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
十九环游世界
我在美国工作，条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不一样了。欧洲也是“左”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罗马市中心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在意大利的国会里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一到法国，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里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人家都说整个欧洲很快要被共产党接收了，可是后来没有成功，欧洲还是有民主基础。到了英国，我也是“左”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在伦敦到处买不到，后来人家告诉我要到一个小地方才买到。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搞不起来，没有群众跟上去。英国对共产党没有印象，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待的地方，结果共产党在英国影响最小。工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旁的地方闹得很厉害，在英国不行。
银行要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可是经济情况跟政治、历史背景有关系。这一点重要性在中国还不能感觉到。特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讲一个小事情，在中国买小菜，就是买本国的小菜，在美国买小菜，全世界的小菜都有。现在我们在中国买苹果，已经有好几种苹果了，到美国去，多少种苹果，不知道选哪一种好。美国一早就是世界性的，这一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世界性的国家。这要经过一百年才懂。
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开阔眼界。假如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这在中国是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时候到世界各国去，不是玩，当然也是玩，是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在银行工作，一到外面就感觉到世界性，在中国不大感觉到，我到许多国家，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是着重经济的特点，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要敏感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来在中国很难体会，读书大家都懂，“行万里路”在中国很难理解，到外国去，才体会到“行万里路”的确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
在中国，我进大学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百科全书，今天中国人还是很少人用百科全书，在中国跟外国差距很大。我们是一九八○年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编成十本，到一九八五年又重新翻译，新版变成二十本，中国开始有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这种地方都落后于世界。我了解百科全书的重要性是进了教会学校。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今天还只是看到中国，实际上没有看到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譬如讲一个小事情，中国跟美国一样，到火车站，要放行李，给了行李房，就给你一个条子，你下来就凭条子拿行李。我到英国的火车站，交给他行李，他没有条子给我，我说：“条子呢？”“什么条子啊？”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什么旅馆吗？”我到了订好的旅馆，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面了，我很不放心：东西丢掉了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是一个中国人跑到外国去，变成乡下人。
二十美国归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
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二十一上海的变化
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作“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
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
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
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一九五五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觉得住上海也没有苏州好。苏州的环境很好。
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可是整个来讲，还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还是很好。
我在美国主要是学经济学。虽然有些东西跟苏联矛盾，但是国际贸易方面还是要用的，国际贸易还是要用国际的习惯。当时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用货币交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用实物交换。货币交换那一套当然有用。今天国际贸易当然是一个大事情，还是有用处。可是经济建设方面用不上，我们学的一套跟苏联不一样。银行的技术也不对，苏联的银行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没有银行，只有账房。银行有一套很完整的制度，几千万被人家骗走，在正规的银行不可能的，说明今天我们的银行还没有上轨道。
我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完全失望。一九五五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一九五五年我来到北京以后，经济跟语文不能兼顾的，这是偶然的，就把经济放开。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同时，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了。因为当时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全国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远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解放前出过一本《新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一个重要人物，结果，他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
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叫王世璋，也自杀了，我当时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战争，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