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
及王翦灭赵，太子闻之惧，欲遣荆轲行，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荆轲乃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荆卿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江湖有恩仇，庙堂亦有恩仇。中国人孝父忠君是一体的，家仇国恨也是一体的。
残酷的政治使人心暴戾，宽容饶恕成了罕见的珍稀物品。
在《天涯》杂志上，曾读到一篇老同事孔见兄的文章，他从《农夫与蛇》这篇寓言说起，说到了人的悲悯是如何被非常逻辑地排除了。人要同情怜悯他人，必须先了解他值不值得同情与怜悯，投之以桃，方可报之以李；同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无条件的同情与怜悯则是愚蠢的。孔见兄大概是有感于“九一一”，才会想到这样的题目来做。“九一一”给世界提出了宗教的、人文的课题，是继续睚眦必报，冤冤相报，还是以德报怨，化解恩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有这个问题，普通老百姓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像我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饶恕是修正主义的，是不可饶恕的。中国人的暴戾之气一直得不到宗教式的舒解，古代如此，近现代也如此。中国的正统文化也讲“忠恕”，但历史学家、政治家会举出一千条理由让民众记住屈辱和仇恨，仁恕之心仅体现在枝节上。
樊於期为了复仇，不惜牺牲自我，他的行为，一直被史家肯定，也在民间得到充分认同。有仇报仇，有冤申冤，中国人被黑暗政治压迫得太久，积郁在心头的仇恨是那样的沉重，那样不能化解。所以，樊於期为报家仇，牺牲自己，被看成一种高尚的精神体现就不奇怪了。这样睚眦必报的人格，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值得认真的思考。
荆轲只是受到太子丹礼遇，或许可以推辞掉这个任务；樊於期自刎，用自己的头颅作为荆轲赴秦的礼品道具，荆轲不死已不可能了。樊於期以生命相托，荆轲必以死报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种抱着必死信念以赴危难的精神，一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就会被人们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