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楚人蛮狂得无法接受，却让人感到可爱？这就是原因。楚人为什么常常无心为文，却可以有“第一等文章”？这就是原因。
然而，如果只有以上这一层把握，我们对楚湘少年的了解还是不完整的，也无法将其蛮劲与北方人的刚烈耿介分开。楚人的蛮勇不同于子路结缨而死，不同于荆轲刺秦王；楚人的童心不同于颜回乐处陋巷不改其乐，不同于孔孟式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它没有那么严肃与郑重，而总有一种放任独行、桀骜不驯的东西若隐若现于其中。
楚人的蛮狂是执著坚韧，同时也是僭越否定。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性格结构。
虽然有诸夏对“蠢尔蛮荆”的频繁征讨，虽然有纲常名教对这个地区的多轮改造与同化，然而其不守规矩的少年因子却深埋在这片土壤中，这就是楚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自由特性。如果把中原比作一个庄重成熟的老者，楚湘却更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先秦诸国确实比楚国先脱离巫文化原始状态，而在伦理道德、法制规范、科学逻辑和文学艺术上进入理性主义。楚国虽然也有对于道德理性的接纳，骨子里却仍然是无规无矩，我行我素。
没有一个儿童喜欢长时间地摆弄同一种玩具。如果没有新的代替，他们就拆了重新组装，他们更乐于进行天上人间的无边际的幻想。没有一个少年天生喜欢循规蹈矩，如果跟随爸爸妈妈一起散步，他们常常不走直线。
楚人的少年品质，表现为对常规思维方式的挑战、否定，行为上敢为天下先。
靠着怀疑、否定和浪漫的少年品质，楚人为中国贡献了一个“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学世界、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世界、一种标新立异的价值传统。
靠着这种少年品质，楚人一次次向周王朝统治者发起反抗，对正统的纲常名教离经叛道。试想，如果楚人温文尔雅，一切从周，不敢走左道旁门、以自为本、独行其是，中国历史上便绝不会有与北方文化双峰对峙而又互相映照的文化品种。
这一文化品种，湖南与湖北有着相异的风采。如果有兴趣寻找其近现代典型，最好是到湖南；但如果要了解古代的情况，最好是去浏览湖北的典籍，或者去搜集那些流传在民间的传说与故事。
（三）
说到楚湘少年，我们很容易想到“狂放不羁”、“形而上学”、“浪漫主义”之类的字眼。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气质而又将它代代相传？有人将其归因于老庄和屈原，当然有理由，然而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地区何以可能有老庄和屈原？他们的气质为什么可能被人所接受，而成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品格？这种大问题，可以从社会历史变迁等多角度探讨，篇幅所限，本文对此存而不论，交给专门家好了。好在这样的论述很多。
作为“地域文化”丛书的编者，我只是提请读者注意楚湘的地理环境。
面对一群北方大汉，不需要任何背景衬托，你都不会把他们当作南方人。反之，将一帮南方青年置身于高原大漠，用白羊肚毛巾裹其头，用秦腔晋调配其音，你也不会说他们来自黄河秦岭。不管人类如何挣扎，它始终是自然的作品，是那个特定时空的作品。体质人类学上是如此，文化人类学上亦复如此。
那么楚湘水土与楚湘文化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瓜葛？
孔夫子说：仁者乐山。朱熹这样解释道：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山，故乐山。这种说法不能一律，至少在楚湘有点例外。这里并不缺山，比如湖南就有山国之称。然而对于湖南人，山，不仅没有成为他们“安于义理”的场所，反而成了阻隔义理的屏障。
当齐鲁儒生在一本正经地“之乎者也”的时候，楚地的年轻人却在天高皇帝远的山头尽兴地对唱情歌；当燕赵百姓在恭恭敬敬地祭祀神祖的时候，楚地的蛮子却在深山老林野性十足地跳巫舞；当中原妇女端方虔诚地死守节烈的时候，多情的湘女却“独立兮山之上”，人而鬼、鬼而人地尽显风流。湖南人一向并不“厚重”，而且以“迁”闻名。而湖北，更有内地最著名的侨乡。
远离中原文化，天高义理远。然而，为什么同是高山，它可以养成北方人大山般厚重、守成的性格，而在南方，它却没有这个功能，反倒成了人们尽兴嬉戏的背景或道具？这就是说，还有一种更为决定性的地理因素，在制造这种差异。
能在飞机上鸟瞰再好不过了，但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一个地球仪，一张地形图就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个地理差异：北方是大漠黄埃，楚地是江河湖汊。简单地说，前者为土，后者为水。
北方的大山突兀千丈，北方的厚土也少有河流切割而广袤万顷。山的高峻挺拔与土的宽展博大如果在平面上表示，不过是走向不同的两条直线。因而它们是以同一种质的体积和力量感诉诸人的心理屏幕，而积累为一种独特的厚重憨直品格。
南国的山逶迤连绵，常常不与土相接而是与波浪涟涟的流水相间。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高山便立即失去体积效应，而与水分别构成一条条跃动着的曲线。水成了山，山也成了水。这就无怪乎在楚人眼里，“苍山如海”、“五岭翻浪”，而磅礴乌蒙，也不过是奔腾着的“泥丸”（见毛泽东诗词）。
对楚湘人的性格发生来讲，水，比山更重要而成为一种底色性的东西。
这里有千里云梦和百里洞庭。人们用千湖之国来形容湖北，用湘资沅澧来指代湖南。水泽即是楚人的生活宇宙。这宇宙之于楚人，名副其实的耳濡目染，塑造着他们的宇宙观。
水的属性是什么？是流动，是变迁，是跳跃，是涨落，是不拘一格，是形态自如，是绵绵不断，是往复循环。楚地的水是不安分的，它极少凝而成冰，更多的时候却是云蒸雾绕，渺不可测。楚地的江河湖汊、渠沟塘堰，大冲小溪，多似繁星满天，密如毛细血管，或涨或落，或隐或现，十分没有规律，尤其是鬼影一般的山洪，更是来去难以把握。即便是千古不变的长江，一入楚湘，也似乎变得特不听话，以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与这样一个世界打交道，人怎么可能不是它的作品？
楚湘人很少有皇天后土的忧患，倒是多有水深火热的烦恼；很少有北人死守老井的乡情，倒是乐于水一般的流迁。他们厌水治水，但也爱水近水。沈从文曾说他的写作与水不可分，其实楚湘人的语言方式都与水有关。比如楚人用盛水的深渊、幽谷、山冲来言说他们的大道哲学和虚怀气质，用“水滴石穿”、“万物莫坚于水”来譬喻他们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生活法则。
这里的地名、人名多与水有关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哪一个地名不是依水而来？笔者有一次与湖北的六位朋友聚会，发现除了本人，诸公的名字都直接与水相关。对于其父母，这不单是命名的方便，更是一种审美取向。可以说，水是解读南方诗文和宗教神话的一个通道。《逍遥游》中鲲鹏之所向，便是那通天的渊池：“南冥者，天池也。”庄子的哲理隐喻，也多与水有关。屈子的全部诗文，可以归结为江湖行吟；而他的终极选择，也就是纵身汨水而寻永恒。楚湘全民性的龙船盛典和投粽之神祭，都是以水为舞台和媒介的。
有了上述认识，理解楚地的艺术也就有了一把钥匙。比如说，这个地方何以可能出现怀素、米芾、毛泽东那狂放不羁的狂草书法，何以可能出现马王堆、包山墓那种行云流水般的绘画，何以有李太白、孟浩然、苏东坡们那云蒸波涌、乱石穿空的风流诗文，也就好理解了。
与楚湘人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动感：行为急促、办事火辣。人们说这与“火炉”、“吃辣椒”有关。也许没错，然而武汉的高温酷暑，湖南山地间的潮润湿气，不也正在于水怪作祟么？
楚山楚水赋予了楚人放浪形骸的玄虚浪漫，异想天开的奇幻想象，不拘格套的灵活机变。这是一种智慧。但智慧这东西，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善的本质，而从来就有着两极效应。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现象。
人类如果没有想象，这世界肯定是一片死寂，但如果想象用错了地方，这世界也就变得滑稽与荒唐。据说大跃进时，产量“卫星”放得最高的就包括两湖。人类要是没有机智，文明进步的螺旋桨将失去润滑剂；但机智倘若失去了道德力量的引擎，只能算作浮巧与狡诈。“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人们正是在或褒或贬、且褒且贬的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成语的。
正像冲天之凤逐步弱化为一种观赏鸟一样，楚湘气质也在消退。但是由此认定楚魂游丝已断，恐怕也只是一种恨铁之言。
由山水论文化，显然是一家之言。限于编者的角色和篇幅，似乎只能浅谈到这里。
（附识：本书的注释和译文，个别系原文既有，其余皆由黎显慧女士负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