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周围的农田现在由南克拉马斯湖里的水进行灌溉。水从浇灌过的田地里重新汇聚，用泵灌入图莱湖然后从那儿引入北克拉马斯湖。所有依赖这两片水域建立起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里的水都是由农业土地排出的水。记住这一点对理解最近发生的事情很重要。
1960年夏天，图莱湖和南克拉马斯湖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打捞起了数百只已经死亡或者奄奄一息的鸟儿。其中大部分都以吃鱼为生——包括苍鹭、鹈鹕、鸥科。据分析，发现这些鸟类体内含有毒杀芬、DDD、DDE等杀虫剂残留。湖里的鱼体内也含有杀虫剂；浮游生物的样本也是如此。保护区的经理认为灌溉水流在喷洒了大量农药的农田里循环往复，将杀虫剂的残留物带入保护区的水体内并不断堆积。
水质的毒化使得保护区的保护作用成为空谈，而这种保护本可以取得成果，西部每一个打鸭猎人，每一个欣赏水鸟如飘浮的丝带般掠过夜空时的光影与音韵的人，都本可以感受到这种保护成果。这几个特别的自然保护区在西部水鸟的保护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位置相当于漏斗的细管部分，所有的洄游路径都在这里汇集，构成了我们所称的太平洋飞行路线。在秋季迁徙中，从白令海峡到哈德孙河的巢穴中，有几百万只鸭子会飞到这里——占秋季南迁至太平洋海岸的水鸟总数的四分之三。夏天，它们则为水鸟提供筑巢之地，尤其是红头鸭和棕硬尾鸭这两种濒危品种。如果这些保护区中的湖泊与池塘都受到了严重污染，那么美国远西地区的水鸟则会受到无法挽回的危害。
水也应当被认为是其所供养的生命链中的一环——从浮游生物中细小如尘埃般的绿细胞开始，穿过微小的水蚤，到从水中滤食浮游生物的鱼类，而这些鱼转而又被其他鱼类和鸟类、貂和浣熊吃掉——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将物质在生命之间传递。我们知道水中必需的矿物质也是如此一环一环地沿着食物链进行传递，我们又怎能认为我们排入水中的有毒物质不会同样地进入这种自然的循环中呢？
上述问题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克利尔湖的惊人历史中找到答案。克利尔湖位于旧金山北部大约90英里处的山区，长久以来都是钓鱼者的好去处。它的名字有些名不副实，这里的湖水其实相当浑浊，因为黑色的软泥覆盖了整个湖的浅底。对于垂钓者和湖边的居民来说，不幸的是湖水为一种叫作Chaoborus astictopus的蠓虫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这种小虫虽然与蚊子联系紧密，却不吸血，甚至可能完全不吃东西。然而同样居住在此地的人们却因为它庞大的数量而不胜其扰。人们采取了许多努力来进行治理却大多没有收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氯代烃类杀虫剂为人们提供了新武器。人们选取了DDD作为武器开展新一轮的攻击，这是DDT的近亲，但对鱼类生命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
1949年采取的这种新型治理方案规划得很细致，很少有人觉得会带来什么危险。人们对湖泊进行了考察，计算了它的容量，杀虫剂与水按照1∶7000万的比例进行了高度稀释。对于蠓虫的治理工作一开始收效良好，但到1954年不得不重复这一过程，这次的稀释比例为1∶5000万。人们认为蠓虫几乎彻底绝迹。
第二年冬天第一次告诉人们其他生物也受到了影响：湖面上的北美鸊鷉开始死去，不久之后又死了一百多只。北美鸊鷉是一种游禽，被湖里肥美的鱼群所吸引，于冬天迁徙至克利尔湖。这种鸟外表华丽，有着迷人的习性，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浅水湖上建起流动的巢穴。它被称为“天鹅鸊鷉”，这是有原因的：当它滑过湖面时，几乎不激起一丝涟漪，身体低浮在水面上，高昂着洁白的脖颈与乌黑发亮的脑袋。新孵化的雏鸟覆盖着灰色的软毛；不过几个小时就会跳进水里，立在父亲或母亲的背上，依偎在父母的羽翼之下。
1957年人们又对恢复到原来数量的蠓虫发起了第三次进攻，更多的鸊鷉死去了。和1954年一样，没有证据表明死去的鸟中有传染病。但当人们终于想起对鸊鷉体内脂肪组织进行分析时，才发现鸟体内含有浓度高达百万分之一千六百的高度浓缩的DDD。
水中使用的DDD最高浓度仅为百万分之一。这种化学物质如何在鸊鷉体内聚集到如此高的浓度呢？当然，这些鸟是以鱼为食的。当人们对克利尔湖中的鱼类也进行检测时，整张图片开始逐渐成形——有毒物质被最小的有机体获取，浓缩之后传递给更大的捕食者。浮游生物有机体被发现含有大约百万分之五的杀虫剂（大约为水中杀虫剂最高浓度的25倍）；以水草为生的鱼类体内聚积的浓度在百万分之四十到三百之间；食肉的物种体内贮存的含量最高。一条云斑鮰体内浓度为百万分之两千五百，令人震惊。这种顺序和儿歌《杰克造的小屋》里唱的一样，大型食肉动物吃掉小型食肉动物，后者以食草动物为食，而食草动物以浮游生物为生，浮游生物从水中吸收毒素。
之后甚至还有更加离奇的发现。在最后一次使用DDD之后不久，就无法在水里找到这种化学物质的踪迹。但是这种毒物并未真正离开湖泊；它们只是进入了湖中生物的组织中。在停止使用这种化学物质23个月之后，浮游生物中仍然含有高达百万分之五点三的DDD。在这一将近两年的间隔中，浮游生物花开花谢，已经延续了好几代的生命，但是虽然水里已经不含这种有毒物质了，它却以某种方法代代相传。同时它也存在于湖内动物的组织里。在停止使用这种化学物质一年后，所有进行了检测的鱼、鸟以及青蛙体内都仍然含有DDD。而在动物脂肪中所发现的含量总是超过水中原始浓度的数倍。这种毒物的活体携带者包括在最后一次使用DDD九个月后才孵化的鱼，鸊鷉，以及加州鸥，其体内聚积的毒素浓度超过百万分之两千。同时，繁殖的鸊鷉也减少了——从第一次用药之前的1000多对减少到1960年的30对。而且即使是这30对，似乎也只是徒劳，因为从最后一次使用DDD起湖面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鸊鷉幼鸟的身影了。
这一整条毒物链的基础似乎是小株的植物，它们一定是最早的浓缩器。但是这条食物链的另一端又是什么呢——人类很有可能会忽视这一系列事件，抄起鱼竿，从克利尔湖里钓上一串鱼回家，煎了当作晚餐？高剂量的DDD或是重复摄入DDD会给他造成什么影响呢？
虽然加利福尼亚州公共卫生署断言并无看到任何危害，然而它却在1959年要求停止在湖区使用DDD。有科学证据表明，这种化学物质具有广泛的生物效能，这一举措似乎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措施。在诸多杀虫剂中，DDD的生物影响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会破坏肾上腺的一部分，破坏肾上腺外层称为肾上腺皮质的细胞，这些细胞能分泌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一破坏性的后果发现于1948年，但最初被认为只局限于狗，因为在针对猴子、老鼠以及兔子进行的实验中并没有显现这种后果。然而，DDD对狗造成的影响和人类犯阿狄森病时的情况类似，这似乎暗示着什么。最新的医学研究表明DDD严重抑制了人类肾上腺皮质的功能。现在临床上利用其可以破坏细胞的功能来治疗一种罕见的肾上腺癌症。
克利尔湖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需要公众直面的问题：为了治理昆虫而使用这种会强烈影响生理过程的物质是明智的、合理的吗，尤其是这种治理措施需要直接向水体投放化学物质时？即使使用的杀虫剂浓度非常低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在湖体自然食物链中的爆炸性激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许多事情就是为了解决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却制造了更加严重却不那么容易看到的大问题，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克利尔湖事件就是其中典型。蠓虫问题的解决对受蠓虫困扰的人来说是有利的，但那些从湖水中获取食物与水的人付出了代价，他们所冒的风险未被明说，甚至可能未得到充分理解。
还有一个离奇的事实，把有毒物质引入水库变成了一项相当常见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进行娱乐，哪怕这样的水得需要花钱进行处理后才能用作饮用水，且饮用水才是修建水库的最初目的。如果某个地方的钓鱼者想要“改善”某水库的钓鱼情况，就会劝说当局允许他们向水里倾倒大量有毒物质来杀死他们不想要的鱼类，孵化出符合他们口味的鱼类来取而代之。这个过程如同爱丽丝奇景漫游一般奇怪。水库是为了向公众供水而建，然而关于这个钓鱼者搞出来的项目，公众或许并未被征求意见，然而却被迫饮用含有有毒残留的水，或是缴付税金来净化水源去除毒素，这种净化过程可一点也不简单。
由于地下水和地表水都受到了杀虫剂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污染，可能公共给水中不仅含有有毒物质还有致癌物。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教授已经警告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因为摄入被污染的饮用水而致癌的危险会大幅上升”。20世纪50年代初荷兰确实开展了一项研究，它为受到污染的水路可能会含有致癌物这种说法提供了证据。从河流中获取饮用水的城市比那些用像井水这样不易被污染的水源的城市的癌症死亡率要高。砷是环境中一种确定会致癌的物质，它曾两次出现在因水源被污染导致大范围癌症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其中一起事件，砷来自采矿作业的矿渣堆，另一起事件里，则来自天然含有高含量砷的岩石。由于大肆使用砷类杀虫剂，上述情况很轻易就会重演。这些地方的土壤变得有毒。雨水将部分砷冲刷到小溪、河流以及水库里，也渗透进广袤的地下水海洋中。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在自然中没有什么是孤立存在的。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污染正在如何发展，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地球的另外一种基本资源——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