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西安，去武汉同样是要上汪精卫的断送台，中途逃跑是唯一的出路；爬上运煤车死里逃生，找到了党组织后又奉命回到西安搞“兵运”举行“渭华起义”，陕东高原上第一支工农武装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胜利诞生；两个月后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火种在西北大地已成燎原之势。
1927年6月17日，冯玉祥瞒着总政治部，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决心反共。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又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召开了“郑州会议”，促进汪、蒋合流。紧接着，冯玉祥就开始在军队和地方进行“清党”。他以“集训”的名义，解除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武装，并将其全部关押在河南开封管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个地进行审查。同时，将其中有名有姓的32名共产党员另行看管，刘志丹也名列其中。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就要“查明枪决”！
但是刘志丹等人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经过几天的威逼利诱之后，冯玉祥见没有什么效果，就决定将这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于是在7月中旬，就下令将这32个人押上了一节开往武汉的铁闷罐子火车厢，准备在武汉“解决”这32个人。冯玉祥已经悄悄地向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拍了一封密电：“共党过境，请即捕杀。”而在同一天，武汉的汪精卫也向郑州拍来了一封同样的电报——双方都想用对方的屠刀杀害共产党人。
可是到了郑州火车站，押送刘志丹他们的这节车厢就被甩了下来，在车站上停了一天一夜。车门紧闭，还加了锁，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到了第二天，才上来一帮军警，把刘志丹他们的臂章符号给摘了下来，然后又锁上车门，将这节铁闷罐子火车厢挂到一列普通的货车上，按照冯玉祥的命令准备开往武汉，将这32个人驱逐出境，由武汉汪精卫政府“解决”。
这列火车到了驻马店，煤烧完了，大家就被赶下来推车。刘志丹和同志们就一边推车，一边高声唱着《国际歌》，向敌人示威。晚上，火车到了武胜关，这节车厢又被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时，敌人对他们的警戒也放松了一些，看管的人员少了，车厢门也不是长期紧锁着，有时竟然开着门。刘志丹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逃跑的好机会，如果真的被拉到了武汉，那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他们就趁着押解人员交接的机会，在一片忙乱之中，打伤了刚刚上车的军警，并且缴了他们的枪，然后一起跳下火车逃跑了。逃出车站后，他们步行到了东篁店，这时，刚好有一列运煤的火车停在这里，他们一看是开往武汉的，就爬上了这列开往武汉的火车，藏在煤堆里，决定到武汉去找党的组织。
刘志丹他们终于死里逃生来到了武汉。这时，他们看到了河南、陕西等地的报纸上，都登载着冯玉祥亲笔签署的捉拿刘志丹等32人的通缉令。这一次经历，让刘志丹第一次认识到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
谁知到了武汉后，他们才知道，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已经叛变了，也在“清党”。就在他们刚刚到达武汉前的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发表了反共宣言，宣布和共产党决裂，武汉的革命形势一下子也变得严峻起来，共产党的组织都转入了地下。刘志丹他们就四处打听，最后通过一些地下关系，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这32个人中的大部分同志被派往苏联学习，还有一部分随着恽代英那些人，前往江西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因为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就被党组织留在了武汉，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后来又转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工作。
在此期间，刘志丹与武汉市委书记罗章龙多有接触，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讨论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开展党的工作等问题，让刘志丹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1927年冬，刘志丹离开湖北前往陕西工作时，临行之前，罗章龙还赠诗一首：
极目九天烽火惊，川原四塞渭河横。
七盘鸟道通天府，百二雄关壮帝京。
紫气东临延策士，凿空西句启先行，
而今四海纷争亟，可有男儿意不平。
刘志丹大难不死，从西安到武汉兜了一圈后，终于又回到了他的家乡陕西。和党组织接上头之后，刘志丹就被安排在中共陕西省委担任交通工作，往返于上海、河南和陕西之间，进行革命联络工作。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并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议案，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会后，中共陕西省委积极布置准备“渭华起义”和各地的武装暴动。
1928年1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潘自力为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并具体划分了陕西各地的暴动区域。通告强调武装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指示国民党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积极准备起义。许权中的第三旅在建制上虽然已接受西北军阀李虎臣的收编，实际上还是由我党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
为了加强对许权中旅起义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就派唐澍、刘志丹、谢子长、廉益民和吴浩然等同志来到许权中旅，进行“兵运”工作。
什么是“兵运”工作呢？
原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就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也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通过积极的引导，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倒戈和哗变，以此来“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来“借水养鱼”，以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实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所以，“兵运”工作，就是我党派出党员干部，打入国民党的军队中，通过联络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
当时，西北地区正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军阀横行，土匪蜂起，地方武装林立，“司令”如毛，号令不一，是争取起义、倒戈和哗变、“借水养鱼”的最佳选择地之一。根据这一特殊形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西北军阀李虎臣新编第三旅许权中旅开展兵运工作，选择适当的时机举行起义和暴动。
也许有人会问，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什么偏偏选择许权中旅作为兵运的对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旅长许权中是中共党员，而许旅又是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基础组建的。在全旅1200多人中，就有160多名共产党员，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武装力量，搞策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一批党员秘密打入许旅后，很快被委以重任。其中刘志丹任许旅参谋部主任，唐澍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副营长兼政治教导员。他们心照不宣，互通情报，秘密地在许旅建立起了党组织，并积极吸收革命的积极分子，按照省委指示，紧张地做好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志丹还在旅党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决定由旅党委选派部队中政治可靠、觉悟高、精明能干的干部和党、团员，组成工作组，到许旅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农村，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培训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扩大革命影响。旅党委会通过讨论，决定落实上级指示精神，组建了工作组，并由刘志丹同志率领深入农村开展工作。
接受任务后，刘志丹立即带领工作组的同志到农村去。为了便于工作和掌握情况，他们分别化装为补锅的、磨菜刀和剪子的、收买破铜烂铁的，走街串巷，访贫问苦。到了地方后，刘志丹带头给群众挑水、劈柴、烧锅、扫地，并和他们拉家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群众和工作组成员之间的感情加深了，并且提高了认识，知道了许权中旅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打天下的队伍。群众开始向工作组的同志控诉地主、豪绅、民团和土匪剥削、欺压、坑害贫苦农民的罪行，这大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打消了群众的思想顾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
刘志丹耐心地告诉群众，劳苦人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只要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愁打不倒少数的地主豪绅。这些浅显的道理，群众一听就懂，思想觉悟很快得到提高。从此，长期压在群众心头的乌云被驱散了，革命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在长期的接触了解中，刘志丹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和信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刘志丹清秀英俊，精明稳健，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他当时虽然只有25岁，但知识面很广，很有才华，同志们和乡亲们都喜欢他，崇敬他，都很爱听他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很快，在商洛东北方向许旅驻地周围，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的分会、总会，并分别建立了赤卫队。千百年来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了，到处是笑声、歌声、锣鼓声。
接着，农民协会在鸡头关处决了恶霸吕能俭、吕贤选（民团团长）等人，在马家坪处决了地主豪绅陈东昌、陈荣昌、陈衡胜，将没收来的财产、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1928年3月28日，许权中同志收到了中共中央给他的来信。在这封“给权中同志的信”中，党中央明确指示他立即率部“开赴豫西，帮助河南农民暴动”。于是，许权中同志亲自带一个连和手枪队部分人员，以“围剿”为名，护送刘志丹和工作组到豫西开辟革命根据地。不久，陕西省委就决定在渭（南）华（县）地区举行“渭华起义”，这时刘志丹又奉命返回原部队，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就在这时，渭（南）华（县）地区“宣化事件”的出现，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