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是南北，还是东西？
生活方式改变人的外貌
20世纪末的最大新闻是2000年6月13日金大中总统与金正日委员长的平壤握手，这“世纪的握手”感动了整个地球村。它向世人宣告，有“20世纪最大悬案”之称的持续了50年的南北分裂开始慢慢落下帷幕。世人立即为之欢呼雀跃，作为东亚最大的热门话题，甚至有不少人为之流泪。
但其后，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世纪的握手”掀起的狂热便开始冷却，事态又到了重新审视南北统一问题的境地。
金大中总统在日本电台的访问中表示，现在即刻统一是不可能的，最少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南北之间形成了严重的隔阂和壁垒，产生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经济水平的巨大落差。虽然这些是主要的原因，但我认为50年间产生的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不可排除的重要因素。
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地球上的“南北”问题，从《圣经》中出现的以色列的“南北分裂”到美国的南北战争、越南的南北经济差异、加拿大的南北问题、中国的南北差距等，真是不胜枚举。也许它会成为21世纪人类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不用说分裂国家的南北问题，即使是统一国土的内部也存在无数的南北差异。
我想把它称之为一种文化差异。因此，我认为理解一国的内部差异是更具体细致地理解该国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捷径。
在韩国，仅方言一项便能体现这种差异。除了平安道和咸镜道的北部方言外，还有中部方言、南部方言(全罗道、庆尚道）和济州岛方言等各种各样的方言。有时候首尔（汉城）人听不懂济州岛人说的方言。
正如在衣食住方面也有“八道之味”一样，在韩国，各个道都有自己的特产和食物，从豪华的高级餐饮到朴素的市民饭桌，其内容都有很多差异。
直到现在，把韩国八道人的性格与其地理自然环境相结合所做的比喻，仍在韩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如：
咸镜道是“泥田斗狗”；平安道是“猛虎出林”；
黄海道是“石田耕牛”；江原道是“岩下古佛”；
京畿道是“镜中美人”；忠清道是“清风明月”；
庆尚道是“泰山北斗”；全罗道是“细柳春风”。
具体地说，北方咸镜道和平安道人性情勇猛，适合做军人；全罗道人擅长艺术，适合做美术或工艺方面的工作；京畿道和忠清道人有谋划和演说的才华，适合从政；庆尚道和江原道人纯朴善良，有文学之才；黄海道人会理财，适合做商人。
同时由于内陆和沿海地区在生态上的差异，所以内陆地区是农业文化，而沿海地区则是渔业捕捞文化。首尔（汉城）和地方之间的经济差异也很大，越是偏僻的地方，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度也就越低。
朝鲜半岛自古有“南男北女”的说法，意思是南方的男人比较帅气，而北方则多美女。
但是由于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显著差异，“南男北女”这句话也不能说全符合实情。现在随着营养的改善和西方化进程的加速，南方韩国的女人反而更性感更漂亮。而北方韩鲜的女人虽然不够清爽和性感，但看上去更纯朴自然。这样看来，即便说生活方式和文化改变了人的外貌也不为过吧。
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
下面看一下中国的南北差异。
既然朝鲜半岛八道居民的性格都因道而异，那么面积大朝鲜半岛50倍的中国的各地差异就不言自明了。韩国和日本的游客无不对中国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丰富多彩的语言和习惯感到吃惊。因此，很难下“中国就是这样”的定论。
坦白地讲，至今我也不敢自信地说我完全了解中国。在寻找三国的比较素材时，由于中国的太过丰富多样，很难举出与韩国或日本特征对应的对照物。
拿方言来说吧，由于汉语的分支太多，如果不懂普通话和北京话，有时候就像是听外语似的。加上56个民族各有其习俗和语言，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像到了另一个国家一样。
在中国有“南文北武”的说法。就是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历史上有名的作家、诗人、演员、文人都出自南方。从屈原到鲁迅、郭沫若等大文豪几乎都生于南方。相对来说，北方则英雄豪杰居多。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几乎都是北方人。
所以，武的北方以防御外族入侵的万里长城为骄傲，文的南方则以悠悠长江为自豪。威严的万里长城象征着北方人豪放的性格，悠悠的长江则象征着南方人温柔的性格。
“南船北马”的说法也说明了这种地理上的特征。北方山多，平原辽阔，而南方江河湖泊众多，所以交通手段也是“北方的马和南方的船”。孔子曾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仁厚的君子喜欢山、聪明的君子热爱水的意思。这正说明了中国文人的两种类型。
林语堂很早就在他的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对南北差异做过这样的论述：
北方的人思想简单质朴，生活贫困，身体健壮，热情诙谐。并且他们喜欢吃葱，也喜欢开玩笑。他们的天性像小孩一样纯真。他们在很多方面与蒙古人相似，比起上海、江浙一带的人，更为保守，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活力。因此，自古，中国就有很多民族王国。
江南人的特点则完全不同。南方人多习惯于安逸的生活，但他们思想发达，善于处世。虽然头脑聪明，但体格却发生了退化。他们喜欢诗和安乐的生活。男人们温和但发育不健全，女人们身材苗条但过于神经质。他们吃燕窝汤和莲根。虽然有很多杰出的文人和商人，但在战场上南方人是胆小鬼。
上述评价真是恰如其分。一般说来，北方人胸怀宽广，身体强壮，豪放率直，踌躇满志，且有野性的气质，这多少与朝鲜半岛平安道和咸镜道人猛虎出林的性格相似；而中国的南方人软弱却又果断，胆小却又善于革新，但他们没有豪放的气质，可以说与南方韩国的忠清道或全罗道人的性格相似。
如果再具体地挖掘一下的话，可以这样细分：
东北人是老虎的性格，急性子，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豪放的东北人虽然能一口喝光60度的烈酒，但他们没有经商的头脑，不拘小节。
北京人都是演说家，长于应对和辩论，并且出于首都人的矜持，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
而上海自古就是国际大都市和商业城市，所以上海人精于算计，轻视穷人，尊重绅士。商业利己心极强，富有经济头脑。因此，有人说，“外国人不可能从上海人的口袋里赚走钱”。
福建自古作为华侨的产地，人人向往海外且会打算。据说下雨的时候福建人会带着两把雨伞，一把自己用，一把拿来卖。
四川人是外向型，所以多出文人和政治家，但是不善于经商和理财。
广东人是美食家，头脑聪明，善于经商，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
再来窥视一下中国女人的性格和风采：
比起南方女人来，东北女人修长苗条，性格大方，能喝酒，最看不起小气的广东人和浙江男人。
北京女人口才好，性格坚韧，在婚姻上，追求真正的爱情，尤忌轻薄行为。
上海女人温和，有女人味，她们从小就学会了吸引男人的技巧，且相当会算计，能精心照顾男人。
广东女人小巧可爱，她们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更计较对方的经济能力，这与香港的现代女性有相似之处。因此，她们蔑视北方人，称其为“乡巴佬”。
四川女人像美酒一样有魅力。她们爱憎分明，性情热烈，多是贤妻良母。四川男人可谓艳福不浅。
一句话，北方女人如酒一般热烈豪放，而南方女人如水一般温和柔顺。
“东西”向的国家
谈了半岛，看了大陆，再去岛国瞧一下吧。
岛国日本的国内差异如何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不用“南北”一词而是用“东西”一词。
这是因为日本的地形整体上像是从东向西细长地延伸的。当然从纬度上看，从北边的北海道到南边的冲绳也称作“南北”，但日本人习惯使用“东西”的说法。
日本人常常把日本分成东日本和西日本来谈论，但没有北日本、南日本的说法。在相扑运动中，主持者也是用“东”、“西”来称呼双方的名字。
而且日本的歌舞伎和民谣中也有很多关于“东西”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南北”的说法呢？正如中国古代有“君子面南”的说法一样，据说日本的相扑、能艺、传统剧等都是北向进行的。舞台面对的坐席左侧即上手是西，右侧即下手是东。同样，相扑的赛场也是北向而设，称为正面，相反的一面称为后下面或反面，面对坐席的右侧为东，左侧为西。
日本正是这样自古以来东西两分，双方在相互的对立、合作渗透中发展，这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性格。
因此研究东西日本历史和文化等的书籍也有很多，以《日本史的东与西》、《东西对决的日本史》、《日本文化的东与西》为首，还有《关西与关东》、《县民性》、《关东人与关西人》等。以名古屋为界线的东西竞争意识至今仍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实际上，电视也经常播放东西料理的比较、体育对抗赛、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比较等有关东西日本差异的节目。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曾经对东西日本的差异做过详细的比较：
长途卡车司机常常这样说，过九州，经山阳道高速经过神户进入大阪就松一口气。因为在西日本的代表大阪，人们天生对秩序的观念淡薄。如果粗心驾驶，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经过大阪抵达京都然后进入东海道后，人就会自然地变紧张起来。越过名古屋就正式进入了东日本。他说一想到经过横滨进入东京，就特别紧张。东京总是让人紧张是因为从江户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过分浓厚的遵纪守法观念。
作为东西日本代表城市的东京与大阪，不用说自然风情，就是在衣食住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在东日本人们把日本面叫“乌东”，而西日本人则叫“苏巴”。甚至连榻榻米的尺寸和材料也不同。但是东西日本之间没有分裂，而是在竞争中共同发展。
以前关西文化比关东发达，但自从迁都东京以后，关东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在东西两分、细长延伸的日本，西边属于亚热带，东边属于亚寒带，所以呈现多彩的景观，也形成了东西日本人各具特色的性格。
总体上说，东日本人沉着内向，但愚钝；西日本人明朗外向，但多少有些轻浮。这一点体现了西日本的南方气候和东日本的北方气候的差异。
日本著名的文明史学家樋口清之在其著作《关东人，关西人》一书中，把日本人的性格整理为13种类型，以下列举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海洋型：
福冈、长崎、熊本地区，从事远洋捕捞业的海洋型人居多。性格开放进取，体格虽小但很强健。
内海型：
濑户内海沿岸是外来文化的窗口，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居多。感情起伏波动大，善于社交，从商的人较多。
山阴型：
山口、鸟取、京都北部。由于受朝鲜影响较大，加上内向型的忧郁性格，这一带的人封闭且自私自利。
畿内型：
主要是指大阪、京都地区。作为日本的中心和文化发达地区，这一带的人性格开放，善于交际，商业头脑发达。
东海型：
千叶一带。虽然工业气息浓厚，但不像大阪商人那样开放，所以成功人士不多。
关东型：
指东京以外的关东的大多数地方。性格急躁，自我主张强硬，女人善于持家。
东北型：
广大的东北地区。忍耐力强，纯朴勤勉。
北海道型：
北海道地区。由于该地区的土地是明治时期开拓出的，所以这一地区的人有很强的开拓精神，性格两极化。
下面来看一个体现东京人和大阪人金钱观的小故事。
有一天，东京人、大阪人、名古屋人在一起吃饭。快吃完饭的时候，东京人十分不安。因为他在想怎样才能在其他两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付三人的饭钱。大阪人则在想每个人需要分摊多少，他认为东京人和名古屋人会算出各自的饭钱的，并且应该各付各的账。那么名古屋人在干什么呢？他在想，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会付钱的，我该准备什么样的感谢词呢？
那么日本的女性如何呢？作为美人的产地，日本的东北地区十分有名。像秋田美人、津轻美人等。京都的“京都美人”也很有名。
日本的美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着厚厚脂肪的圆脸型秋田东北美人，一种是修长苗条、低血压的朝鲜型美人。
在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时，对于该国的内部差异(就像前面提到的三国的南北和东西的差异一样）如果不知情，常常就只能是“舔西瓜皮”，而吃不到西瓜瓤。
2火炕、榻榻米、椅子的比较文化
自然环境支配文化
我每次带长子哲也去韩国时，都特别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出生在日本、住惯了榻榻米的哲也无法适应韩国的火炕。
去年春节，为了让l岁的哲也拜见他的外公外婆，我们一家三口去了韩国的岳父家。结果哲也因为火炕太热，一边淌汗，一边大哭大闹。虽然岳父母为他铺了两床厚被子来抵挡热气，但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关掉了火炕锅炉的开关。
适应了凉爽的榻榻米生活的哲也对热乎乎的火炕特别不适应，由此我再次深刻地体会到了环境，尤其是每天相伴的居住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大。
而一个国家的环境、地理和气候、风土人情等对该国人的影响又该有多大！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地理、气候、风土、环境造就了一个国家的民族和文化也不为过。
尽管我从小在中国过惯了火炕和椅子的生活，但事实上到日本后，渐渐适应并习惯了榻榻米，反而觉得火炕变得生疏了。也许说自然环境绝对支配人的性格和文化更为恰当吧。
我觉得榻榻米才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关键。除了生鱼片和和服，还有比榻榻米更日本化的东西吗？
日本的独特文化不正是在铺着榻榻米的和室里诞生的吗？茶道、插花、三味线(三根弦的弦乐器）、妓女，这所有的东西的产房不正是榻榻米房吗？
寒风凛冽的年初或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榻榻米上，把腿伸到日式火炉边，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饭，一家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享受着天伦之乐。
每当这时候，我就自然地想起幼年时在中国农村爬滚过的热乎乎的火炕。此时，中国东北故乡的亲人们正坐在火炕上，一边喝着烧酒一边谈笑风生吧，小孩子们肯定正趴在炕上看有趣的电视节目吧。
对火炕的乡愁
在韩国，即使是高层公寓里也安装有现代式的火炕。移民海外的韩国同胞，在床或椅子上的生活中也总忘不了火炕。一到寒冬，就怀念起可以盘腿坐着、能烘热身子的火炕。
如果说日本的榻榻米是最日本化的东西，那么火炕则是最韩国化的东西。
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火炕能供热给人体，榻榻米却不能。可以说热与凉的差异便是两者最明显的不同之处。以前总觉得日本的房屋有可能安装暖房设施，但想不通为什么日本人没有这样做。日本人为什么不接受朝鲜半岛的火炕呢？
处于四季分明(三天冷，四天热）的气候圈的韩国，在酷寒时需要热乎乎的火炕。
而在日本，冬天气温很少低于零度，所以几乎体验不到严寒。
我住在京都的几年中，冬天虽然也很冷，但还不至于让人无法忍受。所以我也没觉得一定要有火炕类的设施。
我还通过榻榻米发现了日本文化的另一面。如果太冷，日本人可能会把榻榻米全部卷起来，选择火炕或其他供热方式，但日本人并不那样做。日本人不是使房屋的整体变热而是采取部分加热的方式。
直到今天，日本人一直以这种方式生活。在外来文化的吸收方式上也是如此。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吸收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并且也只是吸收其中必要的部分；明治维新以后，则开始吸收欧洲和美国文化。
与此相对，韩国有很多属于绝对价值观的东西。用火炕加热整个房间，虽然稳当可靠，但显得规模太大，多少有些愚钝之感，有点缺乏灵活性。热的时候太热，冷的时候太冷，所以又是极端的。韩国人的这种性格常常使其过于极端化。所以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韩国人几乎只是绝对地吸收了大陆文化，在这一方面韩国人少了一种随机应变的灵活性。
榻榻米的组成材料是松软、干燥的植物，所以可以随时去掉磨损或腐烂的部分。火炕缺乏柔软性，又像石头一样坚固，因此如果哪个地方出了毛病，就不得不掀开整个炕板。
日式内裤改变了坐姿
法国人把日本化称为“榻榻米制”。榻榻米自身之所以成为日本文化的象征，是因为日本人吸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并把它日本化的过程，与榻榻米在日本房屋中安置固定下来的过程是同一时期。
根据民俗学者的研究，中国人在古代是把坐垫席铺在地上像日本人一样正坐的。坐垫席很薄，相当于今天日式的座布。中国人原来也像日本人一样正坐而不是盘腿坐的。那时，中国人穿的衣服类似于今天的日本和服，因为没有穿内衣，所以人们不分开腿坐。众所周知，和服是日本直接借鉴唐装样式而制作的。直到宋代，坐在椅子上的生活方式才开始在中国普及。
实际上，椅子并不是汉族的专利，它是从西方的伊朗等国家传入中国的。那时，人们把坐在椅子上称为“据”，而“座”指正坐。后来，据和座才渐渐地统用为坐的意思。
这样，日本人把“席”发展为榻榻米，中国人则抛弃了“席”而选择了椅子，从而创造了中日两国的榻榻米文化和椅子文化。
在韩、中两国人看来，像犯了罪一样跪着的日本人的正坐姿势是“席”文化转为榻榻米文化的延长现象。现在，日本男人盘腿坐的习惯则是在日式内衣出现后才产生的。
其实，日本独创的榻榻米文化和韩国的火炕文化其根源都在中国大陆。迄今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火炕仍然十分普遍。受满族为主的东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火炕在汉族家庭中也得到了传播。所以火炕文化与其说是汉族的文化，不如说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更为确切。
比较一下榻榻米和火炕，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榻榻米是没有温差的恒温而火炕则是可冷可热的变温。两国人的性格也是如此。日本人比较安静和内向，而韩国人则情绪起伏波动大。拥有同样火炕的中国北方人的性格也与韩国人的这种激情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管怎样，我认为汉族的椅子文化能与日本榻榻米文化和韩国火炕文化相提并论。
中国人的椅子文化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椅子具有多功能性。既可以固定下来坐，也可以随时搬来搬去使用。火炕或榻榻米有这种灵活性吗？而且如果把几个椅子并起来，还可以当做床来睡觉。这么一来，白天是椅子，晚上就成了床。这样中国人的性格也带有了一种中庸性。重视这种均衡性的二元论的性格造就了今天稳重而富有哲学气质的中国人。因此，比起日本人来，反而是中国人的内心更难理解。甚至有人评价说，三国人中，坦率性直的韩国人最不适合做间谍。
椅子生活，从根本上作为一种西方的生活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竖直姿势的文化。即使坐着，也不把臀部贴在地面上，而是浮在半空中，腿自然伸直。
与之相反，榻榻米和火炕则不是竖直的，而是水平摆放的，因此腰以下的部位都成了水平的姿势。中国人的腿修长好看正是得益于椅子文化，而韩国人和日本人腿短则是由于榻榻米和火炕的缘故。
韩国人和日本人或坐或立，每天都做腰部运动，所以十分擅长柔道等运动，而中国人则擅长于从事利用腿部的竖直跳跃运动，如打篮球、排球等。说句玩笑话，日本人和韩国人经常做腰部运动，所以点头哈腰的礼节颇发达，而中国人则爱用站着握手的礼节。
总之，榻榻米、火炕、椅子的生活方式也能体现出民族的文化气息和习惯。
3“礼物”的哲学
送礼文化
送礼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在中日韩东方三国也经常会看到互送礼物的现象，但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三国之中，日本人最喜欢礼物。日本人经常互送礼物，初次来日本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都对日本人的“互送礼”现象赞叹不已，因此日本有“赠答天国”之称，甚至于有些西方人因互赠礼物太麻烦而离开日本。
从年初的压岁钱开始，入学、毕业、就业、退休、中元(百中节的礼物）、岁暮、结婚、生日、生育、探病、搬家等等，日本人一年当中无时无刻不互送礼物。特别是到了三伏的中元和岁暮时节，所有的百货店都会特设多种礼物专柜来为客人代邮礼物。
韩国作为东方礼仪之国，人们虽然也喜欢送礼物，但程度不及日本人。送礼的时机大体上也是上述的几个时候，但送礼的习惯与日本人不同。
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的中国，虽然礼物文化也很发达，但仍是不及日本人，而且“礼物哲学”也跟日本有所不同。
三国的“礼物”一词的词源也各不相同。日语中的“礼物”，写做“土产”，即各个地方的特产的意思。韩国的“礼物”写做汉字词“膳物”，主要指吃的食品、食物类。中国的“礼物”、“礼品”则有礼节上送的物品的意思。因此，普通日本人甚至学生在旅行回来的路上，像履行一条铁的规则一样，一定会带回当地的土特产。
这大概也说明了日本人的团队意识。一个人从别的地方回来以后，通过把那个地方的土特产送给家人或自己所属的集体，从而与他们共同分享自己在他地的见闻或体验，这是日本人特有的礼物文化。
韩式礼物主要是酒、点心、水果等食品。与韩国类似，中国也是以烟、酒等为主，但又有一些不同之处。
当然中国人和韩国人在旅行回来的路上也买当地的特产，但不同的是，日本人在旅游时还有给本国的亲人邮寄经由地明信片的习惯。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把旅游体验与亲人共享的送礼变异形态。
日本人送礼的意义不在于礼物的价值，而在于送礼时的行为。因此，日本人通常选择小巧可爱的礼物。比起礼物本身来，日本人更注重礼物的外包装，也就是说无论里面的东西多粗糙都没关系，外部的包装才是礼物的象征。
这正好与中国人的送礼方式有所差别。对中国人而言，比起礼物的包装和外观来，礼物本身永远是更重要的。送礼的意义与礼物本身成正比，即认为越是大而贵重的礼物，其真情度也越高。
韩国人也喜欢大的东西，虽然规模不及中国人，但比起日本人来，也是更多地注重礼物本身。
打个比方，如果中国人的礼物有西瓜那么大，那么韩国人的礼物就会有苹果那么大，而日本人的礼物则成了樱桃粒。最近韩国也有重视礼物包装的趋势，所以韩国人对礼物本身和包装都不马虎。
由于送礼文化有所差异，所以有时难免引起国际间的不愉快和笑话。最近有这样一件事，日本经理N与中国经理B谈完商务后一起吃饭。饭后N对B说：“送您微薄小礼，敬请笑纳。”回到酒店后，B小心翼翼地打开精美的包装一看，里面只是可怜巴巴地放了一块毛巾，与外包装的豪华形成强烈反差。“简直是耍弄人嘛！这个小气的家伙！”大为不快的B开始担心和这种小气人结成商业伙伴可如何是好。通过翻译得知这一情况的日本经理N对B的行动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那么应该送什么样的礼物呢？第一次见面就要送金制劳力士吗？”
这个小插曲是因为双方互相不理解对方的礼物文化，按照本国的方式思考而产生的“礼物哲学”的冲突。日本人送礼注重形式和象征性意义，而中国人注重信义，所以对对方的尊敬程度与礼物本身成正比。
国际性礼物文化差异导致的偶发事件经常引起国际摩擦。
有一位韩国教授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中国呆了半年后，于回国前向自己敬重的一位中国老教授送了一件礼物。
他送的是一个小闹钟。这正是问题所在。在中国送闹钟就被称为“送钟”。而送钟与“送终”的发音相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不能给人送钟，特别是给老人送钟就更失礼了。后来据说这位韩国教授又重新送了一件礼物。
其实每个国家在礼物的内容上都有所忌讳。在日本，人们一般不送梨。因为梨的发音与“没有”的发音相同。中国人也是一般不送梨，因为梨的发音与表示分别意思的“离”同音。同时，中国人不送扇子和伞，因为它们的发音与表示分开意思的“散”相同。而且由于“4”与“死”字的发音相同，韩国、日本、中国三国都不喜欢用“4”字，在日本，宾馆和医院的房间号码也避忌用“4”字。
既然说到数字，就再多说一句吧。
韩国人和日本人喜欢单数，送礼也送单数，但中国人却相反。讲求阴阳、上下、左右、男女等的“成双成对”式的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双数是吉利的数字，所以送礼物也一定是两瓶酒、两袋点心等双数的形式。
总之，日本的礼物哲学更多的是讲究一种答谢的方式而不是追求目的和利益的手段；与之相反，中国的礼物哲学则要求礼物的内容与心意成正比，因此，礼物越大越好，包装则可以忽略不计；韩国虽然与中国有相同的倾向，但对内容和包装都十分用心。
另外，韩、日的单数文化与中国的双数文化也有所不同。
4手拉手
两人是同性恋吗？
1988年韩国成功举办首尔（汉城）奥运会后，《手拉手》这首歌风靡全球。那时，我在中国某大学任讲师，每次唱起《手拉手》，都会作为朝鲜民族后裔感到骄傲，这种感觉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但是夸示着狂热力量的《手拉手》的另一面也随之浮现在脑海中。
1996年8月，地点是首尔（汉城）地方法院。在当时金泳三总统的新政策下，法院以军事政变以及与之有关的光州事件、军事叛乱加内乱罪等罪名，分别对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同时对两个曾是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人物处以重刑的事例不仅震惊了日本，也震惊了中国。都说“韩国人不可思议”。据说更令日本人不可思议的是审判席上两位前总统手拉手的场面。
细心的日本人没有忘记，两人手拉手的场面在1988年2月卢总统的就职仪式上也曾有过。
那是在首尔（汉城）国会议事堂的庭院里举行的就职仪式上出现的事。仪式结束后，卢总统与退位的全总统一起站起来退场时，两个人紧紧地手拉手。有趣的是这样手拉手的就职最终却变成手拉手的判决。
“为什么男人之间会牵手？”
对于男人，而且还是国家总统之间的牵手，日本人始终无法理解。看到电视上两人牵着手接受判决的场面，我身边的日本朋友说：“两个人是同性恋吗？为什么男人之间还那样多情地拉手？奇怪！”听到这么有趣的提问，我不禁拍手大笑。
对日本人来说，这确实是奇怪的场景。假如在日本的首相就职仪式上，小渊惠三首相与前任首相手拉手的话，那么整个日本列岛都会闹翻天。不，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压根儿就没有。因为在日本，同性之间尤其是男人之间绝对没有牵手的事，除非是同性恋者。
在日本，女孩子之间手拉手走路的样子也不多见。我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也只见过两次；并且两次都大为吃惊。她们是日本女孩吗？会不会是韩国或中国的留学生呢？但是走近后，从她们说的日语判断，她们无疑是日本女孩。
在韩国，到处都可以见到女孩子拉着手逛街的样子。在大学校园里，不用说女学生，就连男学生之间也经常拉着手走路。
家人之间也经常拉着手一起散步。日本人看到韩国的妇女拉着高中生儿子的手，还以为是富婆有外遇呢。因为在日本，那么大的儿子与妈妈拉着手走路的事绝对没有。
中国的情况也和韩国差不多。女孩子之间手拉手走路的样子也是大街或校园的风景之一。男孩子之间如果关系亲密，也可以看到他们拉着手或搭着肩走路的样子，但程度不及韩国。
看到北京大学校园里男孩子手拉手走路的样子，一位英国的留学生曾对电台记者坦白说：“尽管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大学里的同性恋者好像相当多。真的让我很吃惊。”结果惹得记者哭笑不得。
这些都是外国人因为不了解他国人行为举止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而闹出的笑话。
虽然同属东亚文化圈，但至今日本人仍然很难理解韩国人的文化。
在韩国，如果是朋友关系，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你我之分。朋友之间不但在心理上有着不分你我的至近距离，在行为上也达到了非表现这种亲近心理不可的程度。
因此彼此总是很亲热的“亲中无别”的表现，就是朋友之间手拉着手或搭着肩。最能衡量韩国人亲密度的行为是，在朋友家里，别说卧室，就连厨房里的冰箱也可以随便打开，而且可以不经朋友许可随意拿出饮料来喝。
好朋友之间，不仅毫不计较礼节，就连吃剩的方便面汤也可以一起喝，钱也可以不分你我地共用。
不同的人情文化
与韩国人的“亲中无别”相比，日本人是“亲中有别”。无论多么亲密的朋友，相互之间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礼节。不用说朋友之间，即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总是说“谢谢”。而且越是亲密的关系，彼此间就越容易变得谨慎，因此日本人节制行为举止，并不像韩国人那样表现得过于亲密。所以日本人将牵手或搭肩等同性之间的行为理所当然地看做是同性恋之间的行为表现。在日本，男性之间牵手只会成为笑料。
中国人与韩国人的人情世界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在中国也经常可以见到韩国式的“手拉手”现象。
文化差异导致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关键在于对待他国文化时要有一定的雅量，不能拿自己国家的文化来衡量一切。
东亚国家的人对日本人脱鞋的样子难以理解。通常，日本人回家一进门，脱鞋以后不是直接进屋，而是转过身子把鞋尖朝门的方向放好后再进屋。
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留学生、商人、派驻记者经常讨论日本人这一奇特的习惯。中国人或韩国人都是脱了鞋直接进屋，那样出门的时候也方便，干吗非得转过身把鞋朝门放呢？不太麻烦吗？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在不同的文化“手拉手”走向世界化的今天，时代需要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
5兔子、乌龟、猴子
太过消极的龟步
人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民俗学者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个故事不仅在东方，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广为流传。
每次想起这个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我都觉得它是对东方三国的比喻，因为这正是中国和日本面貌的体现，韩国的面貌不用说也体现在其中。
在兔子和乌龟的故事中，我从快速的兔子身上看到了日本的样子，而从慢步的乌龟身上读出了中国的影子。如果把这个有名的故事的舞台搬到东亚，不知为什么，我想兔子应该是日本的象征，乌龟则应该是中国的象征。
西方一学者把日本和中国的差异象征性地比喻为兔子和乌龟的差异。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他说：
如果用图表来表示日中两国在过去4个世纪对近代西方所做出的反应，日本的曲线会比中国的曲线有明显的弧度。
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历史转折期，仍没有完全实现政治统一的日本，由于外国征服者的入侵而处于被迫统一政治的危险之中。1565年到1571年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征服，1624年荷兰对中国台湾的侵略，预示着他们的征服之手不久将伸到日本。
然而，置身于广阔的亚欧大陆的中国并没有对当时西方海盗的入侵感到太恐惧。当时中国担心的是来自欧亚内陆的侵略，但这种大陆内部的危险在17世纪中期强盛的明朝被野蛮的满族取代以后的200年内没有出现过。
从外国舰队出现在日本海上开始，不到15年的时间内，日本人不仅推翻了对混乱局面束手无策的德川政府，而且建立了一个能自上而下在全国推进西洋化运动的新政府和新体制。消极的中国人为此却经历了长达118年的时间。
是幸运还是不幸？日本比中国和韩国先一步吸收了西方文明，而它首先实现西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形的缘故。
大陆、半岛、列岛的最大差异在于海。大陆只有一面是海，半岛三面是海，相比这下，岛国则四面八方都是海。这种地形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不必再赘述了。
岛国日本，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侵略，无论愿意或不愿意，无论态度积极或消极，都只能接受而别无选择。
而朝鲜半岛的南面和东面被日本围绕，北面和西面隔着中国大陆，所以不经过日本和中国也就无法接触西方文明。假如朝鲜先于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话，就不会被日本合并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么东方近代史就会完全改写了。众所周知，大陆型文化是对外来文化吸收缓慢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下面来看一下体现大陆型文化、海洋型文化和半岛型文化差异的历史事实。
1592年，丰臣秀吉第一次入侵朝鲜时，曾与援助朝鲜的明朝军队作战。但最终以强大闻名的明朝军队却完全败于日军的步枪下。其决定性因素正是来自近代西方的步枪的威力。
日本人初次接触步枪是在1542年。当时葡萄牙旅行家滨特在岛上向当地日本人传授步枪制作法。而日本国内的第一次步枪战发生在1575年，也就是在步枪传入日本33年后。1578年，仅大阪就有8 000余支步枪，40年后，步枪在日本得到了普及。
殿前发炮岂有此理？
步枪传入中国是从1514年葡萄牙商人进入广东省屯门开始的，比日本早28年。尽管如此，1592年明朝军队在朝鲜与日军交战时，并没有步枪部队。明朝军方洋枪队的产生是在其军队被日军的步枪消灭之后的事。
1635年日本贸易清单中记录有11 696发枪弹，这时枪弹已成为日本出口海外的主要商品。从日本有了步枪时起，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日本变成了弹药的出口国。步枪进入朝鲜是在朝先祖初年，但宰相柳成龙指挥下的试验发炮却引起了一场御前放炮之争。“在御殿前放步枪不成道理”，以朴东贤为首的岭南儒生们上书先祖极力反对此事。
朴东贤还直接在先祖面前指责宰相柳成龙这种殿前放炮的行为有失体统。最终柳成龙也只能承认朴东贤是正确的。如此急需的新式武器却因朝鲜人“合理”、“非理”的传统价值观而没有得到及时的引进。
快跑的兔子——日本，慢步的乌龟——中国。如果一定要将韩国比做某种动物的话，我想应该是善于察言观色、既不快也不慢的猴子合适些。虽然用猴子来比喻韩国人也许太失礼，但无论如何韩国人确实与善于察言观色的猴子有许多相似之处。
猴子脚步与韩国人
韩国学者李御宁在其名著《土地与狂风——这就是韩国人》一书中曾指责说：“比起逻辑的分析，更注重眼色，这正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壬辰倭乱”时到日本刺探情报的韩国使臣，在日本的半年时间里，所做的只是观察丰臣秀吉的眼色，通过他的眼神来判定日本是否要侵略韩国。对于最需要逻辑性和科学性研讨的战争策略，大概也只有通过察言观色来分析断定。
通过对最先接触西方文明的群体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日本主要是医生通过与荷兰人交往而接触了西方文明；中国是天文学者最先接触了外国文化并学会了英语；但是在韩国，则是翻译官或外国人的仆人起了充当近代文化窗口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是始于抽象的“天空”，日本是始于实际的“人体”，那么韩国一开始就是始于对两边察言观色或翻译或传话的“眼神”。
大陆的价值观是注重抽象和意识形态的。岛国的价值观则是重视实物和工具的利用。而韩国的价值观是既倾向于中国又顾及到日本，属于在大陆与列岛的间隙里既不过于愚蠢也不过于精明的眼神文化。这应该是从地理政治学的特色中产生的文化。
东亚的三个国家，兔子、乌龟、猴子……直到今天，其特征仍旧是原来的模样。
对此，汤因比曾这样评价过：
20世纪后半期，日本兔子和中国乌龟几乎同时面临了新的命运。日本被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军事占领，而中国则由于革命从无政府状态转入共产主义政权的铁拳控制中。
自4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从不幸的“老么”出发，以电光火石般的速度突飞猛进，最终重新摘取了兔子的桂冠，而中国又发扬了乌龟的传统，在近30年时间里一边进行观念斗争，一边迈着稳定自在的龟步一路走来，直到80年代，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窘境而开始发展，虽然是迟到的始发，但对大陆来说也是难得的进步了。
韩国虽然不如日本这只兔子跑得快，但也是一边喊着“快快地”，一边用比龟步快的猴步跑着紧追日本。
三国的文化类型本身造就了今天三国奔跑的模样。如果说今天三国的面貌中有相同点，那就是谁都想跑得更快。
6虚构出来的三国形象
虚构的外国意象
在广岛市有一个叫“东亚论坛”的国际交流团体，这是1998年11月由我和我的“书迷协会”的主要成员组成的，它是以中日韩三国民间国际交流为宗旨的团体，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其实不只是东亚人，对东亚文化感兴趣的西方留学生朋友也常常来参与我们的聚会。
在一次例会上，法国留学生F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F说，在法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人们想象中的日本人往往带有虚构的色彩。
西方人的日本观或日本论纯粹是他们虚构出来的日本观或日本论，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无法全面正确地了解日本。
听了F的话，我的视线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东亚三国。虽然这种说法合乎情理，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惊奇，因为在代表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也有类似的现象，人们看到的对方同样也带有虚构的色彩。
也就是说三国人将某种虚构的形象视为真实，容易掉进虚构的幻想之中，按自己固有的观念来理解，所以无法看清异国真实的一面。这种虚构的形象成为理解彼此文化的绊脚石，阻碍了双方的友好交流和相互理解。
对于西方人的虚构，因为相隔千里，这还有情可原，但是假如连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和韩国也陷入对日本的虚构幻想中的话，那就太遗憾了。同样，日本人在看韩国和中国、韩国人在看中国、中国人在看韩国时，也存在着西方人看日本时隔着的那层虚无缥缈的面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层面纱吧。
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如何？
那么，日本人和韩国人眼中的中国又如何呢？万里长城、天安门、长江、黄河还有汉字、孔子、孟子、毛泽东、56个民族、西藏问题，还有随地吐痰、随便骂人、不讲卫生等等，这些灿烂的中华文明与现实的距离又有多远？
韩国又是怎样的形象呢？半岛、无穷花、三八线、景福宫还有李承晚、朴正熙、金大中、足球、花纹衫以及大嗓门和不注意形象等，也是正面因素和反面因素的结合体。
那么提起日本会是怎么样呢？许许多多的画面像电影胶片一样首尾相连，鱼贯而出：富士山、樱花、太阳旗、歌舞伎演员、相扑、菊与刀、丰饶与微笑、丰臣秀吉、昭和天皇、三岛由纪夫、自杀、汽车、索尼、亲切、侵略者、军国主义、从军慰安妇、狡猾的坏蛋、倭寇、鬼子等等，这些与中国有一定差异且更为丰富多样的形象就是日本的象征。
在这里，我主要想谈一下韩国和中国对日本的看法。
开门见山地说，至今韩国对日本的看法十分复杂。大韩民国成立后，曾经在韩国进行了彻底的反日教育，韩国人认为日本人和北方朝鲜游击队是世界上最狡猾、最凶恶的人。
说得再极端一点，就连日本人颤颤巍巍走路的姿势以及点头哈腰的样子都让韩国人觉得特别讨厌。
这种浓厚的反日情绪酝酿出韩国人“克日”、“胜日”即战胜日本的思想。
韩国人把日本视为一个假想敌国，他们一边高喊着“一定要赶上日本”的口号，一边穷追不舍，但还是没有超过日本。
为什么呢？因为韩国人对日本缺乏了解，也就是说，这种扭曲的日本观使韩国人无法正确地看待日本。
因为一味地蔑视日本、憎恶日本，所以只是热衷于批判日本。韩国人从憎恶日本和对其破口大骂中感到某种快感，并聊以自慰地生活至今。韩国政府也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日本，动辄就歪曲日本，这如何能让国民真正理解日本呢？
现在有些韩国人认为日本人与自己很相似，所以不自觉地就陷入了自己很了解日本的美好错觉里。这种错觉是韩国人全面认识日本的绊脚石。
最可怕的就是带着偏见任由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认识和理解别的国家，完全不理会对方的立场。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判断他国，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要打破固有观念
中国人也拥有和韩国人类似的日本观。一方面承认日本是经济、技术、文化大国，喜欢用日本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却端着大国的架子，把日本当做一个小国来轻视。
在我小时候，中国电影大多以抗日战争为主要内容，影片中的日本人都留着小胡子，时不时地大喊“八格牙路”，那时我觉得日本人就该是那个样子。现在，我来日本已经十年了，但日本人的那副模样至今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就是从这种滑稽的日本兵的形象开始并固定下来的。我念高中时，有一次，一个没留小胡子的日本人来访问我们学校，那时我惊奇地发现，原来日本人并不都是我想象中那样的。
但如果这种扭曲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定型的话，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了。因为这样就很难准确地了解对方。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女士撰写的日本人论名著《菊与刀》，是一部全面了解日本的好作品，其实作者并没有来过日本，也没在日本生活过，只是试图通过文献资料来了解日本，所以作品中的观点和日本的实际情况多少有一些差异。
我在这里指出本尼迪克特女士局限性的目的，只是要表明自己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在他国生活的经历的话，是无法准确地了解该国文化的。
不管怎么说，资料和间接的见闻还是有局限性的。
如果我们透过带有局限性的见闻和理解去推测、揣摩对方，那就难免会产生某种扭曲的形象。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通讯信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如今，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海外旅游，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体验他国文化。
只有摒除成见，才能够揭开对方虚无缥缈的面纱。
只有抛开虚构出来的形象，才能够真正理解异域文化。
7摔跤与相扑
始自大陆的相扑运动
相扑是反映日本人民族精神的运动，所以日本人在传统体育项目中只将相扑命名为国技。
虽然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但是很多中国人和韩国人第一次看到相扑比赛时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像拔掉了毛的大猪一样的物体晃晃悠悠的样子真是丑不可观。但随后渐渐领悟到了相扑的妙趣，大多变成了相扑迷。我自己对相扑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现在相扑已经成了我喜欢的仅次于足球的体育运动。
中日建交的第二年即1973年，日本的相扑团初次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相扑由此与歌舞伎一起作为日本文化的两大典型开始被中国人接受。
相扑在中韩两国称为“摔跤”，摔跤早在中国体育项目中衰退了，在韩国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趣的是，奈良时代开始的相扑在日本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国技。这也能给我们一些文化方面的启迪。
现在，在中国的汉族中，摔跤并不是特别流行的运动，只有在少数民族中，它才延续命脉。在蒙古族中，蒙古式摔跤至今仍然很普及。据历史记载，蒙古式摔跤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发展为相扑。
但是现在的蒙古式摔跤与相扑有很大不同。它没有日本相扑的道俵礼节，摔跤的人还穿着靴子和裤子。虽然比赛之前也有象征性的仪式，但与日本的仪式明显不同。
事实上，日语“相扑”也源于汉语。据记载，秦朝较量力气的比赛叫角抵，6世纪前后梁代时称“相扑”。周代，角抵飞速发展为士兵的一种运动项目；《史记》中记载，秦朝时宫中已有相扑；《史记》还描述了唐朝相扑的激烈场面：在两边鸣鼓的热烈气氛中，选手们赤着上半身登场并展开一场激斗；宋代在民间也有“瓦肆相扑者”；《水浒传》中的摔跤名家燕青曾用妙技摔倒巨汉李逵。明清的其他小说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摔跤士。
进入现代以来，摔跤反而演化为京剧的一种表演动作，在汉族中渐渐不受人注意，而在少数民族中延续下去。
据传摔跤传入韩国在4世纪前后。高句丽古坟壁画中的摔跤场面和文献资料显示，摔跤从三国时开始兴盛起来。由此不难推测，从蒙古传入朝鲜半岛的摔跤在8世纪奈良时代传入日本。
比较三国的摔跤，如果把韩国和中国的摔跤看做是实用的武艺的较量，那么日本的相扑则更接近于一种艺术体育技能。它弱化了原来的实用性，而加之以日式艺术和美感，使其能在相扑舞台上登场亮相。
比赛开始之前的仪式就已足够使赛场活跃起来。相扑的胜负并不在于摔而在于推。虽然柔道等体育项目的妙趣几乎在“摔”上，但相扑的胜负则在于两只脚，更确切地说是除两只脚掌之外的其他任何身体部位触地都会成为“贴地”，从而决出胜负。相扑的比赛方法，不像韩国天下壮士摔跤大赛的方式，而是分为东西两大阵营，所有的选手进行15天的循环赛，比赛顺序由胜率决定。
中国和韩国的赛场与决定胜负方式大致一样。在这两个国家，选手即使出了比赛场地仍然不能决出胜负，这时裁判暂时中断比赛，让选手回到圆圈内重新开始。但在相扑中，把对方推到外面或摔倒对方都算取胜。我认为这种“推”的胜负方式集中体现了日本人的国民性。
其原因正是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成为团队之外的人对于日本人而言无异于是失败者。因此，日本人不想被挤出团队，甚至把誓死服从团队、压制个性视为美德。
大陆和半岛土地辽阔，有无限宽广的空间，所以可以脱身到别的地方。因此，比起岛国的日本人，大陆人和半岛人则更多地重视和发扬个性，为个人利益而无视团队利益的事也有。这就是“团队文化”和“个人文化”的差异，也即岛国文化与大陆、半岛文化的差异。
中国、韩国的摔跤是三局两胜或五局三胜，可以说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胜负，而日本则是一决胜负。一局输了也就完了。这样虽然时间太短有点可惜，但是体现了日本的胜负哲学：生死不过一次而已。
日本是岛国，总是处于四面入侵的忧患之中，而对这种危机的过度紧张，也就使得日本人不像无限宽广的大陆和半岛上的人那样心胸开阔。对此，日本人亦自称为“岛国劣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