方接轨。20年过去了，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到观点已跳脱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胆识。也许只有人生中充满“奇迹”的林毅夫教授才能实现这种“理论自信”的建设。
周其仁教授一直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老师、媒体最关注的经济学家、中国实地调研能力最强的学者。从电信、医疗、制度到城镇化，每个话题都令读者感到酣畅淋漓，想来他纵横捭阖、挑灯看剑也是意气风发。周其仁教授对真实世界给予了无限关注，20世纪末，当他研究电信垄断时，被媒体称作“电信专家”，他纠正说“我是一个经济学者”。因为大千世界，任何商业终究逃不过基本经济规律。
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是无法忽视的现实，需要适应这个变化的不仅仅是世界，其实还有中国自己。姚洋教授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需要做的准备还有很多，这些改变将推动中国的改革，并且影响到世界的结构性问题。
再看当时20岁出头还是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学生的宋国青教授用一篇铅印的文章推翻了权威研究机构“想当然”的政策依据，并由此走上自己梦寐以求的经济学专业道路。连续的“神预测”甚至令同行都开始怀疑宋国青教授这些数据的来源。看似不可能的人生与看似不可能的成就，在宋国青教授看来，就是做研究奉行的“唯一且不会受外力因素干扰”的评测标准。
对于并不算漫长的中国改革开放来说，以史为鉴的作用不容小觑。卢锋教授所做的“十年宏观调控史”研究中提到的各个案例至少在现在看来都还是鲜活的故事，过去几十年也因此上演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若干轮回。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问题，卢锋教授认为，这也正是学者的幸运——有机会为国家和时代贡献一些分析作品。
桥梁的作用很重要，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的经济政策引发了各种猜想。而当时黄益平教授总结得精确到位的“克强经济学”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桥梁的作用。此外，还有“温室企业”等对中国经济和商业的形象描述。从投资银行回归一方书桌、三尺讲台，从香港维多利亚港到北京西郊的朗润园，黄益平教授不变的是犀利、幽默与睿智。
研究中国当今的任何发展问题，绕不开的都是迫在眉睫的老龄化问题。赵耀辉教授主持的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是目前规模最大、收集数据最详尽的一个平台型研究课题。对于国家来说，老龄化是消失的人口红利，是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是未富先老的现实，但对每个人来说，老则是再真实不过的困难：捉襟见肘的养老金、多种慢性病和老年病造成的疼痛，以及孤独和抑郁等心理问题。
医疗健康的投资热潮持续经年、高烧不退，并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集“看病难、看病贵”于一身的中国医疗系统被要求改革也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刘国恩教授认为已经普遍建立起的城乡医保体系刚刚解决了第一步的筹资问题，而公立医院体系、药品与相关服务产品的改革方才开始。后两者正因其难而更令人期待。
为什么有的《财富》世界500强在中国经营得风生水起，有的却铩羽而归？那些历经数十年发展、化蛹成蝶的中国本土企业又具备哪些特质？张黎教授说，做市场、卖产品的技巧是必需的，但一家企业如果没有对世界、对自己以及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清晰认知，就很难把企业做大。中国市场以其巨大的容量和潜力吸引全世界投资者前仆后继，中国企业也已然开启了全球投资的征程。这种情况下的竞争不是商业的竞争，而是文化与价值观的竞争。
每每有“中国崩溃论”老调重弹，总有学者和企业家提醒大家看一看深夜和假日还在加班的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复制到中国（copy to China）到底是不是中国创造的唯一出路？杨壮教授认为，创新并不仅仅指技术，更是全社会生态系统的构建。毕业生们的职业选择是对社会冷暖最直接、最准确的反应，而在过去十几年间，毕业生中投身于民营企业或者自己创业的比例越来越高。
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不会消失，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朴素的常识、远观山水的方法，拥有它们或许可以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