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钱庄是借贷危机发生的直接推手，但是就这个推手可以在中国全面引爆吗？答案是显然不够，还有其他诸多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机构就一直将民营企业当作私生子看待，长期的“虐待”造成了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营养不良。而当金融机构也存在问题时，民营企业面临的恐怕就是“断奶”。
吹响“国进民退”的集结号
3年前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警报声传到中国后，变成了国企的高歌声，国有企业沉浸在一片高歌猛进之中。
2009年，是国企的盛宴，也是国企的盛年，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下借着美国次贷危机的“东风”一路狂飙突进。
站在2011年的今天，大家想必仍然没有忘记之前的那一幕幕，我们来回顾一下：
煤炭行业：浙江的民间资本被全部逐出山西煤炭行业；
钢铁行业：亏损10余亿元的山东钢铁（国企）吞并约有18亿元盈利的日照钢铁（民企）；
食品行业：中粮集团与厚朴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入股蒙牛乳业；
航空业：民营资本几乎面临全军覆没，由于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元债务，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2010年年初申请破产。
公路建筑行业：2010年以来，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域都相继宣布，高速公路建设放弃之前“经营性公路”的投融资模式，转而全部改为政府“收费还贷型”公路，这意味着民营资本将全部被排斥出局。
房地产业：2010年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6月30日，中化集团旗下方兴地产以40.6亿元竞得“广渠路15号”地块，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元，成为北京招拍制度以来的地王。
国企先声夺人、民企在各个行业中节节败退。
很多人对于国进民退的概念不甚了解，我们就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国进民退。
对于国进民退的概念，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广义上讲，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
其实，这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发生国进民退了。
自1981年之后的首轮宏观调控（当时叫治理整顿）以来，将近3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宏观调控和经济低迷，都伴随有“国进民退”现象的发生。
如1981年整顿投机倒把中“温州八大王”被通缉，造成私营企业主人心惶惶；
1996年的宏观调控中类似巨人、三株、秦池、南德、亚细亚等不规范民企纷纷倒掉；
2004年的银行惜贷、监管加强，也让许多民企纷纷坍塌，江苏铁本被当作盲目投资的典型，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科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顺驰、托普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其中，铁本的戴国芳、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科尔系顾雏军都身陷囹圄。
2009年后，“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对于“国进民退”的忧虑正在商界、学界悄然蔓延。在举国应对经济下滑的氛围中，在4万亿元投资大计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光环下，这种声音并不十分悦耳，很多民众、学者对于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进行了质疑，批评声也不绝于耳。
在这里，我引用一些企业老总、学者的话：
“我们在某家银行的信贷记录上很好，是大大的良民，却贷不到款。经济危机来了，国有企业是稳定了，民营企业恰恰相反。”（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语）“危机来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是可以的，但长期来看，是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现在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钱进’。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现象，感觉非常不好。”（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语）
“国电在做硅材料，华能和大唐也想进入风机，如果他们建立了制造能力，我们（民营企业）报价再低也不会要我的，国内能源市场的开放就永远不可能了，那将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垄断。”（某光伏企业负责人语）
“国家4万亿元投资，今年一季度银行又放出4万多亿元的贷款，看着轰轰烈烈，却大都给了国有大项目，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某民营企业老板语）
“此次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占比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其中居首位的是铁路建设投资，这是否会强化铁路部门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格局？”（某学者语）
2008年以来的“国进民退”为何如此严重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的情况，由于国有经济当时所占比重还比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当年，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的话说，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
这种在经济布局上顺势而为的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体制基础。
10年之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让1998年来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果出现倒退，使得各种经济资源再次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企业界感受到的都是“国进民退”的格局。
根据《中国企业家》的调查结果，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
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成为这场国进民退的催化剂。
首先，我们来看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影响。
通过仔细研读中国政府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除了可被视为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面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体并购重组计划。
例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
船舶工业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
钢铁产业振兴规划里，更是将“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这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
回顾新千年来中国政府颁布的五年规划和诸多产业政策，这种“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的态度是极为罕见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是银行贷款投向的指挥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将使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企集中，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恐怕很难有长大的未来。
其次，是一份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
中国的金融体制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优待国有企业，犹如母亲对于亲生儿子一般，而民企无疑就是继子。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优待更加明显。
2008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加以限制，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受到金融收缩的影响最显著。
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开始实行宽松信贷政策。
2009年第一季度，贷款规模高达4万多亿元，但是绝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大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中小企业依然感受不到“阳光雨露”，信贷十分困难。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引起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于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里的改革可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客观的外部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幸免于外。但国企由于出身优势，可以比民营企业更便利地获得国家资金救助。
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当到位，“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经济学家的“辟谣”不值一驳
每当地震发生的前兆，地震专家通常都会出来辟谣。在中国的经济界，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当然中国经济出现重大事况的时刻，经济学家也会出来“辟谣”，不过，他们的辟谣方式跟地震专家不同。
地震专家每次只会说：不会，绝对不会发生地震。或者说，至于地震的级数多少要等地震发生后才能得知。而经济学家却极尽所能掩盖事实的真相，让人们相信他们说的就是真理。这样，很多不懂经济的民众就会被欺骗、被愚弄。
对于“国进民退”这样一个大事件，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就该出来“辟谣”了。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各个行业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进行了极力否认。当然，他们也拿出了所谓的统计数据来说明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他们所谓的统计数据是什么？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同比增长17.7%，而非国有企业增长18.0%，私营企业增长20.8%。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此外，工业中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则相应提高。其中，私营经济的单位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由2005年的45.6%、19%、12.4%、14.3%和24.5%，分别提高到2009年的58.9%、29.6%、18.5%、28%和33.7%。统计还显示，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民间投资占中国城镇投资比重首次超过50%。
我对于这些所谓的统计数据，姑且不论这些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其准确性是否可信，也不论经济学家反复拿这些数据出来辟谣，不过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如此兴师动众，说明国进民退已是非议如潮，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
下面，我就通过数据来反驳。
第一，对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的数据。
非国有企业增长18.0%或私营企业增长20.8%大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同比增长17.7%。这样的数据能证明民营企业没有受到国进民退的影响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基数本来就比民营企业大了不止十倍、百倍。
假如民营企业资产是100元，增长率是30%，赚了30元，那么总资产是130元。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是1000元，增长率是10%，很显然，国企的增长率远远不如民营企业吧，但是它年赚了100元，总资产一年后是1100元。
1100远远大于130元，差距是980元。
假如增长率一样，再一年以后：
民营企业的总资产=130+130×30%=169（元）
国有企业的总资产=1100+1100×10%=1210（元）
1210仍远远大于169元，差距变大，变成了1041元。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民营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差距一直是在扩大，通过国企的年增长率不如民企来分析得出中国没有“国进民退”显然是很可笑的。
第二，数据说私营经济的单位数量2005年的45.6%变成了2009年的58.9%。看似民营企业的数量在增加，并且这个数量已经大于国有企业。可是这个数量比在经济学上一点意义也没有。
假如国企的数量是10，每家企业的资产是1000，那么总资产是10000.
而民企的数量是90，每家企业的资产是100，那么总资产是9000.
虽然民企的数量远远大于国企，但是总资产仍然小于国企。
衡量两个因素的比较，需要看质量。
第三，数据说私营经济的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由2005年的19%、12.4%、14.3%，分别提高到2009年的29.6%、18.5%、28%。这个数据不值得反驳，同上。因为除了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经济学家怎么又不敢拿出来呢？看似民企在不断增长，其实差距落得更大。
第四，数据说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大于国企。这个不是证明中国没有“国进民退”的理由，国企的薪水、福利待遇等又岂是民营企业可以比拟的。
其他的不作一一驳斥。央企资产扩张得如此厉害，从2002年的7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元，还说没有国进民退。
以史为鉴，“国进民退”的危害和教训回顾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在“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中国四川地区推行铁路国有化，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
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我们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
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受到不平等待遇。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
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这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
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或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4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去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借鉴中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针对2008年以来的“国进民退”趋势，中国政府应该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悬崖边，民企如何拯救自己
很多民企业主可能都在想，在这场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国进民退中，应该做些什么。
其实，首先我想对民营企业主说的是，国进民退肯定不是中央的政策，理论上决策层应该还是明白中国经济发展30年的基本路径，国进民退并不符合中央的既定精神。所以如果决策层能对国进民退现象明确表态，加强对国企包括国资委的约束，那么对现在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的市场化逆流会是一种纠正。
中国政府的本意并不是要把民营企业都逐出市场，其实，2010年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很多鼓励或者支持中小企业的一些政策，不过这些政策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其原因就是这些经济政策很多是以政府文件形式公布的，缺乏必要的磋商和配套措施，这些政府文件往往流于形式，实际运行中容易被架空。
比如说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还有很多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的红头文件，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
在国进民退的环境下，有很多民营企业为了寻找生存的环境跟空间，会选择去跟国有企业合作，来挂上国有的帽子。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短视的做法，当然这也是一种投机性的做法，其中可能有很复杂的利益交换机制。
总的来说，我认为民营企业家应该要明白的是，挂上红帽子未必保险，也肯定不是免费的。把红帽子挂上容易，摘下来又要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和代价呢？
民营企业要想拯救自己，还得靠企业本身的努力。
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不要害怕政策打压，应该主动融入公众生活当中来，通过公共层面的、政策层面的辩论、政策倡导，跟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一起推动市场经济空间的扩展，在这个扩展进程当中可以积累起更多的财富。
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民营企业家们也有很多创新的空间，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是民营企业家创新能力推动的结果。虽然国企在很多垄断性领域、资源性领域占有很多垄断地位，但是通过创新，民营企业家依旧可以大有作为。
最后，很想鼓励民营企业家的是：国进民退虽然已经逼得民营企业到了悬崖边，但是长期来看，国进民退并不能持久，或走得太远。
原因是因为在很多领域，国企已经根本无力扩张。国企的扩张是通过其所掌握的额外资源来获得利益的，而这些额外的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比如钢铁、煤矿行业，如果背后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撑，其扩张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当中国政府客观上看到国进民退所带来的经济的衰退、企业效率的下降，我相信政府的决策层也会痛定思痛，停止这些错误做法，不然市场经济本身也会给这种不公平的做法还以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