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穆皇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
赵主鉴使乐平王苞、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夜攻石闵、李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惧，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杀苞。
石鉴即位，对石闵倒是没有放松革命警惕，采取的策略也不算错，先抚后剿，先麻痹后下手，先封石闵为大将军，武德王，比原来的“武兴公”高了一个档次，而且把“兴”改成“德”，这些事都似乎考虑得很细致。
石闵和大司空李农在混乱中结成一派，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汉人这就不敢肯定了。当时石闵、李农集结在石遵的琨华殿，想来当时邺城一片混乱，石鉴决定浑水摸鱼，派石苞、李松等不打旗号，不亮牌照，夜攻琨华殿，结果没戏。石鉴也好玩，假装不知道这回事，把干脏活无果的石苞、李松等全部杀掉，准备来个死无对证。
在襄国，有石虎的另一个儿子石祗联络姚弋仲、蒲洪等，誓师共诛石闵、李农。在邺城之内，石苞、李松失手以后，“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紧接着，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帅羯士三千，亦欲诛闵、农。
石闵联合石鉴杀死石遵，这是标准的军事政变。此后，事态很显然地向民族对立的方向发展了，导因也可能是石闵的部队民族特性太明显，不管拥护石遵的还是拥护石鉴的，他们对这支杀入宫禁的汉人武装突然感觉到是一种种族威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羯人可能没有这样的说法，但一定有这样的共同心理。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一旦以种族划界，这个首要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石闵和他的敌人很快就意识到，原来以族划界是这么简单明了，对于对立双方的领袖来说，这种族群对立的好处是战争动员极易进行，不利之处就是没有战略意义上的“朋友”，谁都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对立的敌人。
面对众多的敌人，石闵作出了一个可能是必需的选择，那就是动员汉族民众参与战争来扭转自己势单力薄的不利局面。石闵下达《杀胡令》，解除汉人不能自由进出邺城的禁令，宣布“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
民族压迫积累的仇恨，恶劣政治积累的民怨，由《杀胡令》激发起来了。此令一出，“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由仓促自卫迅速演变成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事起猝然，但结果却是事在必然。石闵动员汉族民众对胡羯进行了空前的报复性屠杀，石虎十几个儿子，几十个孙子，除了他自己杀的，兄弟们相互杀的，剩下的最后全让石闵杀了。仅在邺城，被屠杀的胡人就有二十万人。在此后一两年间，石闵和胡羯联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争，通过战争石闵几乎把原汉人居住区的匈奴人和羯人杀害殆尽。羯人本是小族，人口并不多，遭此一劫，就此灭族。
石闵后来建国号为魏，恢复汉姓冉，我们得改叫他冉闵。冉闵的历史地位，也和好多历史人物一样，因为当下价值观和政治需要的变化，他们的地位也在变化，再次证明“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冉闵现在被称为民族英雄，起码在一些论坛上是这样认为的，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冉闵，汉民族就可能被胡羯灭绝了，中华民族也就没有今天了。纵观世界历史，确实有不少先进的文明被中断了，他们几乎都是被野蛮的民族灭绝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问题，民族之间也一样，文明遇见野蛮，也是有理说不清。不过“如果”和“假如”不能作为证据，如果没冉闵，胡羯是不是一定能灭杀江北江南的全部汉人，这个大可存疑。
一些人对冉闵的敬仰和崇拜，产生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他们对当下复杂的国际问题有些不耐烦，希望能有一种痛快的解决方式，冉闵的方式当然是一种痛快的方式。我不认为冉闵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在做石虎的干儿子的时候，民族意识民族自觉在哪里？他想取石氏而代之，也完全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思想，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与民族解放没有关系。他最后是在胡羯的包围之中，突然意识到“民族主义”可以救自己，非要说冉闵是长期潜伏在胡人内部，就等着机会解放汉人，证据似嫌不足。
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都是在被剥削和被压迫过程中产生的，被《杀胡令》动员起来的广大汉人民众有这个觉悟，冉闵本是“民族异己分子”，他是在利用他们。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谴责这场民族大屠杀，但是这次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历史定位不能再拔高了，虽然汉人是为了反抗胡人的奴役而对胡人进行杀戮，但不能作为“正当理由”延续到今天。
冉闵作为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不具备穿越历史的价值，不具备现代价值，那些成天叫喊“中美总有一战”、“中日总有一战”的人，最好再找另外一个榜样。
