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愿意当奴才的民族没有未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奴性是建立现代文明的大敌。这种奴性与中国千百年来的阶级观念和专制统治有密切的联系。首先，中国人的奴性是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只有“皇帝”一人，其他人都是奴才，“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所以说这一代是奴才，下一代还继续当奴才，因为“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就会教导子孙如何当奴才。其次，中国人的奴性思想是无处不在的。人人可以是爱邀功的奴才，就是当权的专制者也不例外，“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
再次，中国人奴性更深层的意义是国人的官瘾重。中国的许多人从不指望由他们自己来争取美好的未来，总希望于从统治者那里得到恩泽，由小奴才可以做到大奴才，甚至还可以得到“主人”的地位；所以大家就都有了官瘾，大到害人不浅的科举制度，小到无孔不入的专营之术，尽可能的向上爬，“做官是一种最荣耀，最有权势，最有利可图的职业”。可是“官”还是奴才，就算做大最大也是“皇帝”的奴才。但是国人就是醉心为奴，死心塌地的为统治阶级服务早已经成了天经地义和引以为荣的事，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要有狂野的狼性
狼在奔跑时，狂傲的长啸回荡在矿野上，倾泻着它的野性与傲慢，狼野精神就是勇于说“不”的精神。
实际上，在为了生存而奋斗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谁有资格扮演天生的正面角色，而狼在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野性，正是我们应该尊敬学习的地方。
一只山羊被狼吃掉后，它的灵魂来到天堂。山羊对圣彼得说：“我的头上有一对钢叉的犄角，是专门用来攻击敌人和保护自己，可我为什么还是被手无寸铁的狼吃掉呢？”
圣彼得说：“这就在于你们的心态不同。你虽然长有两只利角，但你总想着以草叶为生；而独虽然‘手无寸铁’，却始终想以肉类为食。这样说来，你们羊族被狼族吃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被狼吃掉不能埋怨上帝，只能怪你们自己！”
“怪我们自己？”山羊满腹狐疑。
“没错！”圣彼得解释道，“羊的个性柔弱，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羊的数量虽然也很大，却没有合作意识，不懂得团结的力量。而狼则不同，它们个性狂野，勇猛顽强，更善于协同作战，这些都是它们成为强者的主要原因。这样，羊与狼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因此软弱的羊常常葬身于狼腹之中。”
“这种局面可以改变吗？”山羊惊恐地问。
“羊性是无法改变的，狼性自然也无法改变。这都是上帝的安排。”圣彼得回答。
实际上，狼之所以成为食肉动物并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但是，自从它们降临到这个尘世上起，自从进化为食肉动物起，它们就始终为保住自己食肉动物的地位而不懈努力。它们的头脑中永远活跃着“时刻都要吃肉”的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它们时刻不忘磨砺牙齿和抓子，以及锻炼出强健的身体。
山羊之所以成为山羊，也是从其祖先开始食草的那一刻决定的。草是如此容易获得，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只要低下头来，随时可以填饱肚子。于是，它们安于现状，危险来临时，所能做的不过是拼命地奔跑。速度较慢的同伴成为豺狼的口中之食时，速度较快的羊在逃脱危险后，依然会修闲地停下来低头啃草。羊的进化方向是比自己祖先跑得更快些而已，这注定了它们只能充当被追逐者的角色一成为狼捕猎的食物。
看到山羊软弱的性格，以及它们被可大的对手吞食的情景，狼意识到自己绝不能像“羊”那样生存，应不断加强自己凶狠、狂野的个性。在弱肉强食的大背景下，只有强者才有出路，才能在高手云集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要具有某种程度的强硬个性，绝不能像“羊”一样软弱地生存。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前车这鉴，更应该成为我们的后事之师。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在科技领域，强者为王都是不争的铁律，而弱肉强食的从林法则更不只是存在于动物之间。当一个国家强大无人能敌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军事、技术、经济等领域来同化你，甚至歧视你、打击你，通过伊拉克战争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生存竞争的本质；同样当一个国家衰落到极点的时候，当然无力去说“不”，又有什么资格去说“不”，看看腐朽的清王朝，看看飞扬跋扈的八国联军，看看圆明园，我想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不会忘记过去的耻辱。
“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化解矛盾，息事宁人，塑造平和宽容的民族性格，乃至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有益的；但是倘若我们对这一哲学的信奉过了头，就失去了平衡。阴阳平衡是事物的规律，只和而无争，断难维持长久。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个横空出世的强大王朝，总是以一群英雄豪杰的强悍姿态开其端，而画上句号的，往往是一些弱不禁风的阴柔天子。秦朝的一统天下，汉朝的勇猛出击，唐朝的鼎盛气象，明朝的光复汉治，清初的开拓疆土，无一不是积极进取的结果。这是历史的规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陷入历史的低谷，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固然是因为我们经济落后、实力不济，但在很多时候实力不济并不能成为屈辱挨打的借口。1885年中法战争，我们打了胜仗，结果还是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1894年甲午战争，我们的北洋水师装备并不落后，但还是被日本的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没。为什么？因为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绪和失败主义使很多官兵丧失了必胜的意志和勇气。
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民族觉醒，对外敌的压迫不再忍气吞声、屈辱求和。这至少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了精神的复兴。试想，如果没有伟大光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横刀立马的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的自卫反击战争，中国哪里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落后要挨打，软弱。大宋王朝并不落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文鼎盛，不但在东亚，就是在全世界也是遥遥领先的。但是由于不尚武、不强悍，这个富甲全球的庞大王朝在落后的少数民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国都沦陷，皇帝被俘，留下了贻笑天下的“靖康之耻”．西方人信奉实力，在近代以来西方人主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没有强大力量、没有英雄气概的民族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会招致侵略和欺凌。弱肉强食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法则。不管人们用怎样美妙的词藻描绘人类的文明历史，实际上弱肉强食也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侵略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形态，这就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血腥的法则，但我们却不得不去适应它。
环视全球列强，无论美、俄、德、日，无一不是强悍尚武之国。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都说明，成就一件事情乃至振兴一个国家，仅有智慧是不够的。靠着智慧可以制定方案，而实现方案需要行动，行动无一例外地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没有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力量，再好的方案也实现不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成才十样，既取决与智商，更有赖于情商；国家亦然。国家的情商是什么？主要的就是国家意志是否坚强，民族性格是否骁勇。日本的强大乃至韩国的振兴，都足以为我国之镜鉴。
一个人总要有点阳刚之气，一个民族更要有点阳刚之气。“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失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这是恩格斯对懦夫的诘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狼的面前，不甘于作羊，命运是不一定的；而甘于作羊，命运则是一定的。俄罗斯有谚：“你要变为绵羊，狼是不反对的。”狼所反对的，是羊对变成狼，甚或变成打狼的猎手。
人活着，应该自强，同样，一个国家也要自强。像狼族，不论外界生存的条件多么艰难；无论人类的统治欲多么强烈，也不会顺从，不会低下它们始终交傲的头颅原因就是由于狼族骨子里要强的信念。国家民族的生存更要坚持这种自强不息的信念和精神，才会几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气节，誓不可丢
狼的身上，闪光点有很多：忠诚、拼搏、进取、情义、傲骨等等，而不为奴役的气节，是狼族最为动人的力量。狼的气节和傲骨，是一种坚持，一种信念，这使得狼在我们人类眼中，不仅仅是作为动物那样简单，更蒙上一层人性化的色采。
人活脸树活皮
在狼的生命中，没有什么能比尊严和骨气更重要的了，为此，它可以抛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在狼族的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接纳一位不要狼尊的同伴。
同样，在我们人类社会中，尤其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包含着很重要的一部分——面子文化。说到底，也就是一个脸面、志气的体现。
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子与自尊心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洋人却可以清楚地分开。洋人把自尊心当作自我的成就，一个人愿意使自己成长到何种程度，愿意秉持何种自我观念，就可以有何种的自尊心；至于面子，那是依个人如何在别人面前表现聪慧、能干、好性格的程度而定。我们中国人的自尊心与面子混在一起，则是因为我们把自尊心建立在“议论系统”上，别人说我们好，自尊心就上扬些，就觉得较有面子；别人贬我们，自尊心就下降，也觉得没面子。
我们之所以这么顾全面子，是因为我们要去成就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而我们这么在乎形象，主要是我们有强烈的“顺众”性格，面皮薄、耳根子软，听不得他人的议论。
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中国人的“面子”观发生不少变化，其内涵不完全囿于传统，如“形象设计”、“自我包装”等，在许多人中已不再是简单的“面子”意义，而是审美和体现自我价值；但传统的“给人看”的“面子”观念，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人向来是很好面子的。“人活脸，树活皮”，“君子死，冠不免”，“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关手面子的警句格言成百上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林语堂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民族的特征之一，就是重人情、重面子。”对此，德国汉学家马特斯教授的论述最为精辟：“中国人的面子，就是一种角色期待……中国人是作为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人本身而存在的……”能够以某种方式满足自我的角色期待，就是有面子。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中国人气质》一书的第一章就叫“面子”。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面子问题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失去了对尊严的捍卫，面子就只能说是一种伪善的面具。虚伪是一种人性，而为什么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深刻呢？这和我们生长的环境以及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被认为是励志的东西，在本质上是进一步培养人的虚荣心，如“十年寒窗苦，方为人上人”，“待到衣锦还乡时”，“不干出个人样，无脸见江东父老”，等等。除去具体的生理意义，面子不仅仅是一种荣辱观念的具体反映，还是暗含了某种社会行为的潜规则。台湾黄光国教授认为，人情、关系、面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与权力与利益互动的关系模式。他说：“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面子往往代表着财富、权威或社会关系等。在重视人情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看重面子是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评价。
当然，客观说来面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义并不是一维单向的，相反在中国世俗社会中表现出相当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面子还是一种社会网络中人格尊严的外化。面子，可以连接虚伪的外在的尊严，但同时更多地连接着草民人格的尊严。如“志士不食嗟来之食”，如大是大非的国格、人格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等，弘扬的都是面子哲学中较为良性的一面。一般说来，爱面子、讲面子都是人的一种“本能”，属于正常的心理需求，也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事情。
近年来，不管走到国内的哪个城市，总能见到几个青年学生模样的男女，低着跪立于街头，地上书写几行大字：“我太饿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了，你们行行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